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困惑中的选择

这一章里，我们将把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我们自己，而把分析的历史跨度则放得更宽泛一些，重在探讨目前问题的根源，廓清因它而来的种种困惑，并试图在困惑中寻求选择的基本指向。

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任何试图截然告别历史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其传统施加给它的影响。要解决当代问题、寻求问题原因、谋求发展之路，必须高度关注、充分尊重国情，必须认清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否则，要么成为空想家，要么就是失败者。

中国是一个东方的、具有独特且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泱泱大国。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就传统文化的性质和体系来讲，它是封建的专制政治关系、宗法的血缘家族关系、小农的自然经济关系和封闭的对外交往关系的产物。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三种一直制约其后续发展的因素：一是被打上“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奇特烙印；二是沉重的宗法制度又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以天为本、以德为宗”的宗族理论框框之中；三是“政教合一”的发展原则又使我传统思想始终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中，既有按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成分，更有政治制约的痕迹。这三种制约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在每一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天”、“政（权）”、“德”、“旧”，另方面是“人”、“教”、“财”、“新”，而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前些因素总会压倒后一些。“人道”屈服于“天道”，教育（教化）围绕着政权，德本财末，旧总胜新。其主要特征：

与等级观念相对应的是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的共同发展和逐步强化，使社会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把持各种社会特权的贵族阶层。他们通过兼并土地、把持地方选举、世袭官爵等手段，进而发展成为世家豪族，再经过三国两晋时“九品官人法”的施行，终于垄断了各种特权，形成了门阀士族，形成了以身份门第划分等级的习惯法，最终达到依靠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唐朝“永徽律”规定的“八议”（八种有特权人犯罪，司法部门不按一般法律追究，须依特别审议，享受减刑或免刑特权）就是其突出证明。这些特权阶层既把持地方贡选权，又控制中央政权。他们高居社会之上，享有并世袭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例外法权。这种特权机制又反过来映射到思想领域，形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

传统思想中也强调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一种友善关系，也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朴素人本主义文化因素。但这些倾向与等级观念的强大势力一比，就黯然失色了。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以隐士、居士、真人等名义隐退者，他们淡泊名利，推崇田园式的宁静和精神上的虚幻自由。这种现实在思想流派上也有所反映（如：庄子之类），但终也不能占据主流；而这些所谓的隐士中也有不少属于求仕不得而无奈引退者，并非真正视“官爵”淡如水。

自古至今，中国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等各方面，在激励和惩罚两个方向，始终在强化着忠君思想。只要忠君，就可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尊敬，反之，如若不忠，甚至稍有不敬，抑或议论朝政，都将受到法律的和舆论的等各方面的残酷打击。例如，早在秦朝就有“诽谤罪”、“以古非今罪”等，凡是用各种手段诽谤皇帝、妖言惑众的，都要被诛杀。北齐规定的十种重罪（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和内乱）中，几乎都与忠君与否有关，一犯此罪，则至少是本人遭诛杀。这样的社会条件，使得忠君成为对中国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忠君思想就成为历史留下的又一重要精神遗产，而且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应当说，忠君并非全是坏事情，把它当作对成员的一项要求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尤其在传统意义上，君主的确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象征。也正是因此传统，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大量的以忠君为特征的爱国者。如屈原被逐遭贬，仍忠于楚怀王，留下的词章感人肺腑，充满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誓死报效宋王朝，为后人所仰慕；文天祥抗元，临刑前依然南面而跪，至死不忘南宋王朝，“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中国历史的优秀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然而，在我们的历史上，却将忠君思想无限度地绝对化，使得“忠君”这一要求逐渐摆脱了其应有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尺度，致使其逐渐演化为“愚忠”和“盲从”，走向了它的反面。上一章里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病态：英雄受制，便同它有关。

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强调伦理中心和道德至上，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如何使社会稳定有序是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为此，他们围绕着使人如何“做人”，设置了一系列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而且逐渐将其系统化并上升为教义礼仪。应当说，这些思想中处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和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发展和人性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如：孔子提出的“仁”，则包含着孝悌慈、克己复礼、爱人（仁者爱人）和忠恕等积极内容；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是一种刚直强大、令人仰慕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此思想熏陶下，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高尚人格，为后人仰慕并成为其榜样。然而，也正是这种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觉悟的传统，使中国社会过分依赖于其成员的自觉性，使得本来以研究社会问题为重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忽视了对制度和法制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重人治而轻法制的传统。正如韩非子所批评的那样，总是“恃自直之箭”和“恃自环之木”，其结果必然是“百世无矢”，“千世无轮”。

我们看到，表现为“求我幸福”的自在人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众多要素的持续影响下，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是遭受压抑：个体、个性一直受到规范、制度、礼教等社会力量的压迫，使得个人正当的幸福要求（各类利益和身心要求）始终难以成为正大光明、问心无愧的事情。二是得到疏导：自在人性被传统社会强力疏导到有利于社会统治、社会稳定以及群体利益的方向上。上千年的持续作用，使得自在人性的本然要求（寻求定位在个体的利益）在现实中具备如下表现：

自在人性的此种表现，一方面是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另方面有会影响到要素的状态及其运作，尤其影响到精神素质。

必须指出，在实际社会历史生活中，中国人道德素质往往呈现参差不齐。这原本是正常的，但在我国社会中这种参差不齐却过分分严重：高尚人格与卑劣小人的道德水准实在相差太多。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社会结构的病态和社会制度的腐败导致道德信仰和说教与社会实际生活总是出现巨大反差，使人们反过来对这种道德说教丧失神圣感甚至产生怀疑；二是依靠人之主观自觉来达到超越社会存在的社会道德意识水平，这本身在方法上就有缺陷；三是过度的说教和压抑，造成情绪上的逆反心理；四是特权等级传统使得只有少数社会成员能够享受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五是在传统道德文化中，更有不少过于陈腐和保守的封建道德观念，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它们压抑社会成员的正常需求，自然也会影响到道德说教的效力。

中国的地理自然环境、数千年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相对稳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人就试图分析、并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中国人之心理素质。这里，我们就根据前人的分析和社会现实，简单列举一下国人心理素质的主要方面。

综观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庸心态的痕迹和表现，国人心理素质的其他方面也无一不受到中庸心态的影响。他们反对思想上的所有过激理论，反对道德上的所有过激行为；他们崇尚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既要“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又要“发强刚毅”、“齐壮中正”，而最终目的则是“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中庸心态有助于国人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有助于维护一种已有的体系，有助于协调个体或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不利于抗争精神、英雄主义和竞争意识的发挥和弘扬，致使中国社会少有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却多有逆来顺受的无限忍耐。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

中国传统向来视稳定高于发展，因此，社会培养或认可其成员的业务素质多在如何有利于社会统治的稳定。这样，中国社会向来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重视社会“稳定统治学”的钻研；轻视对客观规律的探讨，重视对人际伦理的建构。即使有一部分所谓的自然科学研究，其根本目的也不在于用此规律发展经济，而更在于从社会人伦的角度去把握客观世界，要么就是用作娱乐排遣。所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自然科学终也未取得什么成就，更何况国人业务素质。这里，我们不再展开。

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按照重安定、轻发展的信条，逐步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备、且与其它社会要素十分默契的社会运作机制，而其持久存在又反过来对社会基础条件和成员精神素质产生必然影响，并持续影响着今后的发展。其主要特征简要示于下表。

由此可以看出，这套社会运行机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几乎绝妙配套、几乎天衣无缝的。

（一）从社会目标、运行规则和组织结构看，这个社会目标：其一，都以皇权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根本，而“民益”则要么是制度的“恩赐”，要么就是高耸的“牌坊”——麻痹和欺骗人民的工具。其二，都以社会安定和伦理秩序为根本，所追求者主要不是未来的繁荣昌盛，而是过去的古朴和谐。稳定相对于发展而言，总是占据首位。而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则是完全围绕着那个目标而展开设置的。

（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大领域看，经济上能够有效保证皇权和特权阶层的利益，政治上恰恰实行集权制和官本位，而文化领域则为这套东西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环境条件。所有社会力量，无不被有效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旗帜下。

（三）从四大运作机制来看，一是每个机制各方面之间相互配套，二是四大机制之间更是相互匹配。例如：通过文化认同机制，形成一套系统完整且势力强大的官方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念，一方面为其他机制的顺利运作提供足够的文化环境，另方面，其他机制的运作又在时刻强化着那套官方文化。

（四）从社会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看：社会基础条件、成员精神素质与这套社会运作机制，几乎达成了“绝配”。试以社会目标为例：之所以有那样的社会目标，固然是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的必然，但也恰恰迎合了社会其它要素尤其是社会基础条件的要求。一方面，没有那样的基础条件，就很难存在这样的目标（即使存在，也不能持久）；另方面，那样的社会基础条件也必会“造就”这样的目标。

值得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强大的缓冲适应功能，却没有独立有效的要素调整机制。由此必然带来两种结局：

一是，人民的正当利益要求总不能引起统治者及时高度的关注，由此，社会要素总难以得到及时调整。而当着那种利益要求极度强烈、以致若不满足就会直接危及人民生存的时候，便不得不采取暴力革命这种剧烈的方式。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总爆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二是，社会制度条件总是具备着超级稳定性。在每个朝代里，其一，物质生产力水平总难有质的飞跃；其二，文化生产力总难有大的变化；其三，成员精神素质总难有根本改观；其四，那套统治制度对人民虽然是罪恶、而对统治者来讲则是纯粹的天堂——他们的利益总会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这，正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没什么根本变化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理论分析，社会要素的协调本应为社会发展创造最基本的前提，然而，传统社会的协调却没有带来足够的发展，因为它以稳定为主要目标，它不能带来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它不能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要求，它不能有效激发人民的建设力量，更为甚者：好不容易因稳定而收获的那点可怜的发展成就，又在连年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历史跨入二十世纪后，即使有着强烈忍让心态的中国人也不堪承受加在他们身上的残酷压迫了。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具深层意义的社会革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而告终，并决然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呢？这个本来在建国之初似已回答了的问题，却在今天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如上章所述，各国社会主义实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曲折和反复。由此，人们必会反思，产生疑问和疑惑。也正是在这些疑问中，诞生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要从世界上灭亡了。面对过去，他们说：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根本就不该选择社会主义，或者说，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就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抑或根本就是个错误。面对未来，他们说：今后的选择，只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把它们那一套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照搬过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是无可挑剔、没有问题的，改革调整它们，引入市场经济和其他所有制，不大搞阶级斗争，这就是修正主义。面对过去，他们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落后国家有足够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面对未来，他们说：今后的选择，只能是回归传统社会主义，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此论，尤其是第一种观点，言之凿凿，信之多多，“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很有必要予以全面考察。

必须声明，我们的本意，原非要反驳此论的，可考察下来得出的认识，却恰恰成了对他们的反驳。先来说上述观点的第一方面：面对过去的认识。我们感到，尽管它已经是历史，但若不予以廓清，照样会影响到对未来的信念，从而影响到未来的选择及其发展。

现在人们常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没搞清楚。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同样如此。但不容否认的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制度的核心内容以及苏联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人们就是把它就看作社会主义的）等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至少那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消灭剥削、追逐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她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她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和干部追求并代表着人民利益，人民享有当代最高度的民主和自由，享有最广泛的政治权力。若用前面的理论术语来描述，这个制度里，社会成员奋斗目标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社会目标与合理目标具有很高的吻合程度，社会三种矛盾总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结构失衡和结构利益失衡概率极小，其社会运作机制将具备很高的先进性、有效性和完善性，社会在绝大多数时期里都将处在协调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清明”，并为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总之，这种制度将是一个非常公平、高效、先进的制度，它比以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优越，都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能够最有效地保障和实现人民的利益。

他们还知道，这样一种先进的制度需要非常充足的社会基础条件。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二是高度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只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才能与相应的社会运作机制协调配套，从而建成社会主义，从而促进人类进步。

从理论上看，也只有一个社会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条件，才能完全符合历史必然定律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及其发展，都是相应历史条件下两种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斗争的必然结果，一种是促成其建立并利于其发展的力量，一种是阻碍其建立并导致其灭亡的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如何呢？

以上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已不可能按照西方一些国家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模式走向资本主义，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具备一些必要的运行条件。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很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由此制约的很低的成员精神素质基础之上，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马上跨入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太快地用社会主义（无论是经典设想还是斯大林模式）的方式从事建设，也决定了即使过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表示就具备了能够使这种制度良性发展的充分条件。

分析到这里，再回头去看前面的两种观点，可以发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上一章已经指出的，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段历史看，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都勇气建设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叹的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分析的那样，我们的实践恰恰给了“看客”们留下了足够的把柄。

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出现曲折，犯了严重错误；改革使我们实现了不断发展，可又带来众多严重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上一章里，我们曾对此作过初步反思，并列举了问题的表现。这里，让我们从分析社会要素入手，对其深层原因做进一步考察。

建国之初，农业领域，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生产工具落后，多为手工劳作；工业领域，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还不具备，生产率低下。加之战争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可一字蔽之：低。

一是传统文化遭到严厉的、全社会范围内深刻的批判，几乎被彻底扫荡，然而，绝对割裂历史终究是不可能的，试图在一代人时间里完全消灭那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集权和大一统、等级与特权、官本位、忠君和修身为本）依然顽固地残存在大部社会成员内心深处，对新制度产生着持续影响。

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它处在时代文化的最前沿，并占据“一元化”绝对优势地位。其主要内容人所共知，此处不再列举。

三是自然科学水平处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掌握了当代科学的某些最前沿，并拥有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另方面，社会平均自然科学水平以及工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很低。

传统社会造就的自在人性的双重性依然持续存在，只不过，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断灌输和社会主义制度要素的持续存在，使得自在人性在现实中具备两种表现。一是正常（本然）表现为“正常为己型”。其幸福标准依然是私益，然其求幸福的方式则是创造。二是“超常”表现为“健康神圣型”：其幸福标准是他益（公益），其求幸福的方式是创造。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惯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具备超常表现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其中的党员干部）虽不占多数，但为数也不少，不过难以持久而已。

社会主义的教育及其社会现实、历史惯性的作用，与数千年铸就的国人道德传统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国人相对超前的道德素质。其主流表现是：信仰坚定（虔诚地信仰社会主义），理想远大，先公后私（抑或亦公亦私，至少不损公肥私），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高昂的建设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然而，随着和平年代的持续，这种相对超前道德素质总会逐步向着物质生产力所决定的正常水平回落，人的能动只能影响这种回落的重点水平，却不能左右这种回落的趋势。

传统社会造就的国人心理素质，在新的时代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并依然成为新社会制度下公民心理素质的主要方面，只不过，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大部农民和工人之中，传统特征依然占据主流；而在激进青年和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的暂时性“反动”，有着与传统相对的某些极端表现。例如：中庸表现为激进（抑或偏激），保守表现为开拓，内向、知足、克己、礼让表现为外向、进取和斗争精神，依赖、服从、草民、忍让和政治功利、等级尊卑意识则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所取代，平均、求同演化为理想化的平等意识，英雄主义高扬，人定胜天弥漫，全国人民焕发着高昂的斗志和战天斗地的建设热情。然而，人治意识和愚忠愚勇观念依然潜在于内心深处，且总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来。

必须提及，这种心理素质只是一种“瞬间的狂热”，并不稳定。在相当程度上，它是受特定道德情怀和社会现实感染的产物，是运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那种“貌似神离”之传统心理素质进行超越改造的产物。从另个角度看，这也体现了人的能动对人本身的影响。

与传统社会相比，国人业务素质有了质的飞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有了大的提高，但总体水平依然偏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借鉴苏联模式，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特征，列于下表。我们看到：

一是社会目标的先进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贯穿于四大运行机制之中的，始终有个一贯的、最本质的目标，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占社会成员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为此，她认同最革命、最先进、最能保证人民大众利益的文化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此，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剥削，保证了人民共同富裕；为此，她把社会的各个方面统一置于党政的强力控制之下，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按照那个目标要求来发展。

二是社会运作机制的协调性。我们看到，社会运作大都被置于党政机构的强力控制之下；各个社会机制的设置，都在那个统一目标的统摄之下，并为那个目标来运作；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之间是匹配的：目标一贯，规则相容，机构统一。由此，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或某种政策、思想等等），总会有相关的方面来扶植、配合并支持它。例如，她要提倡共同富裕、消灭剥削，便在经济领域实行按劳分配，统一工资标准，严格控制两极分化，而这种做法，恰恰又与她所倡导的文化精神相一致。

然而，如果把它同其他社会要素联系起来考察，便会看到：社会要素之间却是失衡的。

我们知道，社会运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激发和组织成员能动，塑造健康自为人性。依此，并立足人性和成员精神素质的现实水平来考察，这个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有三个：

一是能动激发问题：单纯依靠信仰、依靠“先公后私”不足以激发出足够的能动行为。结果我们便看到：传统社会主义后期，由于成员精神素质的正常回落，对私益的漠视，使得人们从事建设的积极性日益下降。

二是能动方向问题：单纯依靠成员觉悟不足以把他们的能动方向始终控制在符合目标要求的轨道上。结果我们便看到：官员自律日渐失效，掌握权力的人们总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人民公仆”。

三是能动组织问题：单纯依靠一个计划委员会，完全不能计划好那个水平的经济活动。结果我们便看到：计划的结果却是比例失调，统筹谋划的结果却是产品短缺。

四是“虚假人性”问题：单纯地依靠外在灌输和不断说教，不足以从深层改变人性的具体内容，私益在当代人类那里是不可能被消灭的。结果，只是为了迎合制度的需要，人们便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本然要求，对外高呼“大公无私”，对内却依然“求我幸福”，而这，又恰恰是“求我幸福”的表现，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幸福。

所以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社会运作机制内部的失衡，而在于社会要素之间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世界范围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社会主义制度对其生产力基础的要求来看，现有的水平仍远远没有达到。另外，我国物质生产力的地区布局很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持续发展看，我们将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环境问题。否则，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不一定能带来人民的幸福。

时下的文化氛围，都迥然不同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传统封建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占据绝对主流；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也提倡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但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思潮，都不被正式渠道所推崇和宣扬。时至今日，我们处在一种相对多元的文化氛围中。

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这是铸造中国人精神、指导中国社会运作的最主要方面。

二是流派纷呈的其他各种西方学说和思潮。伴随改革开放，这些思潮在近十几年大量涌入我国，流派纷呈，鱼龙混杂。不可否认，这些思潮对当代中国尤其对青年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在将来也必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

三是重新复兴的传统文化（或它们的“新解”）。从本世纪初“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直到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就要被社会否决。然而，在人类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却又奇迹般地复苏起来。由此，传统文化将通过它的历史沉淀，通过它对成员精神素质的必然影响，甚至凭借其重新复兴的势头，利用其说服、渗透、感知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它们对传统社会的作用方式，对当代乃至未来发挥作用。

四是现代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巨大力量，成为“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在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领域内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对人的思想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还将直接影响或通过业务素质间接影响到成员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从而影响社会运作。在它的作用下，盲从、宿命、迷信、超理性信仰等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尊重专门知识和权威、相信教育、相信逻辑、相信依靠变革和试验去寻求更好的模式、相信竞争等观念则日益强化起来。

传统社会造就的自在人性的双重性以及传统社会主义造就的自在人性的超常表现已经基本上土崩瓦解，在当代突出地表现为“超常为己”：幸福标准几乎完全定位在私益，为达此目的几乎是不择手段。之所以现实中还存在大量“正常为己”型的表现，不过是因为各种规则的制约。这种表现带有某种必然成分，是由既定生产力水平客观决定的，但也必须看到：它实际上是低于“应然水平”的。也即：如果说在同样生产力水平下，自在人性总会存在或高或低的表现，那么，我们的当代却更多地表现出那些偏低部分。此种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体制下“虚假人性”的反动，也有其他社会要素的副作用。我们以为，它正处在转轨时期，还没有定型。

对此，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做过分析，为保持此处完整起见，在扼要转述如下。

当代国人道德素质出现超常回落。主要表现为：政治信仰明显淡薄，社会责任感严重退化，政治热情及由此激发的建设积极性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为人民服务离我们远去，大公无私成了神话，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泯灭个人良知，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成员之间），心理素质出现较大差异；而且，现行心理素质还远未定型，它正处在一个转换调整时期。

更为甚者，将来的态势似难以令人乐观：人口数量继续膨胀，而教育能力却难以相应提高；脑体倒挂的社会现实和成员心理素质的某些不合理变化，使“新读书无用论”悄然兴起，学生学习动力下降，学习目标日渐庸俗化；城市新增人口比重下降，而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低智人口（或难以接受更好教育的人口）比重却持续上升。这些趋势，将阻碍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甚至导致人口素质的结构性下降。我们知道，业务素质是成员精神素质的基础，没有高的业务素质，就难有高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所以，如何提高当代中国社会的成员业务素质，依然是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主要特征，列于下表。我们看到，改革到现在，我国社会运作机制诸要素之间有着比较严重的不协调。

然而，我们的经济利益划分却存在三重机制：党政机构、国家干部是一套国家规定的刚性工资制度；国营企事业单位是另种工资制度；其他所有制单位则自行确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规则、分配格局和收入水平存在大的差别。政治利益的划分格局较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又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就决策运作和监督纠偏机制而言，不同所有制之间、政治经济及其与文化之间，照样存在大的不同。总之，要么是此种机制不能不全面满足其它机制向它提出的要求，要么就是此种机制的运作和发展，必会造就出伤害其它机制运作的社会现实。如此一来，各机制之间不是相互配合，而是相互抵触、相互限制、相互拆台了。

由此我们认为：假如说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三要素之间存在失衡的话，那么，其社会运作机制内部还是相对协调的；改革到今天，假如说三要素之间的失衡得到一定缓解的话，那么：其一，三要素之间的失衡并没有根本解决，其二，我们有造就出一个新的失衡，这就是社会运作机制内部诸要素的失衡。

我们看到，当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两种失衡，造就了社会成员的两种行为模式或行为特征。

当代社会奇妙地造就出两种社会氛围，并诱发出成员能动实践的两种方向。

第一种可称作“期望方向”。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从执政者的愿望角度看：它要求我们的公民（普通社会成员）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要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它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社会成员的先进分子）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充当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的利益，要反对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等等。这些要求，都很美妙，也很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然而，社会人文环境、经济运作的精神和社会成员的当下素质，却又联合造就出另个方向的要求（或愿望），可称作“现实方向”。对我们的普通公民来说，理想、道德、文化、纪律都不如升官发财来的强烈和直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么被抛到脑后，要么就是争名夺利；他们肯定会“拜金、享乐”，私益肯定高高在上，只是不知是否达到“主义”的高度、达到“腐朽”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离他们太过遥远。再看我们的党员干部，他们也不会生活在真空里，也同其他人处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及时有外部的不断教育和灌输，但总有其他社会条件滋生着反方面的影响。由此，其内心的思想精神，我看也不见得比普通公民高尚多少：我为人民服务了，谁为我服务？我代表人民利益，谁代表我的利益？我当人民公仆，谁当我的公仆？我不搞以权谋私，那点工资怎够我享受？眼看同胞兄弟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大款、七姐八妹在无烟经济中发了大财、影星歌星挥金如土、文盲罪犯笑傲江湖，自己与他们“年相若、道相似”、甚至还更有能耐，为什么他们都发了财，而我就只能享受政府给我的那点微薄薪水呢？想着想着，马列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要求，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样两种方向的存在，使得身处当下社会环境的任何社会成员，无不处在一种“双向适从”的尴尬状态。

我们曾经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要素设置超越了自在人性的本然要求，并因之存在一种“虚假人性”。但毕竟，一则，当时的社会要素相互协同，不会造就这样纷杂的社会环境，而且，它还人为地消灭着那些有可能滋长邪恶的土壤；二则，成员道德素质普遍比较高尚，以致形成一种风尚，可以感化极少数卑鄙小人。所以，这种“双向适从”的尴尬还不太强烈。可时至今日，形势几乎出现了整个地逆转。唯一有所区别的，不过在于当代体制对普通成员的要求，比传统体制略低了一些。可这又有何用？人们照样随时面临着那种“双向适从”。那么，他们会选择哪一种呢？

关于善对恶的感化作用，我们的祖先好像一度很有信心。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对此，我也曾一度深信不疑。可是，近年来的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反复考察，却让我逐渐对它产生了怀疑。如果那个“君子之德”过分超越了人性的现实表现，以致变成“圣贤之德”；如果“君子”只是少数而“小人”却占多数；如果在“君子”和“小人”之外还有社会的其他因素在助长“小人之德”，情况会怎么样呢？也许就会反过来：“小人之德成风、君子之德变草”了。

我们看到，“双面适从”和“趋恶效应”综合在一起，必会带来一种奇怪的现象：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现象最初羞答答地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他们往往把“期望方向”挂在嘴上、应付上级、欺骗公众、要求别人，而他自己在实际行动中却按照“现实方向”来行为。可后来，便逐步扩张蔓延，以致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一些商品，明明假冒伪劣，却来个豪华包装，还去盗用人家的品牌；一些人士，明明“暖窗十天”，却也挣得个什么硕士、博士的头衔，以致百姓戏言：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一些学者，明明肚中空空、胸无点墨，竟也顶个什么硕导博导、专家教授的头衔，成千上万地发表着连他自己都懒得看的“论文专著”；一些执法者，明明是玩忽职守乃至助纣为恶，却也扯上一个“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大幅标语；一些当权者，明明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硕鼠”，却还自充“公仆”、高呼者“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于是，名实之间的“背反”便大量涌现了。

由此我们联想到孟子所谓的“罔民”：“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和“滕文公”两篇中均有此类句，可见对它的看重）。我们看到，社会要素内部及其相互间失衡所带来的上述效应，恰恰会造成“罔民”的现实。试以腐败干部来论：一方面，我们的体制让他们拥有足够强大权力，另方面，我们又不能依靠制度本身对这个权力提供足够的约束条件，而只能主要依靠信仰和信念的力量使他们自我约束；一方面，我们的体制没有正大光明地让他们挣得足够的利益，另方面，却又造就出另外的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我们的政治要求其成员要公而忘私，我们的文化也这样教育和灌输，另方面，我们的经济却依靠利益驱动来运作。如此一来，因为权力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其中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会经不起邪恶的诱惑，其结果，他们便逐步丧失自律能力，继而会用他们手中持有的、缺乏外部制约的强大权力，非法寻求其“灰色”利益，从而触犯法律，受到惩罚。这不是典型的“罔民”吗？看来，若不改变社会要素的失衡，“罔民”是终究难以避免的了。

从理论的逻辑上看，若不尽快抑制此种现象而任其发展下去，必会持续不断地诱发社会问题，影响未来的发展。更为甚者，它还会同其他社会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而诱发出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社会病变。接下来，让我们对此作个理论推演。

我们知道：人性就是“求我幸福”。而求幸福的方式不外两类。

一是正当方式：其根本精神是通过创造财富求我幸福。要么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直接创造财富，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科学家探索真理等；要么是通过组织协调社会实践，使其取得更大成效，从而间接地创造财富，如社会机构的各类组织管理者等。

二是不当方式：其根本精神则是通过转移财富求我幸福。要么是依靠侥幸，通过不直接伤害他人或社会的手段转移财富，使自己得到额外的收获，如“守株待兔”、炒股买彩票之类，便有此种嫌疑；要么是利用邪恶手段，通过直接伤害他人或社会来转移财富，使自己得到额外的收获，偷窃抢劫属于此类，坑蒙拐骗的商人和以权谋私的官僚同样属于此类。

我们看到，任何社会，任何社会的运作者，要想压制人们“求我幸福”的本性，扼杀其求幸福的行为，那是不可能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导致自身的灭亡。社会要做的事情，只能是顺应人性要求，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创造出适宜的外部环境，塑造健康的幸福观和正当的求幸福方式，从而完成激发和组织成员能动、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任务。否则，社会运作必将出现变异。

设一社会，竟然造就了以下状态：社会成员均以追逐当下的物质利益为重，总是寻求、而且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不当方式（要么侥幸、要么邪恶）达其目的，那么，该社会在实际运作过程必会滋长出这样的逻辑：用公权换取私益。政治权力如此，其他任何权力同样如此；有权力的如此，没有权力的也要想方设法获得权力以如此；终于没有获得权力的人们，则只能是：要么痛恨权力者的邪恶行为，要么丧失对权力者的信任乃至其他任何社会信仰，要么行险以求侥幸，要么在痛苦最深渊处挣扎、受苦。

从理论逻辑上看，此种状态必然带来以下后果：

一是行为变异，表现为目标与手段、行为与职能之间出现背离：为某种社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实际运作起来总会适得其反，社会权利的实际行为特征总是背离社会所赋予它的职能的本然要求，从而诱发恶性权力行为。

二是“原体变异”。表现为整套制度体系（包括制度思想、机构等）本身成为恶性政治行为的源头。比如：在道德水准普遍地下的前提下，若某种政治的良性运作主要地依赖执政者本身的道德水准，那么，这样的政治就存在“原体变异”。

不妨列举这种社会几种可能的外在表现：

各级政府本是保障公益的，却变异为以权谋私；反贪机构本来是反对腐败的，却变异为用反贪之权力从事它所反对的“事业”。结果，政府腐败茁壮成长。

教育的本来职责是培育人才，然而，它却变异为：充分利用教育职权谋取教育者私人的利益。结果，学术腐败应运而生……

我们意识到，世间从未存过完美无瑕的制度，任何现实的社会在具体运作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以预见，很久的将来也依然如此。所以，问题不是单纯地在于某种社会是否存在恶性行为，而在于，这些恶性行为是什么性质。

如果某种社会要素相互之间基本协调，那么，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个别的、或局部的恶性权力行为，就不足为惧，它自有能力来减缓、克服乃至消灭它们；进而，即使出现全方位行为变异，只要这些行为的性质没有变化，也不足为惧：只需“陈酒换新瓶”，更换全套统治者就可以解决了。我国上千年“封建”社会中，腐败到极度以至无法自救的朝代何其多，然而，只需一个改朝换代、换一班新人，即使依然延续前朝的法统，照样可以持续好多年。

可是，如果恶性行为的出现是因自社会要素失衡逾越极限值而来的“原体变异”，那么，这种行为就应深以为惧的了（即使这些行为暂时可能是个别的、局部的，但很快就会蔓延扩张）。此时，“陈酒换新瓶”则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彻底改变整套社会制度本身。

形象起见，我们把上述行为变异称作“社会病变”，把两种变异兼备的状况称作“社会癌变”。患有“社会癌变”的制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根本上彻底改变整套社会制度本身，否则，只有等待死亡。

由此，观察现实中的恶性社会行为，不能只看其表面，而应深究其原因。比如：同样是“行贿受贿”，在不同的体制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就像同样是患“感冒”，对正常人和“爱滋”患者则大不相同。

社会病变和癌变，往往是众多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缺乏足够强力的认同文化、利益分配格局不符合社会认同的公平观、社会运作使自在人性得以片面恶性张扬、政府权力过于强大专横且缺乏足够的监督力度和明晰的操作规范等因素，都可能诱发社会病变。表面看起来，以上几个方面可能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有些甚至还被看作社会的优长，但是，如果它们强烈地同时并存于一个社会中，那么，“社会癌变”的出现就是必然的，所差者不过时间而已。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定的政治，必赖相应的经济基础。两者间如若不匹配，实际运作中出现问题就是必然的。那么，市场经济和集权政治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来看。

只要简单考察一下市场经济就可发现，它内涵着以下几种要求或精神。

一是私有，由此造就寻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个体。

二是利己，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且主要是表现为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个体行为提供动力。

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则是自由交换。值得指出，所谓的“等价”交换并非市场经济的本然要求，只要不是“强制”交换就足够了。自由、自愿地欺骗和被欺骗以及不“等价”的交换等等，在市场经济那里是允许的。

这样的市场经济对其社会制度所提出的要求，要而言之：

一是“弱权”，社会主体权力（政府权力）不得过分强大、强横，用以保证权力对经济不能过多地干预，起码不能制约或妨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

二是“好富”，社会统治必须要代表富有阶层的利益。否则，就会被那些富有者推翻。

三是“民主”，此种民主，是只需满足市场经济之“自由”要求的民主，至于这种民主是否真正体现普遍民意，并非多么重要。

至于这种要求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什么样子，看看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就知道了。

一是“强权”。统治集团持有的“主体权力”远远大于被统治集团享有的“受体权力”，也即，缺乏“分体制衡机制”。

二是“专权”。权力集中在同个“权力链”内的少数人手中，也即，缺乏“分权制衡机制”。

三是“泛权”。权力作用范围极宽广，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个人生活等广泛领域。

一是“为民”：统治者用此权力、靠其自觉，全心谋求人民的幸福。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向往的“仁政”即属此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走向虽曾个别地、短暂地出现过，但从未形成持久的主流走向。

二是“为己”：统治者用此权力、因其恶欲，全心谋求自己的利益。历史上的集权政治都可能存在此种倾向，历来腐败的王朝都患此症；但客观地看，倒也非全部地、完全程度地如此。

一是“寡欲”：外部条件不会张狂地激发统治者的私欲。如：小农经济、产品经济、均贫富等环境条件就有这样的功能。

二是“童民”：被统治者没有足够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和自主的政治行为意识，就象是未成年的“孩童”，要靠成人引导、督促、规矩，否则就不能存活、就要“犯错误”。

诸君试想，猪的身体配以狼的脑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在人类社会这个有机系统中，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运作机制，与集权政治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机制，结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集权体制中存在强大的、几无约束监督的、可以控制经济行为的权力，这些权力，既可用来谋取公益，也可用来谋取私益（至少，从风险—利润的角度看，它是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值得一试、乃至铤而走险的）。另方面，市场经济造就的社会现实，本身就会带来人性的片面恶性张扬，在它那里，现实人所表现的，只是他那没有能动疏导的自在人性而已：“利己利己再利己”几乎成为市场经济下人性的唯一表现。

此种基本现实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权政治必然存在以下三大效应：

一曰诱发效应。人有各种需求原本是正常的，因为它源自“求我幸福”的人性。然而，人的需求却有形而上和形而下、正当和不正当、善和恶等不同的种类和等级。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任性张狂却塑造了那样片面的人性；与此同时，它又带来了贫富的巨大反差以及声色犬马等各种各样的“乐趣”。其结果，便无时不在激发着社会成员攫取财富和权势，以及享受这些乐趣的欲望。此效应，给恶性政治行为提供了深层原动力。

二曰双赢效应。作为市场的一方，受其角色本性（阶级本性）使然，为了获取更大的乃至不劳而获的利益，将向权力持有者发起不懈的攻击：出卖权力吧！用权力交换金钱乃至其他享受吧！作为权力的一方，尽管客观上存在两种可能，一则为民，二则为己，可是：“为民”这样的幸福观在当代是需要教育、灌输乃至强制的，而非出自人的本性；“为己”的幸福观则全然不同，它是人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本然表现，根本不需要别人去教导（就像驻扎在山坡上的机车，松开制动就会猛然冲将下去）。其结果，当着权力一方（现时代集权体制中的权力持有者）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诱惑、罪恶和攻击的时候，也许先是疾恶如仇、义愤填膺，但继而便会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再而，欲壑难添、变本加厉，终于走向疯狂搜刮、不择手段。此种结果，对恶性政治行为双方都会带来邪恶的利益（即所谓的“双赢”），而受害的则只能是普通百姓。此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恶性政治行为诞生的可能。

三曰同化效应。既然那样的行为可以带来利益，则，各类权力者“上贼船”的潜在愿望和动机便成为客观的必然；既然此种行为是非法的，则，此类行为者必会寻求各种手段来保护自身，而这些“手段”也必然是非法的；既然这些保护手段也是非法的，则，这些手段所波及者就又被拉上了“贼船”。其结果，个别、局部的恶性政治行为在此种体制下一旦发生，必然会向瘟疫一样，迅速地蔓延扩张。此种效应，一方面加速了恶性政治行为的传播，另方面又为其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因为罪犯越多，受到惩罚的概率就越小。此景之下，设有某君，即使原本侠肝义胆、一心为民，但只要进入此种体制，可以肯定，不久即遭“同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其难也！若此君真能如此，能有个当代屈原的下场就不错了。

上述三大效应的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必然逻辑便是：好者变坏、坏者更坏，最终，待到风气养成，则虽有大力不可扭转。

当这此种体制必然会出现上述问题的时候，人们也必然会在“房间里”绞尽脑汁地想很多办法。然而，可叹的是，那些办法实行起来，竟然全无用处乃至成为笑柄。

比如高薪养廉。试问，你能给权力者多高的“薪水”，这高的薪水你从哪里支付？退一步，即使你给的足够高，如果不足以抗衡以权谋取的非法所得，难道就能“养廉”吗？

又如狠抓严打。俗语曰：法不责众。如果大部体制成员均在被打之列，打倒他们之后，你的政治又依靠谁去运行？如果你打掉张三换来李四，时日之后，李四又变坏了，你还打不打？再则，你又怎样保证那些拥有“抓打”权力的人规规矩矩地去“抓打”呢？

再如加强教育。哈哈！简直是笑话。人性在当代有着那样的具体内容，市场经济无时不在强化着“利己”的动机和现实，大量的权力同僚正在“不谋而合”地干着“婊子和牌坊”的勾当，……试问：你怎样让你的被教育者接受你那些天花乱坠的说教呢？在正常情况下道德制衡尚不足以防止恶性政治性为，更何况是市场经济加集权政治了：在这里，道德制衡机制不仅是脆弱无力，而是逐步要土崩瓦解的了！

还有好多好多更可笑的办法，懒得去列举了。

以上所论，当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但可以绝对肯定的是：依据人性在当代的现实表现，在市场经济和集权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权力者的上述演变是必然的；而此种演变的根本源头，恰恰是这套政治体系本身。试看：从最低级的公款吃请，到行贿受贿、挟权谋私、买官卖官、结党营私，直至警匪合璧、官奸一体，其实在根本上都源自前面指出的基本现实及其带来的三大效应，都是因为：市场经济加集权政治必然引发社会癌变。也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权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必然要死亡的政治体系。在它那里，三大权力制衡机制（分体制衡、分权制衡和责任制衡）根本就难以存活，即使刻意地培育出来，也无法顺利成长。

（一）市场经济有千般好处呢！集权政治也非一无是处呢！也许吧。随你们去说、去论！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知道两者各自的利弊，我们只是知道：即使市场经济和集权政治各自都有千般好处、万般妙处，但是，只要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则必会诱发政治癌变，这样的政治也只能走向死亡。

我们以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结论可谓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

（二）克服（至少是减缓）此种癌变，不外有三种方法：要么是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要么是彻底消灭集权政治，要么是同时改造市场经济和集权政治。而当代条件下，前两个办法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不现实。因此，唯一的出路也许只能是第三种办法。

我们必须冷静而清醒地看到，当代社会形势下客观存在着以下几种因素。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自我调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面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没有料到它有这么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没有出现象过去那么大的社会震荡，却能够比较安然地渡过；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福利政策，使劳资矛盾大大缓和了下来，从而出现了比较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新的竞争共处的办法解决，而不采用旧的战争共处的办法了；没有料到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好像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依然没有死亡的迹象。过去，我们常说，资本主义在矛盾中死亡，在危机中死亡。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便会发现，尽管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但矛盾和危机也并没有导致其死亡。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反过来使社会主义的现实前景变得严峻了起来。

（三）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以下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因素对社会主义因素具备得天独厚的侵蚀力：

一是资本主义因素有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后盾。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那个高水平的生产力必会高抬着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制度、观念、文化、传统等等一切）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不妨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中国的广东话为什么一度格外地让国人关爱？如果从纯美学的角度看，广东话也许并没有什么格外突出的好，只是因为香港人讲广东话，广东人讲广东话，而香港人、广东人又比其他地方人普遍地富有，结果，广东话也跟着“沾了光”。资本主义要素之所以对社会主义要素有着过分强烈的冲击，道理也很是类似：因为人家比我们富有，结果人家的一切就都显得比我们的东西有吸引力、诱惑力和冲击力，即使它们的某些要素并不见得比我们的好。

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顺从于乃至张扬着现实人性的本然要求，并因此有着足够的“人性现实性”，在它们那里，社会成员的行为就好似没有任何负担地骑着两轮车沿着山坡轻松地向下滑；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种有点超前的、寻求体现“拉动”功能的制度，她要依托现实人性来引导和塑造更高级的自为人性，在这里，社会成员的制度行为（制度对其成员提出的行为要求）就好像背着沉重的包袱、骑着两轮车沿着山坡艰难地往上走。举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