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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运动史反思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几乎所有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或以此为标榜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遇到一个令他们感到十分痛苦的问题：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遗憾；革命是成功了，可建设的历程却曲曲折折。试以我国论，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条，以下援引宪法，不再一一注明）。那么，这个法律规定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是怎样的呢？在现实中的实际状况又如何呢？
先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民主”或民众的权利。第一，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及其与农民的联盟（还可加上知识分子），显然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占据了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既然绝大多数人民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那么，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肯定能够得到实现和保证。第二，我们还有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至少是可以团结的力量，或曰，至少是统治阶级的朋友，他们的权利当然也会得到保证。第三，真正被专政的，只是一小撮“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国外的不论，国内而言，这一小撮只占社会成员的极小比例。第四，我们还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保证。然而，现实情况呢？现实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农民阶级，并不具备足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很少具备统治阶级的什么特征。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成员如何？社会主义本身就处在探索之中，又以何种标准判别“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呢？
再看人民代表大会。理论的情况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举要按照普遍性、平等性的原则，直接和间接选举并用，秘密投票，代表差额产生。第三，国家其他机关，诸如“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诸如修宪、人事任免、审批计划预算、决定行政区域设置、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权力。以上简单列举足以使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众多特色和传统的大国，非此则不能全面体现人民意志。然而，现实情况呢？理论赋予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现实中真正兑现的到底有多少呢？
三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从理论的情况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堪称世界政治史上的辉煌创举：首先，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她的利益就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她的专政就代表了人民的专政。其次，其他党派不是反对党（发挥反作用），也不是在野党（不发挥作用），而是友党（发挥正作用）。第三，如果共产党自律尚不可靠，我们还有政协，他们具备足够的批评和建议权，用于对国家事务进行监督。可见，这种制度不仅从根本上克服了封建专制的弊端，而且绝妙地规避了为克服专制而设置的两党制、多党制等操作复杂、捉襟见肘、低效无能的缺点。然而，现实情况呢？作为友党的民主党派以及统一战线中的其他成员，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又有多大的发言权呢？我们的确是避免了多党制的缺憾，却未能有效克服多党制所能规避的一党制的缺憾。
四看经济制度。理论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9年修正案）首先，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其次，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第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修正案）第四，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第五，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样的经济制度，无疑，既可最大程度地消灭剥削、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充分发挥现代大生产方式的优势，又能充分兼顾当代历史特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发挥其他所有制形式的补充作用。总之，兼备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的共同优势。
可现实情况如何呢？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全面昭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与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也尚未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在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没有解决好如何兼备计划和市场两者优长的问题。公有制没活力，经营不力、效益低下、扭亏艰难，但却必须担当起主导力量的责任；私有制生机勃勃、经营有方，但身上却残留着侵蚀社会主义精神的“病毒”。到底我们该选择什么呢？
五看文化制度。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样的文化制度，既体现了人类发展要求的最高水平，又有利于建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民族精神风貌和精神素质，并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一方面支持和保障经济建设，另方面，这样的文化本身还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内容。
然而，现实中的义务教育日渐名不副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履维艰。各类社会主义公德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颇有萎靡之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却有甚嚣尘上之势。
六看公民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采用列举方式，用17个条文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也列举了相关义务：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规定的义务；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宗教等，公民具有信与不信、信这种和信那种、信此派和信彼派、随时随地信与不信等广泛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得非法逮捕、拘禁、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非法搜身；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并按程序进行检查外，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此，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受非法侵害而致损失后，还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休息的权利、退休保障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各色社会经济权利。公民还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婚姻、家庭、妇女、儿童、华侨、归侨等合法权利受国家保护。可见，我国公民享有现实、广泛且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并承担着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然而，现实的情况如何呢？我国公民的上述法定权利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少得到有效保证呢？看一看“山高皇帝远”出的农民吧！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百姓吧！
若单从理论的情况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制度啊！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该是多么地幸福啊！“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此语充分展现了孔子对理想制度的憧憬。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如此之好，何愁近者不悦、远者不来呢？可是，如果回到现实我们却很不情愿地发现：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遗憾。近者悦吗？远者来吗？
应当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反差是一种普遍现象，具有足够的现实合理性，否则，理想就不成其为理想、甚或改叫一个其他的称谓了。因此，值得困惑的并不在于反差的出现，而在于：一是反差偏大；二是上述反差应当不完全属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也即，以上被称为理想的东西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理想，而应是比理想更贴近现实的东西——社会目标。
由此，如果理想与现实出现反差情有可原，那么，社会目标与现实之间不但出现反差、而且出现那样大的反差，就很值得考究了。
以往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总会从历史施加给她们的任何陷阱和苦难中爬出来、站起来。因此我们坚信：我们的民族依然能够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我们同样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出消除反差的合理途径，又怎能求得今后的赶超式发展呢？
冷静客观地反思社会主义运动史，对解决上述问题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运用前面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此予以考察之后发现，150多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始终内蕴着一条线索——拉动。
第一节 拉动的萌芽——经典设想和遗产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着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本身的矛盾也变得空前激化起来，突出表现为先后爆发的（1825、1836和1847年）三次经济危机以及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面对这样的历史条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矛盾便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必然任务。
通过参加、总结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有深刻体会。也正是基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以及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超越，他们批判地继承前人文化的成果，创立并逐步完善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对旧世界的批判
我们看到，经典作家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经典作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刻揭露。在那里，马克思首次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对资本主义（资本占用他人的雇用劳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批判。
我们知道，西方古典经济学肯定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价值源泉，同时又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生活的最自然状态。由此，它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分离（“三分离”）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来研究三者的相互运动。政治经济学则由此研究了社会三大阶级（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工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地主）的经济活动规律。他们认为：工人付出劳动是创造财富，资本家利用资本来推动和组织劳动进行生产也是创造财富，由此，两个阶级分别赢得工资和“利润”都是正当的；唯有封建地主既无资本又无劳动，其地租收入属于掠夺，是不正当的。既然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从逻辑上讲，工人就有权利获得其劳动产品的全部；然而，现实却是工人陷入贫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9页）这个矛盾，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发现，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提出软弱无力、无法实现的主张——工人应当得到他全部的工资。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及其灭亡的命运，也描绘出未来美妙的社会蓝图，但最终也未能找到埋葬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和道路。
那么，症结在哪里呢？
马克思的高明伟大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问题不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恰恰在于这种规律所依据的前提——私有制。他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他们像神学家那样，“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9-40页）
由此出发，马克思运用“异化”学说，研究了人类异化以及作为其根源的劳动异化。他指出，1）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整个自然界异化；2）使得劳动者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带来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劳动本来是使人类得到生存、发展和自由的活动，现实中却成了一种被迫的、不幸的、使人本身饱受折磨摧残的事情；3）使得“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它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由此导致人同人相异化，带来人类分裂为不同的等级阶级；5）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只有克服异化劳动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则标志着经典思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后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入研究（以《资本论》为代表），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并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这些研究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们还及时总结了工人运动（包括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阐发和补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以及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策略等。
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资本主义好像暂时度过了它们的难堪岁月，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此间，马恩除却对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阐发和进一步完善之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了明确的区分。1875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14页）。
二、对新世界的构想
我们注意到，经典作家往往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看待，在设想未来社会的时候，早期往往使用“共产主义社会”，后来又常用“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才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直到列宁及其后，才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明确地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从马恩投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程可以看出：
（一）他们宁愿“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他们认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恩选集》第四卷，第676页），并反对“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同上，第643页）。
（二）他们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恩选集》第四卷，第681页），由此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同上，第693页）
（三）由上，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蓝图如何勾画，没有也不会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和方向，以及一些基本观点和总体原则。主要是：1）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2）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共产主义社会之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3）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实现共同富裕，整个社会最终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4）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第一阶段要不断向高级阶段过渡。5）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建者；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6）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根本方式。7）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她始终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四）如果非要穷究马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构想，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内容：
1、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多为单一形式，也提到了“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占有制”），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并把它看作“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马恩选集》第四卷，第693页）；
2、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自由人联合体有计划地为全社会进行联合劳动。此时，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社会可以充分满足每个成员在物质和社会、精神方面的需求，从而使劳动者的再生产要素和发展要素由社会直接保证，使他们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一旦如是做，原先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3、社会产品作必要扣除之后实行按劳分配。它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分配领域得到实现，从而为彻底消灭剥削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他们同时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立”，“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04-305页）这些弊端，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通过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消除。
另外，他们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将没有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将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国家职能将逐步消亡，将采取民主制度并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等等。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将过渡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实现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同时，他们十分重视防止“公仆变主人”，还特别关注人的素质的提高。
经典作家的以上态度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启示：
一是，他们严谨的理论态度。对那些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无法得出的任何预测或理论推断，也即，对那些他们没有把握做出定论的东西，他们是断然不下结论的；对他们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他们也是极度珍视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留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地不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具体规划，不是他们对未来社会描绘的具体构想和详细蓝图，而是他们的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即，相对于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构想而言，马恩在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留下的遗产要丰富得多（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们所创造的理论的内在要求）。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图景，将采取哪些措施，完全应根据那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
三、拉动的萌芽——超越“卡夫丁峡谷”
前面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社会三要素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人类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时机和场合，着眼完满占有和实现人类本质存在的终极关怀，建立起相对超前于既定社会基础条件的社会运作机制，从而“拉动”这一社会超越常规模式、实现高速发展。
显然，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拿这种观点去理解和歪曲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不会摘取经典论述的只言片语来牵强附会地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撑”。但是，当我们运用这种视角来考察某些经典论述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很是耐人寻味的事情：马克思关于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否走向社会主义、以及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何种条件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却恰恰内蕴着“拉动”的某些萌芽。
（一）问题的起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却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这一经济形式；走向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如此一来，俄国的一些革命者便认为，要想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消灭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的形式。这样，1881年2月16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查苏利奇就俄国农村公社等问题去信请教马克思，请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提出看法。
马克思根据他对俄国村社的分析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意指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引者注），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马恩选集》第三卷，第774页）；他还为此再次强调“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同上，第761页）。这段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俄国革命可以不用“教条”地遵循西欧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它没有必要首先把俄国的“公有制”（俄国的“农业公社”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后再通过对后者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他明确指出：俄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同上，第763页），“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同上，第770页）。
由此可见，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它的创立者做了暧昧地变通（抑或是灵活的运用），其主要理由则是：适用于西欧各国的发展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一切民族。
（二）经典论述的梳理
在经典论述中，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相关联的，至少有5篇较为重要的文献。
最早是恩格斯在1875年3月份写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流亡者文献》之五）。在那里，恩格斯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同上，第272-273页）。 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因此，“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他甚至说，“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同上，第273页）。由此而论，当时在俄国占有优势的合作社形式只能“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同上，第278页）。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俄国农民也“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同上，第282页）。只不过，实现这种过渡却是有条件的：其一，农村公社本身要改造，“能够向前发展，……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其二，“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同上，第278、282页）。
两年多之后的1877年11月，马克思有一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表示他赞成“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同上，第340页）。他还进一步表示，如果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第342页）。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隐约具备了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芬练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对上述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对此，我们前已述及。只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这个“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却最终没被写入正式的复信之中。在回信的草稿中，他曾提出了两种选择：“‘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上，第765页）；在正式的复信中，其观点照样不够鲜明：“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同上，第775页）。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理解，当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尚不具备，而且，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当是前引恩格斯指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马克思依然没有因为俄国农村公社的那些具体条件而放弃他一贯坚持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进行。
到了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上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尽管此时的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他们还是写到，“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先进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12年之后的1894年，恩格斯在其“《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倾向性上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把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一些观点，看作是“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同时，他强调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才产生了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42-443页）。尽管他依然保留并坚持着这样的观点，“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同上，第443页），但必不可少的条件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一言蔽之，这个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必须率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此一来，俄国公社即使有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其动因也“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自身”，因为“俄国公社村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
（三）初步分析
以上列举虽然不算详尽，但已经足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必要的问题了。
我们前面曾经指出过，经典作家是多么地珍视其理论逻辑的严谨及其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为此，他们曾一直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尤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美、法、德等国）同时发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为新制度的建立，准备尽可能足够的条件（其实还是不够）。这样的设想所依据的，决不是马恩的某些枝节论断，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规律。
然而，到了晚年，他们却在这个关乎基本规律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如上所述的细微变化和变通。这个变化内蕴着十分明显的“拉动萌芽”，因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我们前面指出的拉动效应十分地吻合——在社会基础条件尚不具备（甚至不如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却有可能建成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制度来求得更好地发展。试看， “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所有这些论述都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拉动”的思想抑或倾向。
经典作家的思想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我们不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严谨性的捍卫。
其次，我们也不能教条地理解他们的理论。上面的列举使我们再次体会到，经典作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总会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辩证地运用他们揭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具体的问题。比如，恩格斯之所以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在1894年有了些微调整，就是因为俄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而且，俄国农村公社的崩溃进程也进一步地加快了。由此可见，经典作家对其具体理论观点的某些“变通”，恰恰体现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第三，我们更不能主观地臆测他们当时的心态。比如，有人就怀疑：当着马恩热切期待的彻底革命最终也未能爆发、资本主义也没有那样快灭亡的时候，他们是否也着急、以致想超越他们自己发现的历史规律呢（比如1858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曾对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的现象表露出担忧）？实际上，马恩非但不会急于超越，反而总是主动修正自己的错误判断。例如，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风暴曾一度使马恩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但历史却没有那样走。对此，恩格斯在1893年和1895年曾两度做过深刻反思，并认为，1848年革命中的巴黎工人，“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见《〈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68页）。也就是说，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当时的欧洲大陆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精神发展状况，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用他的文字表明了（也许是隐约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他们发现的那个“历史必然性”是可以变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非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结果，此一思想在列宁那里被得到系统阐发，并被后人看作“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甚至是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胜利——拉动的萌芽在列宁那里进一步地茁壮起来了。
四、隐含着分歧的遗产：批判的武器和真理的武器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由于经典作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提供详细的答案，甚至其革命的理论（更不用说建设的理论）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践过，还由于他们本身也曾对自己创立的基本原理做过辩证灵活地变通，其结果，便给后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他们必须要根据每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来正确地理解、运用、特别是要正确地发展经典理论（甚至包括其基本原理和规律），以便为自己的实践寻求理论依据和指导。
这样，一个隐藏着众多可能分歧的遗产就被形成了。
然而，“发展经典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对了，可以带来好的理论及实践结局；发展错了，则必会带来相反的恶果。从“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看，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
我们曾经指出过：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同它的精确程度成反比。由此，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难以适用于全人类的全部场合，也不可能解释社会发展的全部具体事件。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描绘出精细的蓝图（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了）。既然如此，后来的实践者就只能依照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来制定其具体的革命、发展和建设方略了。
从理论的可能上看，只有正确无误地越过以下诸多环节，才能保证始终沿着正确地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第一，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第二，你必须确认经典理论中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些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语录有很多）；第三，你必须准确把握当时的特定情况，而后再正确地运用那些普遍真理形成科学的行动方略；第四，你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随时用正确的东西去修正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一言蔽之，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德才兼备”。
然而，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都是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更何况，真理和“教条”往往只有一墙之隔，正确和谬误往往只是毫厘之差。事实证明，我们往往很难恰当地区分经典理论中的真理和“教条”，很难精准地把握每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很难及时地修正每个错误的东西（因为错误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举一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你说这是真理还是教条？即便是真理，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也照样有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
不可否认，马恩是当之无愧的辩证法大师。但是，以上因素的客观存在，却使得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后来的实践者预备了太多可能的发展和建设途径：你有可能走得很好，也完全有可能走得很差。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理论的逻辑上看，还是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看，如何正确地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恰恰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那个遗产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可供选择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看到：高度集权以至后来竟发展到个人专权的政治体制竟然成了“社会主义”，对立且严酷斗争的双方竟然都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大旗；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演化为现实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照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贡献，……。
马克思有言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9页）。在她的继承者那里，经典理论的确是真正成了“批判的武器”，然而，却非全部用作“真理的武器”。这不是很值得后人反思的吗？
第二节 拉动的实践——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
如果说马恩更大程度上是大理论家，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则是第一个集大理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也是第一个首次较为系统地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再次看到拉动的持续存在，并且，在经过理论成长和初步尝试之后，最终发展到它的反面。
一、拉动萌芽的成长——“一国革命论”
十月革命前的列宁首先就遇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落后国家能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按照经典理论，既然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更为先进的制度，那么，它必然对支撑其存在社会基础条件（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按照我们的理解，还应包括文化生产力和自在人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决定了，它对其成员的精神素质也同样提出了高的要求。由此出发，只有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必然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才最符合经典理论的内在逻辑，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足够条件。或者说：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别的落后国家就更不可能具备了。这种理解于经典理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前所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马恩论述的只言片语，而恰恰是他们提供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如果这种理解都被看作教条，那么，经典理论中能够完整地遵循且不犯“教条”错误的论述，就为数不多了。
实际上，马恩本人对此也曾一度坚守不退。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1881年马克思曾根据他对俄国村社的分析，有点含蓄地表述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到了列宁时代，他便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各种矛盾，系统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由此，他先是肯定了一国或数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阐明了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强调了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进而，他又根据俄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认为的“在一个经济分散的农民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发生。此种结论，被后人推崇为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
我们无法知道列宁在提出这一理论之前，是否看到过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那封信及其草稿。但是，无论看到与否，都不会妨碍这样的结论：即使是经典理论的重大论点乃至基本原理，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就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甚至为了斗争需要而必须改变的。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存在于经典作家那里的“拉动萌芽”通过列宁的阐发完成了它的“理论增长”——系统化了的“一国革命论”。从马恩到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条件（这个经典理论的重大观点），已经从“数个发达国家”转化为“一国或数国”，进而转化为“不一定首先在最发达国家”了；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则用行动宣告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发生并胜利。到此为止，这个已经成长起来的“拉动萌芽”，在革命阶段被成功地实践了。
二、拉动的初步实践——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伟大的时代诞生了伟大的列宁主义；在伟大的列宁主义的指引下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并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列宁也用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他的理论。的确，革命是成功了。然而，在回顾、反思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过程中，却常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这就是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否就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如果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为什么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建设的历程却又曲曲折折呢？
固然，我们不能说列宁的“一国革命论”背离了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也不能说列宁的分析言之无理、论之无据；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列宁的这个发展的确存在“满足当时斗争需要”的成分，至少有这样的嫌疑；而且，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虽然不会直接强烈地破坏他的革命，但它内蕴的那个必然性却会在将来漫长的建设历程中发挥必然的持久作用。事实上，尽管列宁用他成功的革命验证了他理论的正确性，可是，接下来的建设实践如何呢？须知，这样的建设，事实上完全符合如前所述的超前社会的“拉动”逻辑：超前社会是把“双刃剑”，把握好超前尺度就能有效发挥拉动功能，否则，非但不能体现拉动反而会走向变异。
让我们来看。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他后来指出的：“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三版，下同，第777页）。由此出发，列宁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开始“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新生的苏维埃1918年3月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联合武装干涉，国内反动势力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也许主要地是因为应付这种形势，列宁实施了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从其主要内容看（农村的余粮征集制、工业的普遍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分配平均主义等），这一政策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尽快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除去国内战争这个特殊原因，列宁当时也的确把它当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他认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可以很快取消商品货币，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全国经济组成一家大工厂，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并把全国组成一个统一的“生产——消费公社”，对居民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并按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从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曾经指出，超前的社会虽然有利于带来拉动效应，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社会要素的失衡不能逾越那个客观存在而其具体分寸却又很难把握的极限值。说得简明些，超前的幅度不能过大。依此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明显“过分”地超越了当时俄国的社会基础条件，从理论逻辑上看，其实践结局必应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超前社会是把“双刃剑”的写照）。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实施了两年多就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工农联盟，使工业生产停滞下降，黑市贸易猖獗，投机倒把泛滥。到了1920年底，苏维埃经济就走到极为困难的境地。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和尝试是错误的（其实，按照经典理论，这种错误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如果在此前的时候，运用经典理论得出这种结论就很有可能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了这时候，列宁也许开始充分认识到：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及其所代表的“必然性”实在是难以逾越、甚至不可逾越。他不得不承认：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1页）。
列宁不愧为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能够很快地修正自身的错误，“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0页）。在他的提议下，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十大便做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议，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概而言之，“就是一个中心：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中心，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两个中介：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合作社为中介，将小农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经济。三项措施：改革国家机关，发展文教事业，实行对外开放”（见《求是》杂志，2000年第23期）。可见，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削弱“超前”的分寸，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性退却，而且，列宁还认为，这种退却并不是暂时的，而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33页）。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解决新经济政策何时才能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与世长辞了。结果，列宁又留下了一个未竟、却充满曲折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病重的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宝贵思想。
三、拉动的教训——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按照他的思路创建了那个曾经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效仿（或被迫效仿）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而且，还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从超前社会和“拉动”的视角看，斯大林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中断了列宁已经认识到的那个真理——削弱“超前”的分寸。其结果，若用前述有关“超前社会”和“滞后社会”的思路来考察便会发现：在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那里，奇怪地并存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因素。
一种是在经济体制中大量地存在着“超前”因素。在那里，所有制整齐划一（不但工业实行了单一的公有制，农业也采取了集体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要进一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经济管理上片面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等等。这些要素特征，不但超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社会存在（主要物质和文化生产力水平等社会基础条件以及人民的思想觉悟等精神素质），还超越了世界范围内当时最为先进的社会存在。
另种是在政治文化中大量地存在着“滞后”因素。在那里，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个人专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对领袖思想的顶礼膜拜、对科学研究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等制度或做法，不但明显地滞后于社会主义的其他上层建筑及其经济基础，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封建的东西，却被当作正统社会主义的代表。
为什么一种体制内奇怪地集合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水平天壤之别的 “要素特征”呢？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条件存在“先天不足”，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依然过分超前于这种制度赖以运作的社会基础条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十分充足的社会基础条件和高度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必然性”。尽管在社会革命阶段，少数英雄人物对社会发展往往发挥着更为强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可以超越那个默默无闻的历史必然性。然而，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必然性”没意义。恰恰相反：由于社会革命不可能带来既定社会基础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个“必然性”必将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此而论，尽管列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革命理论的可行性，但是，他的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假如革命前社会主义对俄国有着“超前”性质的话，那么，革命后的情况依然如此----列宁和斯大林所面临的形势格局几乎是相同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不要急迫地建立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采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同时又有适度超前的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采取了是 “从长远打算”的“新经济政策”，他开始退却，开始削弱“超前”因素。然而，列宁逝世以后，那个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人格修养都无法与他相比的斯大林却中断了他的一贯思路，不但中断了列宁的退却、中断了对“超前”因素的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张了社会的“超前”倾向。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就这样被斯大林急迫地建成了，只不过，它的“先天不足”却照样存在。
由于经济领域采取了过度“超前”的一系列做法，必然对政治文化领域的权力集中提出要求；又由于那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断然不会提供符合制度要求的自在人性，不会自发地造就以“大公无私”为重要行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结果，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照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更何况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那样巨大且集中的权力。由此而来的必然结局就是，为了相对“超前”的经济体制而设置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它的反面，最终演化成甚至不如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度的东西。传统体制中“超前”要素与“滞后”要素同时共存的奇景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曾经分析过，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结构的某些层次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也即，社会主义应当是在某种层次上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由此，社会主义的许多要素特征应当与封建制度者“貌似神离”。可实际上呢？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具备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足够的社会基础条件，在它的历史进程中根本就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其结果：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必然出现变异，那些“貌似神离”的特征也必然逐渐演化成“貌似神似”。试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变异为个人专制，英雄崇尚（包括对领袖人物的崇尚）变异为个人崇拜，以革命为终身职业变异为任职终身制，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变异为特权制，统一信仰的措施变异为跋扈的思想专制……。主观愿望与实践结果就这样出现了巨大反差和背离；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失望。
客观地说，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毕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首次完整尝试，不能苛求它尽善尽美，而且，身为超前社会，它毕竟也内蕴着一定程度的拉动功能，因此，它为苏联创造出了“一代人完成工业化”的奇迹（资本主义国家却花费了50至100年），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些成就却绝对不能证明它就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绝不能证明它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但对苏联本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阻滞作用，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和理念，更为深远的是：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效仿照搬的唯一正统的模式，从而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长远、持久的不利影响。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过渡时期
相对而言，毛泽东也许并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着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灵魂的信念和本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正是依靠这一点，他才能领导着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而且，在革命年代他就系统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那么，建设时期如何呢？
让我们分成两个时期——过渡时期（1949-1956）和曲折时期（1957-1976），分别做个初步考察。先看过渡时期。
一、选择社会主义
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并不具备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所以，他们提出，我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第二步来讲，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具备社会主义某些特征、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打下足够的基础，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按照这样一种伟大理论和宏大思路展开的。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明确了新中国的政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政体，薄一波同志的回忆解释得非常精辟：“1949年1月底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主席曾告诉他：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政治条件（国民党完全丧失信心，共产党领导军队，取得领导权）、革命条件（广大群众由上至下的彻底革命）、群众条件（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至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有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决定的。”（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上卷，第29--30页。以下引用此书，简称《回顾》）。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称之为“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然而，中国共产党用它崇高的信仰和正确的行动，领导全国人民，按照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对外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巨大胜利，对内成功地实现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了“一五”计划，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列举史实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史实所表现出的规律及其隐含着的问题。
二、“拉动”的现实写照
我们看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条件，但中国共产党却把对这个基础条件有着很高要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直接奋斗目标。我们理解，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社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制度的“拉动”作用，尽快发展社会经济，尽快创造出能够使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适时过渡到社会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腾飞，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也许正是革命前辈们的愿望和期望。对此，那些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因为他们往往重视决定论的一面，而忽视社会三要素的相对独立性，忽视成员精神素质的参差不齐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
下面，我们就据此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一伟大选择及其在此指导下展开的过渡时期的历史，它反过来还能验证这一理论可能性。
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国情恰恰具备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拉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前提。
首先，决策者（党的领袖、高级干部等）绝大多数都有着与社会主义要求相适应的精神素质。就道德素质来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洗礼，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怀，在工作中总能表现出一心为公，胸中始终装有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业务素质来讲，他们有着很高的知识水准、工作经验和执政能力，表现为总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制定正确的行动方略；就心理素质来讲，虽然每人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还会表现出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心理模式，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他们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因此，大都有着很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其高的道德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某些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利影响，所以，从总体上讲，先进的、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心理素质仍然是当时决策者心理素质的主要方面。
再看决策执行者的精神素质。应当说，当时广大中国平民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较低，与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要求很不相适应。但是，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却有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人民刚刚度过战争（社会革命），而经过战争洗礼的社会成员往往能够表现出相对超前的精神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一下成为国家的主人，使过去作威作福的剥削者一下成为被统治者，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迅速平抑物价、恢复经济，使人民切身感受到新社会的好处；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历史留给我们的中国道德传统的某些方面也有利于形成中国人相对超前的道德素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当时中国人道德素质的主要方面，表现出与社会物质条件的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使五十年代我国人民处在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的、较高的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虔诚地信仰社会主义，有理想、有纪律，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有强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对党中央、党的领袖和各级政府都十分信任。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所阐述：“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薄一波同志的亲身感受也正能表明这一点：“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起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薄一波，《回顾》，上卷，第44页）
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得以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目标的、相对超前于当时社会基础条件的过渡时期的新中国社会，具备了良性运行的最根本条件。固然，过渡时期取得成功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社会成员精神素质与社会运作机制的基本适应，是过渡时期为什么能够取得那样辉煌成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试想，有那样的人民，有那样的党群关系，有执政者那样正确的领导，能不取得巨大成绩吗！而反过来讲，如果当时人民没有那样高的精神素质（主要是道德素质），没有对党和政府的无限信赖，也很难想象会取得那样的成绩。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具备并非历史偶然性的作用，所以，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发展历史（主要是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告诉我们：理论上存在的那种超前社会的“拉动”功能，完全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前”社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挥其效能的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完全可以担当起其历史责任，完全可以使一个落后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顺利地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三、“拉动”与“准拉动”
我们曾经指出：超前社会是一把“双刃剑”；那种与社会基础条件不相适应的社会运作机制，客观存在着运行变异的潜在可能性。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恰当地把握超前的分寸，如果处理不好，在“拉动”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就会受到挫折。依据此种理论认识再来分析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其间许多问题的产生，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对“超前”尺度如何认识和实践这一根本问题上来。换句话说，过渡时期存在的最大潜在问题就是：社会运行者能否始终恰当地把握住那种恰恰能够实现“拉动”功能的分寸。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中其实已经存在过了，只可惜，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更谈不上反思）这种实践所带来的经验教训。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对这一“分寸”的不同认识，形成了指导建设实践的两种主要思路：一种思路更强调和重视先进的社会运作机制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我们可称之为“拉动论者”；另一种思路则在认同那种“拉动”功能的前提下，更强调和重视社会运作机制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相互适应，以求得社会协调发展，我们称之为“准拉动论者”。应当指出，这两种思路的理论基点都相互一致，都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都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中国建设的方向，甚至无形中都有着超前、超速发展的思想；只不过，两者对超前尺度和分寸的具体认识和把握有所不同罢了。因此，两种思路的存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是说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和派别，而是说在建设实践中的确存在这种认识的不同。
我们还看到，这两种思路对建设指导的不同和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在经济的和政治的等所有领域中，贯穿在过渡时期及其后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成为这段历史发展的一根主线，并成为我们分析、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历程的一把钥匙。只不过，在早期，它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到后期，则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
（一）三次冲突
顺着那根主线来分析，两种思路在过渡时期至少有三次引发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
第一次是在建国前后，围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两种思路开始表现出差异。刘少奇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之前，应该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待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转向社会主义。1951年他在春耦斋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其所需时间将是很长的，“这个阶段”约在10到20年之间；其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从大的理论方向上看，刘少奇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却有差异，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对超前“分寸”的不同认识和把握。请看，“对待私营工商业，毛主席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少奇同志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主席主张在有限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回顾》，第62--63页）
第二次表现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认识方面。1950年，党通过民主决策制定了对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两种思路对这一政策本身好象没有什么分歧，但在对这项政策之意义的认识上却有差异。“刘少奇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毛主席虽然当时没有对少奇同志这个观点提出异议，但他本人的多次讲话、书信、批示，谈到这项政策的意义时，着重点在于把它看成是顺利推进土改的一项策略。两位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认识的差距，实际上为后来党内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发生的多次争论，也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未能长期坚持埋下了‘种子'”（《回顾》，第136页）1950年春，围绕东北富农问题、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两种观点开始表现出不同。刘少奇认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他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其中还提到了“富农党员”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则“形于颜色”（《回顾》，第198页）。到了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两种观点就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山西省委针对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有些互助组涣散解体的问题，提出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对此，刘少奇同志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认为，“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
第三次表现为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看法，两种观点的代表分别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子恢同志。1954年底，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中央计划到1955年秋把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左右。但是，到了1955年初，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同志认识到：虽然下面的积极性很高，发展到60万个的计划也提高到70万个，但真正办好60万个都是不容易的。鉴此，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此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协助河北、浙江和山东等省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重点是浙江。为了帮助浙江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并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电报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并建议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后来，在具体工作中又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到六月底，全国合作社减少了2万个，浙江减少了1.5万个。毛泽东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警告。他认为：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很不妥当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谈到“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一提法时他说：“我看这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回顾》，第337--338页）由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子恢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这一争论马上又蔓延到1955年6月下旬开始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争论上。当时，农村工作部建议，到1956年秋，农业合作社发展指标是100万个，毛泽东外出视察归来后认为要发展到130万个。为此，双方又发生了争论。不能简单地看待这种争论，因为若追根求源，它背后潜在的正是我们开始就提出的那种对“超前”分寸的不同把握和认识。试看：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目的，“邓子恢同志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毛主席则侧重于强调要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关于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邓子恢同志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1953年他提出过三条标准：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干部的领导能力。1955年他主张稳步发展，基本还是以这三条标准为依据的。”“毛主席则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的最大的可能性”（《回顾》，第350--352页）
（二）三种趋势
以上，我们列举了两种思路在过渡时期的展开形式和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另外三种变化趋势，因为这三种趋势在此后发展过程中的展开，使我们后面的建设实践遭到很大挫折。这种三种趋势是：随着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是两种思路的分歧逐步从思想的、理论的领域扩展到现实的、实践的活动中，从潜在的思想认识转变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认识，进而又转变为对建设实践的不同指导；二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也日趋严峻。
我们说，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必然要表现在对实践的不同指导上，因此，前一种趋势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前面我们对两种思路矛盾展开过程的分析已经足以说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
也必须指出，由于这种不同认识直接关乎建设实践能否成功，其矛盾斗争结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很大。由此而论，随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客观现实的日益复杂化，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逐步激化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第一次矛盾的产生只是小范围的，主要是表现为理论探索方面的，比较缓和，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同志的有关讲话总的也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回顾》，第55页）后来，虽然被高岗等人所利用，也只是引起了一些“风波”。第二次矛盾就扩展到对建设实践如何指导的现实层次上，关系到关乎农村发展方向的大事，相对激化了一些，刘少奇同志对一个省委的报告“在多种场合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也“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第三次矛盾就更激化了，一是矛盾双方的观点已经截然对立，二是矛盾关乎的问题也很大，三是矛盾涉及的范围也增大了。
值得深思的是第三种趋势的存在。如果单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已经指出，这两种思路的理论基点是一致的，都以建立建成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为目标（可以看到，第一次矛盾中，刘少奇是拥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第二次矛盾中，刘少奇只是认为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搞集体化；第三次矛盾中，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双方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理论目的（价值目标）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其不同只是表现在对建设方式和途径的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这对矛盾是纯粹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非对抗性的；由此，其解决方式也应当是民主式的、说服式的、温和的。
然而，现实却并非这样。我们看到，第一次矛盾的解决方式是非常缓和的。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重点是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阐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逐步过渡、公私关系中“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等问题。只是为了使全党接受和重视党的这条总路线，才“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这种批评虽适合于刘少奇，但“未确指何人”（见薄一波，《回顾》，第65--66页）。第二次矛盾的解决方式虽然也比较缓和，但与第一次相比就相对严峻了些。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薄一波同志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也包含了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观点的批评”；1954年2月，刘少奇同志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等等。第三次矛盾就更不同了。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基调是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观点，而且，会后的批判不断加温，到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等同志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其结果，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
为什么对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如果找到它，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避免不应有的错误。固然，矛盾的日趋激化是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多年革命斗争形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现实性和严峻性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它们决不是原因的全部。其他方面的原因将是十分复杂的，诸如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不健全、民主决策没有形成制度、封建残余思想的渗透和影响等。对这种原因值得深入分析，这固然在于这种趋势对后面的建设实践产生了很大不利影响，更在于它背后潜在的东西是很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四、结论
（一）成就
按照“拉动”的总体思路，我们建立起了过渡时期那种超前性质的社会。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恰恰具备超前社会得以发挥“拉动”功能的足够条件；由于社会运作者在追求“拉动”功能的同时，仍然比较重视客观条件的实际可能，从而在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社会“超前”的分寸；由于我们是按照“拉动论者”的理论开展建设实践的。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过渡时期”的中国虽然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范畴，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超前”“超速”发展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薄一波同志有一段很精彩的回顾：“在建国后的头7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辉煌的。工农业生产高速健康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长足进步；党和人民政府励精图治，清正廉明，人民当家作主，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群关系密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工作、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真正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强不息，表现出摆脱了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中国人民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焕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可以无愧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至今仍令人神往和回味无穷。”（《回顾》，第564--565页）正因如此，当时的新中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凝聚力，成为几乎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十分向往的地方，成了“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的新制度表现出了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一大批旅居国外的有才华的炎黄子孙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到祖国怀抱，报效祖国。
（二）问题
应当充分认识到，过渡时期取得的巨大成绩虽能够说明“拉动论者”的观点有较多的正确成分，却不能说明其没有错误成分，也不能说明“准拉动论者”的正确成分少。从当时的中国国情来看，“准拉动论者”的观点也有很多正确之处，尤其是过渡时期的后半段。事实证明，由于“拉动论者”并不能始终恰当地把握“超前”的分寸，又由于“准拉动论者”的一些合理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足够的贯彻，致使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曾一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小冒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段话简明准确地指出了过渡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隐患
我们以为，过渡时期出现的那些问题似还不足为惧。值得关注的是：在发展的辉煌和小小的问题之下，却为后面的曲折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因为过渡时期的社会里，客观存在指导建设实践的两种不同思路，这一客观存在增加了我们实践的难度，致使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犯下或左或右的错误。。
我们看到，过渡时期两种思路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拉动论者”获胜。其中的原因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产生“拉动”功能的客观条件，致使“拉动论者”的思路似更加合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多正确的成分。二是，当时的“拉动论者”头脑是清醒和冷静的，他们并不是不顾客观条件，恰恰相反，他们很重视这些条件。只不过，在此基础上，他们更想通过发挥成员能动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客观条件的潜能。按照他们的思想来实践，我们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三是，应当承认，这一斗争结果与“拉动论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袖有关。在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总能做出正确的领导，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使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是在当时条件下，成员精神素质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除了少数人有极高的精神素质外，大多数人（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精神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并不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宏观重大问题上，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听从命令、执行决策的能力和心理远远超过他们独立思考、判断命令、判断决策的能力和心理。
正如前面理论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相对于社会正常发展阶段来讲，在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成员精神素质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相对独立性（这是典型的“瞬间的狂热”，也正是“拉动”功能之所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这种独立性还往往带着某种“历史惯性”持续存在于正常发展时期的某个时段。但必须看到，随着历史要步入正常发展阶段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惯性的消退，“瞬间的狂热”总会冷却下来，成员精神素质总会逐步靠近或回落到与社会基础条件和其他要素相适应的正常水准上。这是不依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主观意志虽然可以影响这种回落的速度和程度（即回落的终点水平），但绝对左右不了这种回落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一种新社会的逐步发展，那种实现“拉动”功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因素将逐渐减小减弱，因此，“拉动论者”的思想和实践得以施展的余地将逐渐减小减弱，社会运作机制相对于社会基础条件的允许“超前”幅度也将同样减小。这样一种趋势是客观必然的，因为它体现的是历史必然定律。针对这种趋势，“拉动论者”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思路，适当削弱其“超前、拉动”的倾向，更应当重视社会基础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特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拉动论者”的理论和实践总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样连续的胜利面前，由于对“超前”社会的理论困难和潜在隐患认识不足，他们就很有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甚至放弃或忽视那些曾经一度防止其失误的正确原则（可以看到，1955年底到1956年初之间冒进倾向的产生就是这种趋势的苗头，尽管当时的发展速度已经够快，但人们仍是不满意，还想再快些）。还必须注意到，在两种思路的矛盾过程中，矛盾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的层次逐步加深，其间的斗争也日趋激化，这是符合历史必然定律的，但解决矛盾的方式日趋严峻却非必然定律。也正是由于这种非完全决定律意义上的历史必然因果，使得我国超前社会中存在的“拉动”和“准拉动”这对正常的矛盾斗争，有可能采取不正常的解决方式，并因此而助长发展中的曲折。
这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就有可能使“拉动论者”从真理走向谬误，用良好的愿望换来失败的苦果，从而给以后的发展带来大的挫折。从理论逻辑上讲，这种危险性是绝对存在的；而且，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性，这种理论上的危险性完全有可能演化成现实。
可叹的是，中国却恰恰用其以后的发展历史、用惨痛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不妨设想，当时，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找到一个把握超前的适当的“度”，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度”只有凭借高超的精神素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才能得出来。理论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把握这种“度”提供一些原则和规矩而已。当时，如果能在理论上对“超前”社会的潜在危险性有充分认识，也许历史就不是那样了，但这更是“马后炮”。
分析这段历史给我们最深刻的感受是：“超前”社会中那个先天存在、必然存在的矛盾——先进的社会运作机制和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之间的矛盾——无时不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虽然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它可能会被社会发展的主流所掩盖，但这一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导致其顽固性，导致其必然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导致其必将被重视。如果忽视它，就必然在前进的征程上受挫。
第四节 毛泽东时代——曲折时期
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从大的轮廓上讲，这段历史是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总地看，这段历史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开始，可是，在经过了众多的反复、曲折之后，却以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的巨大损失结束。良好的愿望、巨大的热情和艰苦的奋斗换来的却是失败的痛苦，其间的经验教训非常之多、也非常之深刻。这些年来，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一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分析。这里，我们将沿用分析过渡时期时提出的思路，对它也作一探讨，重在分析其演变的深层原因。
这段历史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拉动论者和准拉动论者的矛盾和斗争按其固有的趋势，以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二是，随发展的持续，客观现实日益复杂，更加难以把握；三是，在经济运行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政治因素在更多的场合、以更强烈的方式影响着这段历史；四是，随着我党执政党地位的逐步强化，不可避免地蜕化出或混进来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的存在更增加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由此造就了左右这段历史的两根主线：一是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二是由此引发的政治斗争。
一、“拉动论者”和“准拉动论者”的矛盾演化过程
这段时期，两种思路从1956年的批评反冒进开始，拉开了新一轮矛盾和斗争的序幕，中间经过几个回合，斗争的范围日趋扩大，斗争的方式日趋升级，直至“准拉动论者”（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下同）彻底被打倒，以及“拉动论者”（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下同）彻底胜利、却逐渐远离真理而告终。
第一回合是批评反冒进。我们知道，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内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毛泽东强调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手指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而刘少奇、周恩来等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此时的毛泽东做了妥协（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了）。但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时过境迁，就开始批评反冒进，并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我们看到，批评反冒进的实质正在于两种思路在指导实践中表现出的又一次分歧，最根本地表现在如何保护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达到怎样的发展速度方面。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的主要错误就是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他强调更多、看得更重的正是成员能动对客观世界的“拉动”作用；被批评的人们则更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强调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反冒进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巩固了“拉动论者”对建设实践的指导地位。从具体实践来看，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一次次的成功使“拉动论者”越来越强调主观能动的作用，越来越强调“拉动”的成分，而逐步忘记那些有助于其把握超前分寸的正确原则，逐步忽视历史决定律的制约作用，结果，逐步偏离了真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正是这种逻辑的必然产物。二是，我们更看到，尽管毛泽东自己也认为，“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反冒进的性质不是路线问题，而只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的方针性‘错误’”（《回顾》，第643页），但解决矛盾的方式却比过去又激烈了一步：“这场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者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层次已经升高了----引者注）；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纲过高，又是‘右倾保守’，又是‘象蜗牛一样爬行’，又是‘促退派’、‘观潮派’，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是‘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的‘一言堂’”。（《回顾》，第654--655页）由此可见，虽然认为反冒进还不是路线错误，但就解决的方式来讲，恐怕离解决路线错误的方式只有“大概50米远”了；量变已经积累到足够的程度，马上就要产生质变了。
第二回合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本来，1958年秋冬之际，我们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并着手整顿解决，两种不同思路也开始向合拢的方向转化。可正在这时，却出现了庐山会议，出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引发出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反右倾，使形势急转直下。此后，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就产生了质变，就注入了一些全新的解决方式。彭德怀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建设中所面临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原因是客观上由于缺乏经验，主观上由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不够实事求是，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他的这些言论，从内容上讲是“准拉动论者”对“拉动论者”之认识和实践错误的批评，是想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由于他的思想深处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拉动论者”的思想，由此他认为当时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他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彭德怀等试图更进一步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甚至有怀疑或否定的倾向，这当然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结果，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的庐山会议自然就转变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会议。这一回合的结果是经济上的继续“大跃进”；更为严重的是，它成为两种思路斗争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这对一直比较缓和的矛盾、这种对建设指导的不同认识逐步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斗争痕迹，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其运动和展开的场合也开始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量变终于带来了质变——历史运行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这样快地就出现了质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此，单纯用历史必然定律来解释，无论对理解过去还是对今后的发展，都是欠精确的。关于这个问题，薄一波同志在《回顾》中分析得十分深刻。“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不能光从毛主席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和研究”。（《回顾》，第876--878页）我们以为，这第二个回合的出现，虽然体现着历史必然定律（即我们反复提到的，超前性质社会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但发展到那种程度，那样快地就使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性质发生变化，却更多地是因为历史必然因果的作用。
第三回合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践带来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困难，便不得不进行了近两年的经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对建设指导的两种思路，党内在经济问题（主要是对形势、对恢复快慢和政策的看法）上实际还存在分歧，只不过，在严重困难面前，它们潜伏了下来。形势逐步好转以后，这种分歧就开始暴露出来，两种思路的矛盾又趋于明朗化。在关于形势的估计上，“准拉动论者”更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他们的认识集中反映在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这种认识，采取了“非常措施”，遏制了国民经济恶化的势头。然而，毛泽东则不那么认为。本来，他曾一度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但后来他却更认为，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开始批评“两会”以来对形势的分析，这就是对“黑暗风”的批判。在关于农村政策的问题上，针对一些农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两种思路又表现出冲突。邓子恢等对此持赞成态度，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单干，而是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出的一条出路。毛泽东则认为，包产到户是“单干风”，是资本主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斗争的结果是撤了邓子恢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职。至于对“翻案风”的批判，更多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我们下面再分析。
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出，两种思路本来只代表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指导的不同认识，但自庐山会议开了先河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和风细雨的方式，而代之以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等更严峻的方式了；而且，两种思路已经从对经济问题的争论转化到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等政治方面。我们看到，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争论再也没有成为形势的主导方面，两种思路的矛盾运动这根主线，在此之后就很难直接找到它的痕迹了：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在历史中，那就是政治斗争，这又成为曲折时期后半段的发展主线。产生这种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拉动论者”在其指导实践过程中及其与“准拉动论者”的斗争中，由于众多因素的作用逐步远离了真理，逐步走向谬误。对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就展开来分析。
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程
我们曾经提到，两种思路的矛盾将表现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全部建设实践领域中。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在过渡时期和曲折时期的前半段，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然而，随历史进展及这一矛盾的演化，它在政治领域的表现逐步成为形势的主导方面，这以庐山会议为分界点。这里，我们将比较完整地分析两种思路矛盾运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政治斗争的发展历程。
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两种思路的矛盾为什么会扩展到政治领域。道理很简单，因为两种思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何指导的不同认识，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有经济方面（表现为创造更多的物质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又有政治方面（表现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发展物质生产力创造条件和提供保证，同时提高社会精神文明水平），所以，两种思路的矛盾必然会波及到政治领域。
那么，这一矛盾为什么在前期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后期却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本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政治因素的意义仅在于为达此目的创造出一个适当的环境。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这个问题上，“拉动论者”和“准拉动论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当时他们都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没有充足的条件，但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出适合其自身存在的条件来。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当家做主，也就是说，要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上层建筑；二是具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识上层建筑；三是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化生产力基础；四是必须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基础。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目标在中国确立之后，人们认为政权的问题（国体和政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思想的问题只有随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来逐步解决，总之，进行建设实践的政治前提已经初步具备了。因此，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其生产力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这样，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到经济建设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基础条件、政治上层建筑条件都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下，尽快发展生产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加巩固的生产力基础，所以，八大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就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了。
然而，后来在种种复杂因素（如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右派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感到：革命的成功、新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确立，并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足够完善的条件，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改进，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新的斗争去巩固和改善这政治条件；而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意识上层建筑也亟待建立。这些问题引起全党重视之后，那么，两种思路的矛盾就必然波及上层建筑领域，而且逐步强化。主要表现为：“拉动论者”总是强调通过相应的政治斗争和文化革命的方式，建立更加先进、完善、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由于他们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问题，十分担心反动力量的复辟问题，所以，就更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在建设时期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他们总是出现对形势判断的失误。这就增加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两种思路在经济领域的矛盾斗争中，力量的对比还能达到相互抗争的地步，那么，在政治领域，则完全不是这样，只要是一出现不同认识，则总是“拉动论者”占绝对优势。
基于上述认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其演化过程。主要有这样几个关节点。
（一）修改主要矛盾的论断。通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党的八大已经做出正确的分析。1956年出现的波匈事件给我们以震动，整顿党的作风、提高执政能力就提到了全党议事日程，并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有则加勉”的原则。然而没有想到，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右派分子的进攻”。这种意料之外的客观情况，使我们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结果，整风转为反右派，而且严重扩大化。带来的后果是修改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这一变化成为建设实践中进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开端，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以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固然，当时的国内外条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以为，这都只是外因，它们只起到导火线和催化剂的作用；真正的内因在于对革命和建设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在于对“超前”尺度的不同认识和把握上。无论是“拉动论者”还是“准拉动论者”都希望尽快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为此，应当重视采取全部方面的而非只是经济方面的手段来促成这种制度的建成；过去，我们依靠革命斗争的手段，为社会主义建立创造了前提，现在，我们仍然要进行新的革命，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我们开始强调和重视思想的、路线的政治斗争在促成和巩固制度中的作用了。这一点在理论上本来没有什么错误，然而，对这一理论前提的不同理解却可以产生两种不同观点：过分强调通过外在的、人为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努力，通过政治斗争的推动，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成，这是“拉动论者”的思路；强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顺其自然”地发展，则更为“准拉动论者”关注。可见，关键仍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住那个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分寸”。如果按照第一种思路，并考虑到由于认识能力等众多因素所限而难以把握好那个“分寸”，那么，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可以说，理解了“拉动论者”的思路，就理解了为什么面对“右派进攻”会做出那样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在政治领域，“拉动论者”恰恰占绝对优势。毛泽东这样认为，“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这种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拉动”的思想就开始起作用了：不是主要通过经济发展，而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从此，正确的开端就走入谬误的歧途。政治认识一旦走入歧途，就与经济领域的不同认识相互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政治上的错误认识将导致错误地判断有关经济问题之争的性质，使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认识错误地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反过来，经济领域的争论又强化了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我们就由此开始步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二）庐山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反右倾。由于对政治斗争形势已经产生了那样的错误判断，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信，面对当时特定的环境，毛泽东会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判断：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有了这样的认识，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就理所当然了。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正值经济领域内两种思路的矛盾激烈交锋之时，而这种交锋也已经开始影响到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判断了，彭德怀却恰在此时提交了长篇申诉书（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结果，被认为是利用当时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发生的困难闹翻案而遭到批判。政治上走入歧途（对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之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正常的矛盾和争论就这样被上升到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遭到不正常的批判和斗争；反过来，这些正常的矛盾和争论又强化了对政治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使它进一步地偏离真理。（恶性循环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外来的大力给予帮助、没有巨大的挫折给予震动，是很难摆脱的。）试看：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导致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那时估计是十几年）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59年的庐山会议则认为党内那场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到了八届十中全会上，更把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当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更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以前，而且，“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大大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危险性和迫切性。理论认识上更进一步地走入了误区！
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么，就应当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了。可以说，庐山会议成为政治斗争的转折点，它不但把政治斗争引向更广阔的领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萌生了理论幼芽，而且，自此之后，政治斗争开始逐步上升为形势的主导方面。我们看到，有了这样的理论认识，在行动上就出现了试图通过政治斗争、思想运动，来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行动----全国城乡开展了以“四清”“五反”为主要内容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正是“拉动论者”的理论逻辑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
（三）文化领域的大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3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开始正式扩展到文化领域，它自然就带来了对文艺工作形势的错误判断，把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文化系统“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现在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文艺领域的大批判浪潮就这样掀起了。文艺领域的批判又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时，已经明显带有政治性质。后来，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从通知内容看，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是因为对形势有这样的判断：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等等。至此，对政治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达到了顶峰。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防止复辟、批判错误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便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成为左右形势的主导方面。好象只要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肃清所谓的“资本主义”余毒，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然成为我们推崇的口号，实在荒谬到了极致。结果，新形势下的革命成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全面内乱就这样爆发了。虽然这样的实践一再受挫，一再受到其引发的恶果的惩罚，但在曲折时期却一直统治着整个局面。
通过对政治斗争这条主线的分析，我们看到，由两种思路引发的曲折时期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诞生于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在行动上自庐山会议开端，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顶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固然有其很多原因，但却有一个最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伴随着“超前”制度而来的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其他条件具备，这一矛盾斗争完全有可能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程度。我们这样说，决不是认为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出现这样的结局只是一种特例，因为那对矛盾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具备很多种的理论可能性。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历程中，影响最深远、失误最巨大、教训最深刻、认识最难统一的，就算是“文化大革命”了。金春明同志曾把国内外流行的“文革”起因归纳为十种：一是阶级斗争必然说，二是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三是封建复辟说，四是毛泽东帝王思想说，五是乌托邦碰壁说，六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七是东西文化冲突说，八是人性兽化说，九是奸臣祸国说，十是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恶性循环。（见《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上册，第463-479页）。然而，以上分析却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观点：“文革”的爆发是一个必然性规律与众多特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那个必然性规律是：拉动论和准拉动论两种思路的矛盾运动规律。其具体表现是：随着建设历程的持续，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必然日益尖锐，解决矛盾的方式必然日益激烈，矛盾斗争的场合必然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我们知道，随着历史发展逐步进入正常阶段，那种因历史惯性而来的成员精神素质和精神状态的阶段性高涨（“瞬间狂热”），必然要向正常水准回落；只有根据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适度削弱拉动成分，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方略。然而，拉动论者却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更为甚者，从战争年代直到1956年前的一次次的巨大成功，却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主观能动的作用，越来越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越来越强调先进的上层建筑对落后之经济基础的拉动作用。所以，尽管毛泽东与其“对手”的理论基点一致（都以建立建成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为目标），价值目标也一致（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但上述因素的必然性作用，却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大。既然如此，加之多年来养成的斗争习惯和经验，解决矛盾的方式就必然会日趋激烈，必然会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担忧不无道理，从深层看，它背后隐藏的正是“超前”社会必然存在的逻辑：成员精神素质总不能满足社会运作机制的要求，而社会运作机制也客观存在着向正常水平回归的内在要求（后面再作展开）。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和担忧，而在于他为此所采取的手段：在“拉动”思路的引导下，他试图主要依靠成员能动来超越那个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必然性。其表现是：他总是强调通过相应的政治斗争和新的革命的方式，建立更加先进、完善、纯洁的上层建筑，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他总是十分地重视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问题，十分担心反动力量的复辟问题，因而也就十分地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在建设时期的重要意义；他总是试图通过灵魂深处的革命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依靠官员的思想觉悟来保证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所担忧的那些问题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带有绝对的必然性：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如何消灭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乃至“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如何造就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性干部？没有“经济革命”作保障的单纯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如何能够支撑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大厦？……
就这样，毛泽东开始走上了歧途，系统地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终生都认它为真理。
在毛泽东一生的历程中，我们多次强烈地感受到他那强大的意志力和毅力：一旦认准了的东西，他绝对会横扫一切障碍、义无反顾地推行下去。这样的个性加上他无上的权威，使他最终下决心在政策上和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来确保他认定的正确革命路线的实行。其结果，现实与他的理想总是出现巨大的反差：晚年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困惑乃至悲哀之中。在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那一天，他还与周恩来单独谈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这两个问题，足见他对这些问题的看重。高尚的追求、高超的智慧、超人的能力和无上的权威，最终却被施加在自认为正确的歧途上。这实在是令人嗟叹不已。
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人对“文革”起因的某些妄测是多么地不值一驳；一些人对“文革”灾难的情有独钟乃至肆意夸张又是多么地浅薄无谓、于事无补。
（二）特定的历史条件。
分析这段历史，我们数度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特定历史条件（“历史必然因果”）的存在及其影响。
1）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等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精细的答案，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建设者对其艰巨性和曲折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2）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过于追求社会主义的完美纯洁、过于不能容忍任何社会丑恶现象（尽管其中的一些在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过于强调发展的急迫性，这些因素使他过分注重社会运作机制对社会基础条件的拉动作用，结果没有把握好恰当的分寸，正确的出发点和良好的愿望却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向了它的反面。毛泽东晚年有言曰：“慢慢来，不要着急”，很是意味深长，也许那时他才感悟到了这一点。
3）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绩在全党和全国形成了崇高的威望，但后来他却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加之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制度还不健全，对他的个人崇拜日益盛行（后来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是正确的），结果，一些错误的东西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来捍卫。
4）我党的工作方式、工作经验等使其擅长和善于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我们习惯于用革命的经验去处理建设中的问题，用革命的理论指导建设的实践。
5）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给我党和毛泽东产生影响不可低估：一是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复辟”之危险性的关注；二是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毛泽东的专断作风（斯大林被掀翻了）；三是要人为地造就“批判修正主义”和国际共运中心的样板。
6）按照当时的理论认识和社会氛围来看，五六十年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的确有着足够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许还会如此，因为这种斗争是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这种斗争，而在于用何种手段解决这种斗争）。
7）中国是一个家长制和集权传统极为强大的国家。如何克服这些封建传统的影响，在当时实际上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关注，使它在新的制度下得以死灰复燃，并造成了个人崇拜与集权传统的恶性循环。
8）一小撮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混入党内，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
我们一直认为，1959年夏天的那个庐山会议，是曲折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每次分析这段历史我就老在想：如果我们党有健全的政治生活制度，不只是依靠干部的个人修养来保证健康政治生活的存在；如果我们有效地抵制了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余毒的侵袭，使社会主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如果当时社会上没有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潮、没有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毛泽东没有根据这种情况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如果毛泽东不是那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样地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完美、那样地想迅速发展国家；如果彭德怀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在中央开始纠正错误之初就提出意见；如果采取另外的方式；如果提出意见的不是彭德怀；如果不是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之间过去就存有积怨；如果能做到不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如果党内没有随大流、“刮大风”、“墙倒众人推”的不正常现象；还有，如果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是那种个性；……如果上述条件存在，会出现那样的庐山会议吗？如果没有那样的庐山会议，后来的中国又会怎样走呢？
人们也许不同意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法，但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历史上不曾存在的如果，说明了中国为什么有那样一个“十年动乱：众多特定历史条件叠加在一个必然性规律上的产物。
四、基本认识
综合上述分析，对曲折时期我们有以下基本认识：
（一）曲折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发展都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拉动论者”和“准拉动论者”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这一矛盾按照其固有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演变出了它的最坏可能----“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这一事实，却绝对得不出在中国不该建立社会主义这样的结论，因为“文化大革命”只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众多可能发展途径的一个特例。而且，尽管有那样的曲折和干扰，我们的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对此，不妨开列几个统计数据：在1952到1979年的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增加了11倍，获得了一大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成果；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虽然只增加了2.6倍，但社会福利大大改善，而且，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四十多倍，为以后的发展积攒了强大潜力。更何况，这样的建设成就还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基础上取得的，是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等严峻国际环境条件下取得的，更是在勇于承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无私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情况下取得的。必须承认，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少有的成就。
（二）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建立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注重克服一些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现象，所以，曲折时期之后，尽管在指导思想上走向了极左，尽管经过十年内乱，一些好的东西曾一度受到损害，但由于那种为实现美好理想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仍然有着高出资本主义、更高出封建制度的健康的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类似于恩格斯所为的“人民风尚”和“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党和政府仍有很大的威信和号召力，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也基本得到杜绝，全国人民仍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它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迅速有效地组织社会行为，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曲折时期，我们在探索中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八大的召开，明明昭示着我们几乎已经接近真理，然而，后来却因为一个反右倾就开始步入迷途，而且越走越远，最终酿成大错。对于这一点，事后分析起来感到十分可惜。可是，冷静地看，如果我们没有反右倾是否就能避免这段弯路呢？我们以为：即使没有那些历史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建设实践中照样要走一段弯路，照样要犯一些错误，因为：只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带来“拉动论者”和“准拉动论者”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这对矛盾的固有发展趋势必然有可能招致失误的到来；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果没有那些特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可能不会犯那样大的错误、受那样大的挫折。
（四）如果没有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没有那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段历史也许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正常发展：“冒进——挫折——反冒进——前进——新的冒进——新的挫折——新的反冒进——新的前进……----待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逐步具备之后，走向新的发展”，这样，即使走些弯路，但总的格调还是正常的，我们取得的成就也将更大；然而，我们却恰恰对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恰恰受到那些非历史必然定律因素的影响，结果，这段历史却按照另个逻辑不正常地发展了：“冒进——挫折——反冒进——政治领域的反右——政治批判——新的冒进——新的更大的挫折——新的反冒进——政治领域更激烈的反右——政治大批判（逐步成为中心）——十年动乱”。
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既有历史必然定律，又有历史必然因果）；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要走一段弯路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走象“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一段弯路，更多却是历史必然因果的作用，并非历史必然定律。这是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的基本看法。
第五节 痛定思痛：反思
前面曾经指出，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后来的实践者预备了发展和建设的太多可能的途径和结局：你有可能走得很好，也完全有可能走得很差。到了这里，我们必须分析一个很令我们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后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实践了一种很差的、抑或不理想的结局。
在分析之前，必须先解决人们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质疑，因为他们可以拿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结局并不是很差的：苏联不是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吗？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吗？这里不想多费口舌：即使有那样的成就，但其一，这些成就并非最佳；其二，这些成就并不能证明制度的优良；其三，带来这些成就的制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第四，经济的成就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最后，这些成就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得以充分发挥。
现在回到正题：明明有好坏两种结局，可为什么我们却偏偏走出了坏的结局呢？
一、革命和建设
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或者说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以及关于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民主主义革命如何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问题），自十月革命时期就有争议。可以这样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活动家和理论家们、而且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问题。
按照一般模式，对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来讲，应当先行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落后国家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得出结论说：这种革命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相反，可能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这一结论已经为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众多实践所证实。
那么，革命胜利了、推翻了旧有统治以后，能否、如何及时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对这个问题，却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改良论者认为，革命（指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由共产党采取合法斗争等形式，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待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足够的基础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陈独秀就是这种观点。还有一些激进派认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应当“不断革命”，在革命进程中无所谓阶段。俄国的托洛茨基就是这种观点。更有一些盲动主义者主张“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王明就是这种观点。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在政治上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在经济上打倒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
现在回过头来看：
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改良者虽然一直在奋斗却也一直没有成功，激进派和盲动者的论点也都已被近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所推翻，只有列宁、毛泽东等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革命理论的可行性。
然而，建设的历史却又告诉我们，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列宁曾一度提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十月革命一胜利就搞社会主义。然而，在经受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以后，1921年便开始了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性后退，开始了“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新经济政策。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解决何时从新经济政策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与世长辞了。后来便是斯大林的集体化，急迫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曾经一度被效仿、后来又被数度改革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再看一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我们在顺利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借鉴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后来就是“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历史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照样出现了不容抹杀的曲折。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是成功了，而建设的实践却曲曲折折。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这便带来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为什么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条件，为什么建设的历程却又曲曲折折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往往比较成功，可越往后问题就越多呢？
在第一章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先后指出过这样几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或事实）。一是社会三要素的自在意义：尽管三要素归根到底受制于物质生产力，但总表现出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强，而且，在社会革命时期往往表现得尤为强烈。二是文化外现：随社会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三要素自在成分的逐步增强，人类按照某种文化思想建构社会制度的能力和可能日渐增强。三是革命的能动：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动方向逆转、层次提高，而且主能远远大于次能。四是历史惯性：当历史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其前期状态中包含的某些力量不会立即消失，而是在下个状态的一定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五是革命的英雄：在动荡剧烈的社会革命时代，少数英雄人物可以“超越历史必然定律来改变历史”，可以“创造”历史必然性。
如果我们把这几方面联合起来考察，便会得出两种看似矛盾的结论：近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及其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也是历史的必然。
先看第一个结论。什么叫做历史的必然？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成员能动实践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成员能够具备那种方向、那种能量的能动，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造就那种社会现实，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俄国、中国等这样的落后国家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呢？就在于其成员能动在那个目标之下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深入具体考察当时的特定情况，必能找到更加完整系统的理由。这里，我们暂且不那样做，甚至不用那样做。只去分析一般性理由。首先，马克思创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少数英雄所推崇；其次，成员精神素质在革命年代往往表现出相对超前的独立性，使其与这种先进理论存在着内在默契；第三，革命期间成员能动的固有特点使得这些社会的成员能够接受这种理论，并在此方向爆发出足够强烈的能动。仅此三点，便足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奠定必要的基础了。对此，如果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教条地套用社会发展五个阶段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是完全不可能理解的。
二、人性的超越和人性的顽固
那么，为什么建设之中又必然会出现曲折呢？答案是：超越了人性的现实表现水平！
“哎呀！怎么得了！”我敢说，见到这样的答案，肯定会有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跳将起来。同志勿跳，容我道来。
马克思为什么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不是已经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了吗？如果我们教条地理解他那句话，还搞什么经济生产？全都搞阶级斗争不就得了；历史唯物主义也许就得改为“历史唯斗主义”了。实际上，马克思的本意也许就在于：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终将集中地反映在阶级斗争上，他的那句话不过是其基本原理的一种运用而已。如果我们再说一句话，你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之所以赘述此段，也在说明理解、阐发和运用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和细微性）
回头再论我们的答案。
（一）人性和社会运作
此前，我们曾先后考察了人在、人性、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运作的某些要求，并得出了以下观点：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而人性又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并通过人的能动这个中间手段来释放这种动力；只有激发和组织好社会能动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只有立足人性才能激发和组织好社会能动；能动又肩负着引导人性、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任务。人在、人性、能动和人的社会（及其运作与发展）这四者之间，只有达成以上默契，才是人类进步的良性模式。否则：如果社会及其发展不利于人的幸福，我们宁愿不要社会（及其发展）而愿“离群索居”；如果一个社会不依靠人性为其提供深层动力，它就不可能发挥社会能动从而不可能顺利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任凭“自在人性”肆意张扬，最终同样是不利于实现人的幸福。
即使不去刻意寻求以上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联，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联照样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认为“实事求是”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正确的，就必会看到：
第一，一定的社会存在必然决定相应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社会成员身上，就表现为他们相应的精神素质，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如果我们把那些决定其行为的根本内核抽取出来，这就是“人性”的现实内容。实际上，假如我们只是关注成员行为的激发和组织，“人性”与“成员精神素质”就有着几乎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决定人类行为特征的那些“天性”就会发现：它正是“求我幸福”。固然，不同的社会存在将在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幸福观”、并决定着不同的“人性表现”，此外的其他某些非根本条件（诸如受教育程度、信仰、战争与和平等）也对人性的具体内容产生着影响，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改变“求我幸福”这四个字本身。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要求
当代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总体上是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构想展开的，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本消灭了剥削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的过渡形式。对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主要特征，留待后面考察。从理论的逻辑上看，其社会运作机制对其他社会要素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
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社会财富足够丰富，以至于社会成员不再把追逐个人利益放到首位；社会生产分工的完善和社会化大生产之生产方式的确立，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条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使人类对自然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有充分认识和把握，从而使人类有能力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社会文化和文艺文化的充分发展，使人类精神生活摆脱了感官的、低级的形式而上升到形而上的、高级的形式，使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也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没有这样的生产力，社会成员也不可能持久地具备高度水平的精神素质，并因此而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社会运作。正如下述。
二是高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激发成员能动的最根本方式并不是外在的强迫、蒙蔽和诱惑，而是依靠社会感召造就成员的高度自觉，自发地具备建设的能动，自发地维护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所以，高度发达的成员精神素质是用以保证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前提，也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直接前提。可以这样讲，没有高度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精神素质，就道德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以“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思想觉悟。就心理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1）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主人翁思想；2）勇敢捍卫自身及他人应有权利、自愿履行应尽义务的权利义务观念；3）遵纪守法的组织纪律观念；4）摬恢竿ǔ辍⒚挥斜ǔ晏跫䲠（《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作为自觉要求和健康身体自然需要而付出劳动的工作意识（在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工作意识还不能代表社会成员工作意识的全部，它只表现在部分社会成员身上或表现在整个工作意识的某些方面和某一部分，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作和劳动仍有作为社会成员谋生手段的意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完全确立这种工作意识）；5）乐于接受新事物和社会改革变化、有强烈自尊、有独立人格及尊严、注重现在和未来等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就业务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掌握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规律，具备很强的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项工作的能力等。让我们假设一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可能（原始社会也许有过）：如果饥寒交迫的人类却有着“大公无私”的思想觉悟（此乃精神素质的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几乎肯定地说，这个社会便具备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退一步，即使我们有了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足够可能，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制度照样难以运行。
有了这种认识，余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现实的情况
若把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和成员精神素质这两方面的要求综合起来考察，便可发现：它们全都可以归结为人性。
社会主义制度对其成员“人性”至少在一个方面有着最起码的要求：即使不是“大公无私”，至少也要“先公后私”。然而，那个由社会存在从根本上决定着的人性又是怎样的水平呢？却是“后公先私”，更甚者，如果不注意疏导还会“无公有私”。可见，制度对人性的要求与人性的现实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由此而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当代既定的社会基础条件，根本就是一种“超前制度”。我们知道，“超前制度”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相对于正常制度而言，它往往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拉动”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超前”，而在于超前的“尺度”。从理论上讲，如果这种“超前”逾越了社会要素失衡所允许范围的上限，那么，它必然会对社会发展带来伤害。固然，我们无法在理论上精确地指出那个超前的“尺度”到底是几分几毫，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人性的巨大反差”恰恰使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这个尺度。
我们看到，当着社会主义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成员精神素质在战争年代表现出的“瞬间狂热”，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会持续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正如我们在分析新中国过渡时期时所指出的那样，成员道德素质的比较高尚会带来这种情况：社会运作机制虽然与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不协调，但与成员精神素质却处在协调状态——整个社会的要素失衡基本处在失衡极限之内。由此，这种相对超前的社会必能有效激发并组织成员能动，进而得以实现“拉动”、带来社会高速发展。这便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早期建设（刚刚从革命转入建设的一段时期内）比较顺畅的原因。但也必须看到：此时，社会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依然存在，只不过暂时潜伏了下来。
成员精神素质的“瞬间狂热”（相对超前于社会历史条件的现象），毕竟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只有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适应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也就是说，随着历史逐步进入正常发展阶段，历史惯性会逐渐消退，在既定社会存在及其所决定的人性水平的终极作用下，那个“瞬间狂热”必会逐步冷却下来，成员道德素质的暂时性高涨必会跌落下来，跌落到与社会基础条件相适应的水平上去。到了这时，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便逐步发挥出日渐强烈的作用：一方面，单纯依靠信仰感召和道德呼唤，忽视物质利益的刺激作用，便再也不能有效地激发成员能动了；另方面，单纯依靠干部的高尚觉悟和自我约束，忽视对权力的制度约束，便再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公仆”行为了。这样，以下现象便成为理论逻辑上的必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民的建设积极性逐步减弱，致使经济运行缺乏活力；政治体制中不断暴露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贪污腐化等弊端。
但同样也应当认识到，在这个回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如果社会运作者始终坚持用相对超前的目标去教育和引导，并且用正确的决策和丰硕的实践成果等，去佐证和强化那一超前目标的可行性和现实性，那么，这一强大的能动作用，必将减缓那个回落的速度，必将提高回落的终点水平，使其终点仍然高于社会基础条件所客观决定的正常水平（这正体现了成员能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拉动功能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但反过来，如果在这个回落过程中，产生了社会运作者的错误决策和实践中的挫折，而且难以继续用超前的社会目标去教育和引导社会成员，那就不但会加快这种回落的速度，而且还会降低回落的终点水平，甚至使其回落终点低于社会条件所客观决定的水平，给进一步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那么，我们实践的是哪种结局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袖们充分认识到了成员精神素质对这一事业的重要性（而按照我们的理解，对社会运作而言，之所以要造就高度水平的精神素质，就在于塑造健康的自为人性，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另方面又有利于占有人在本身）。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设实践使列宁深深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文化本来就落后的国家，要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他指出，“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96页），“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道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3-774页）。只不过，他讲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指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旨在提高成员业务素质的文化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文化革命”尚未完成的时候，列宁采取了现实的应对策略 ：“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2页）。与此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克服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主义等恶劣作风的重要性，并深刻指出，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并特别强调要让工农群众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
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毛泽东似乎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成员道德素质（思想觉悟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他始终强调主观能动对客观世界的强大作用，也正是这种能动，帮助他创造了一个个的战争奇迹。到了建设时期，他更是日渐强烈地认识到，如果社会成员（特别是作为党员干部的优秀分子）没有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么，用社会主义那样的制度来从事建设事业必会遇到重重困难：在经济领域，由于排斥个人利益，人民的积极性将不能得到有效激发；在政治领域，由于缺乏独立、有效且强大的外在监督和约束，势必难以保证各级官员的为民本色。这样，如何根除人们心中的“私”字，对于能否保证社会主义良性运行、能否保证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本色，就变得十分重要了。由此观之，毛泽东晚年期间着力奋斗的“斗私批修”真真正正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然而，他所采取的方式却与列宁有所不同。列宁的方式是尊重、服从人们对利益的要求，采取了“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2页）；而毛泽东则试图彻底改变人的思想，消灭这个“私”字：他要通过外在的、人为地、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努力来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并由此为社会主义运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试看：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就提出了要进行五个革命，即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还对文化革命的内容作了五点规定，即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汉字改革，消除“四害”、振奋人们的精神，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培养知识分子等。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此，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已经不单纯是业务素质方面了，还包括了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成分。可结果怎样呢？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建设实践中，正确的认识却没有带来正确的实践，在成员精神素质的正常回落过程中，我们没有正确地把握超前尺度，反而犯下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给这一过程“雪上加霜”。通过大跃进，我们不但没有“跑进”共产主义，反而使经济建设遭受挫折；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反而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耽误了一代人。结果，导致成员精神素质的严重回落----我们实践的却是上述第二种结局。
我们看到，由于这样一些挫折和失误，使得社会成员的革命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减退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降低了；个人利益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凌架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纯洁，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已不如建国初期；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在相当一部分人身上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数千年封建社会铸就的国人心理素质的那些消极方面，在过渡时期曾被那种超前的道德素质所掩盖，但对上述回落过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回落过程之中及其结束后也开始产生其应有的副作用了。例如：人治意识使国人缺乏法制观念，制约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草民意识、服从意识、愚忠愚勇意识等助长了新的个人崇拜，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进程；道德中心意识和政治功利意识等使我们过分看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忽视经济建设；等等。
（四）感慨和结论
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使我们深深地感悟到：这个以“私”字作为集中表现的现实的人性，真正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而且，这种必然性还很有点客观必然、“天要下雨”的那种味道，并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和诗的想象就能逾越的。你看：以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以采取“文革”那样的激烈方式，却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引发了足够强烈地副作用。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曾一度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多少强大的敌人，然而，一向是胜者、强者的毛泽东，在“人性”这个敌人面前却成了败者、弱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固然其乐无穷，然而，失败的严酷现实却只能让这位伟人“乐在‘斗’中”了。
所以我们曾经感慨：人的能动可能会创造奇迹，但决非无所不能；诗的愿望可能会成为现实，但决不会总成为现实；“人定胜天”可以当作激发斗志的口号，但决不能作为指导行动的准则。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多少年来，我们只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实际建成的那种制度其是并非真正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那个高傲的社会主义离我们的现在的确还很遥远，她潜在的优越性的确还没有充分发挥（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也难以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如果说社会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埋下了深深的种子，那么，“人性的巨大反差”是社会基础条件先天不足所决定的那个“历史必然性”的外在直接表现。多年来，我们曾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原因做过反复的思考。然而，没有想到，最终的结论却是这样的浅显和直观。
至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进展到这里之后，成员精神素质正常（乃至加速）回落了，而社会生产力虽有所发展，却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这样，传统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方面基础就都不存在了。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典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适合当代历史条件了，它在运行中已经出现了变异。
因此，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为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是教条，那么，到此以后，认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仍能够良性运行，那就不只是教条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仍然抱着传统模式不放，那么，唯一的后果就是挫折和失败。
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你想发展吗？改革吧！
第六节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
一、社会主义改革纵览——超前倾向的弱化
理论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在社会渐变时期时期，以对社会要素的渐进调整为根本特征的社会改良不但是应当存在、可能存在，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社会渐变占据了社会发展史的大部时间，改良还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手段；另方面，社会改良得以实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必须在允许的极限值以内。由此来看，当代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改革决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良。
我们已经分析过，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运行中呈现出一种“超前与滞后”同时并存的怪异现象。一方面，社会运作机制的某些方面（诸如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单一所有制形式等）过分超越了其他社会要素的应然水平；另方面，这种病态超前的一部分在其运行过程中还走到了它的反面——滞后于其他社会要素（例如：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以人治代法治、家长制、一言堂、文化专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封建的东西竟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的“大雅之堂”）。其终极根源，全在于过度超越了社会基础条件的正常水平；其直接根源，则在于超越了自在人性的客观表现水平。这种社会要素，在其设置之初以及只经过初步运行，便已经接近抑或达到了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