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明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华民族造就的伟大人物。但直至目前，我对毛的崇尚是那种最高层次的崇拜；对邓，则是第二层次的崇敬，或是少许高于崇敬的准崇拜。需要声明的是，这种不同心态很可能会影响下面对比的客观性，但我将尽力克服这种影响。

二、对比

（一）建设思路：拉动和准拉动

在同等社会基础条件下，社会运作者可以激发出社会成员能量更大、层次更高的能动，且可有效组织此种能动。我们将此种现象称作“拉动”。建立相对超前于社会基础条件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拉动”功能的实现。

基于上述理解来分析考察两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毛邓之间在是否“拉动”、是否“超前”方面，并无质的区别：他们的理论基点大部一致，都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都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中国建设的方向；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先进社会制度的“拉动”作用实现国家腾飞，并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是他们的共同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主导着他们的建设思路。

其间的差异在于对“超前”尺度如何认识和实践。毛泽东更强调和重视先进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更有“超速”发展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拉动论者”；邓小平（初期以刘少奇为代表）则在认同那种“拉动”功能的前提下，更强调和重视社会机制条件与社会基础条件的相互适应，以求得社会正常发展，我们称之为“准拉动论者”

顺着这根主线来分析[4]，我们看到，两种思路的矛盾在毛前期和毛后期至少各表现出三次（第一次是在建国前后，围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第二次发生在1950-1951年，表现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认识；第三次发生在1954-1955年，表现为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看法；第四次是批评反冒进；第五次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第六次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批“三风”），并以“准能拉动论者”彻底被打倒而告终。

邓时代，两种思路的矛盾演化为“准拉动论者”（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共表现为四个回合：第一回合，1979年初自由化思潮的初步暴露及其被及时制止；第二回合，1983年下半年的批判精神污染；第三回合，1986年底的学潮；第四回合，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说，两种思路的斗争在邓时代并没有彻底解决。

毛的拉动在毛前期获得了辉煌成功，使得毛前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并为后期发展积攒了强劲的潜力；然而，到了后期，他却未能根据社会基础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后面就要分析）及时调整拉动的分寸，使他的主观愿望日益超前历史发展的正常轨迹，最终导致文革的爆发，破坏了按照拉动思路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邓的准拉动在前期也取得了足够的成功，然而，这种思路带来的社会其他要素的变化，却正在逐步侵蚀着那种思路本身。邓后期的建设思路似有所调整，集中反映在作为邓选最后一篇的讲话中（在那里，拉动成分进一步消退），但是，他依然没有圆满解决能够兼容其经济改革并可与之协调的其他配套改革问题。

（二）能动的激发：自能和他能

我们把主体因对异己对象强烈、真情关注所产生的能动称为自能，把主体因受到异己对象的诱惑或压迫所产生的能动称为他能。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角度看，自能更有效、更能发挥人之潜能、更能体现人之本质性存在，然而，也最难激发。

从此视角来分析，可以发现两个时代的重大不同：毛时代主要是依靠精神感召、理想、信仰来激发能动，而邓时代则主要依靠利益牵引、现实、欲望来激发能动。

历史给了毛泽东这样的机遇，而他又善于创造和利用这种机遇，从而造就了最有利于激发自能的社会环境，极大激发了全社会成员的潜能。

毛后期，成员自能被激发到几近狂热的程度，达到极致；只可惜，这种可以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却被毛泽东误导到别的方向（大跃进、文革等），而且，这种误导本身又极大地伤害了自能赖以激发的社会基础条件。

邓小平觉察到“一大二公”已经伤害了群众的建设积极性之后，便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拉开了邓时代的序幕。稍作分析便可发现，邓时代任何一项可以取得成效的政策，大都是依靠成员他能获得成功的：联产承包依靠的是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个体经济依靠的是经营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企业承包依靠的是承包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股份制依靠的是股东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总之，主要是利用成员对外在利益的追逐来激发他们的行为。

我们只要给出以下假设的比照，就可初步体会到两种能动的巨大差别：假设用当时的客观基础和现在的社会条件来搞“两弹一星”，会多付出多少代价？假设用现在的客观基础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建设“三峡工程”，又会少付出多少代价呢？但是，必须看到，当代历史条件下、历史正常发展阶段中，他能要比自能来得可靠、现实和持久。

（三）社会运作方式

我以为，以上两点乃毛邓时代的根本差别。细而论之，仍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及，但或多或少，它们与前述对比是有关联的。

实事求是的新内涵是毛泽东率先阐发并身体力行的，只需略读四卷雄文便可深验；邓小平更是深谙实事求是的精髓，其力行程度相对毛泽东而言，恐怕是只有过而无不及。然而，其间仍存在差别：关键在于对“是”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

纵观毛的一生，毛所追求的乃“是之美者”：他总想发挥出客观条件的最大潜能。解放战争中条件尚未完备时强力发动的“三大战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路具体表现为：十分注重追求社会主义的完美纯洁、坚决不能容忍任何社会丑恶现象、过分追求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基础条件的拉动作用。可以说，直至毛前期结束，他都绝妙地把握了恰当的分寸和时机，每每成功。然而，这种连续的成功却引发了他后期的失误：过分地超越历史阶段、人为地消灭历史正常现象（后面详述）。

反观邓的一生，他所追求的乃“是之实者”：他只想发挥出客观条件应有的潜能。著名的“猫论”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路具体表现为：根据客观基础条件，设置现实有效的社会机制条件；什么办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就用什么办法。然而，当问题涉及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后，他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坚持他的思路。

客观地讲，邓的思路在历史正常发展时期要比毛的思路实在、可靠；不过，这种思路难免实用色彩、易患近视病，而且缺乏统筹谋划：解决此问题往往会引发彼问题。正如下面所议。

2、整体与局部

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整体配合好：各种社会要素总是相互协调地建构在某种水平。纵观毛时代：从大的方面讲，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形成的精神氛围总是相互协调配合；从小的方面看，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或某种政策、思想等等），总有相关的方面来扶植、配合并支持它。例如，他要搞社会主义制度，他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经济，甚至连“自留地”这条尾巴都予以斩绝；他要反腐败，就连根铲除腐败赖以滋长的土壤；他要打倒刘少奇，就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整体性建构在适当的水平，则创造了毛前期的辉煌；但毛后期，却将这种协调性建构在一种过于超前的水平，结果带来诸多混乱。

反观邓时代则全然不是如此，似乎总是缺乏整体性：先从局部做起，整体的事情慢慢来吧。结果，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经济上私有化和自由化，政治上却依然要四个坚持；主观上打击腐败，客观上却又为腐败的滋长提供养分；一方面号召“五讲四美”，另方面却又给唯利是图提供便利。纵观邓时代，在他所反对的对象中总可以找寻到他所提倡的对象的影子，反之亦然；社会现实中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二律背反”。也许，动作上的先后可能是因为策略上的考虑，但直至邓时代结束，我们未能看到他的整体协调性。

3、长远和近远、未然和已然、大仁政和小仁政

毛时代似乎更能高瞻远瞩，斩邪恶于未萌、防祸患于未然、谋未来于当下。抗美援朝、金门炮击、反修防修，足见其高瞻远瞩之明；处斩刘青山、张子善的振聋发聩（非处置百个陈希同所能比），足见其防患未然之果；提高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三线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基本普及义务教育，足见其大仁政之心。对此，薄一波同志在“回顾”中有过回忆和记载，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想到的事情，毛泽东不但早已想到，而且早就在行动了。但发展到毛后期，同样的思路却带来迥然不同的结局：把长远的理想当作现实的目标、把可能的同盟军当作未然的敌人，而如果长久注重积累、忽略消费，则，大仁政也可能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挫伤他们的建设积极性。

（四）历史机遇和挑战

尽管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不愿提及历史偶然性因素，但我们却看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历史必然性因素之外，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因果性因素，它们在历史中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1、毛时代

毛时代的主要历史机遇和挑战均来自历史惯性。所谓历史惯性是指当历史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其前期状态中包含的某些力量不会立即消失，而是在下个状态的一定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这种历史惯性给毛时代带来的机遇主要是成员精神素质的相对超前。从历史上看，凡是经过战争洗礼后进入和平年代的人群，总会表现出这种素质超前，往往表现为对执政者的高度信赖、高昂的建设热情和易于结成统一意志。这是毛前期所独有的。

带来的历史挑战主要是官员蜕化。战争年代的英雄成为和平年代的执政者之后出现蜕化，这几乎是历史必然定律；更为甚者，新中国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对官员素质又提出了超越客观条件的更高要求。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毛前期的官员蜕化，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严峻。

现在来分析，毛前期有效利用了各种机遇并创造了利于激发自能的良好环境，不但实现了拉动功能，还成功遏制了官员蜕化。可到了毛后期，随历史惯性的消减，成员精神素质逐步回落，那种利于实现“拉动”功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因素将逐渐减小减弱。“拉动论者”本应针对这种趋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适当削弱“超前”“拉动”的倾向，并逐步重视客观物质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可是，由于在特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拉动论者”的理论和实践总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样连续的胜利使他们昏了头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甚至放弃或忽视那些曾经一度防止其失误的正确原则。结果，毛后期总的趋势是从真理走向谬误，用良好的愿望换来失败的苦果。

2、邓时代

邓时代的主要历史机遇是生产力亟待解放，国际环境相对平和；面临的挑战，一是毛后期的传统体制和精神，二是资本主义的冲击。

三、附议

毛前期结束后的格局，好似骑一匹迅马奔到一个叉路口，此马依然精神健旺；可是，毛后期却走叉了路，不但更远地背离了目标，还把马儿跑伤了。最终，留下了物质发展的潜力，以及统一、健康却有些僵化的精神。

邓前期结束后的格局，好似骑一只猛虎跑了一段路，可是，此虎已然初露凶相；邓后期虽然沿原路、骑此虎继续前进，但已遭到猛虎反噬。最终，留下了物质发展的现实，以及自由却有些颓废、散漫的精神。

如果说毛时代留下的是一个有些僵化、过于超前的制度，可这种制度内部的诸要素依然是相互协调匹配的；而在打破旧有社会均衡的同时，却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均衡体系，则是邓时代存在的最大问题。

毛时代的社会精神就是：洋洋洒洒、凛凛肃肃、浩浩荡荡铮铮；

邓时代的社会精神则是：实实在在、逍逍遥遥、平平常常禄禄。

有关讨论（士柏论坛）

毛泽东与华盛顿，谁更伟大？

黄焕金

http://hhj.yeah.net

何清链在其一篇文章中曾将毛泽东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相比较，比较之意是想告诉人们，毛泽东不如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只做了三届总统就自动退休了，并且意义更大的是他还促进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的形成，从而使行政权时刻受到监督，而不是想大权独揽一直到死。而毛泽东呢？谁都知道，他恋权，没有在他身后留下民主的健康机制，致使直到现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仍然难以展开，从而使政权官僚腐败重重。因此在我看来，虽然毛泽东具有帝皇式的威望（这种威望也来源于几千年来民众的崇帝心态），但他留给中国的问题却是深重的，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甚至在人口与环境上都为中国留下了深重直至现在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毛泽东获得中国的政权时，十分自然地要依照马克思、恩格斯计划经济的设想与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来制订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完全排斥市场与商品的计划经济。当然，这种经济方式并非一点效果也没有，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语），它可以不惜代价地对某些重点项目进行高度集中的办理，这样，就肯定要牺牲某些方面的利益。比如在毛泽东时期就牺牲了农业、轻工业等方面的利益来大办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受牺牲的方面日益亏损，而得到国家无偿支援的方面也效益低下，没有多大经济意义可言，因为它的所有东西都是无偿得到的，它自然不懂得珍惜。当然，这样的无偿集中也能够办成一些事情，比如两弹一星，它是全中国集中力量办成的，虽然它所耗费的代价与西方国家相比微不足道，但却也耗费了当时元气尚且不足的中国的很大代价（陈毅元帅曾说过：就是连短裤都卖了也要搞出原子弹，可见中国当时搞这些东西所耗费的代价何等重大）。

但是最终这样的计划经济是难以永远支持下去的，苏联坚持了近一个世纪，最终它还是垮台了，就是因为这样的计划经济一方面持久亏损，另一方面无偿获得（但因是无偿获得而效益低下）。这样的情况从现在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来是最为荒谬的。

因此当毛泽东搞计划经济，搞大跃进时，就遇到了问题，一方面农民等受到了剥夺（因为国家要集中财力以办某些重大的事情），另一方面财力之所投入其效益低下，没有经济意义可言。由此引起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严重困难，支出大而收益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结果，使国家最高领导层内部就产生了意见的分歧，其中毛泽东仍然坚持纯粹的计划经济，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则主张发展商品经济。

本来毛泽东也是一个“实事求是”者，应该懂得刘、邓的意见是有正确一面的，而自己的做法也过“左”了点。但权欲很重的毛泽东难以容忍与自己正相反对的刘、邓意见，怕自己的错误政策引使自己的隐退。最终，意见之争化为路线之争，路线之争又化为生死之争。最后，刘少奇被巧妙利用毛、刘之争的人活活整死了。

精神已经开始涣散。这是林彪事件之后的明显反应。文中的对比难以让人信服，比喻也不恰当。

毛泽东与华盛顿以及其他为人等等的任何对比，仁者见仁。我则认为：伟者自在。贴篇往文，太长了些：不为毛泽东辩护，算作对自己的交代吧！毛后期的精神，的确已经有些混乱，那是其理论和实践的自然反应。但是，毕竟，当时他的思路还是一贯的。

伟人自在！说得好。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们目前还是在处于过程之中，历史还在前进，好戏还在后头哟。我认为毛，邓的能力，智慧和威望是在历史的实践里自然形成的。有它的必然性。他们都是经过大彻大悟出来的。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东西。不少人都曾说过，毛主席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包括一些科学家）。

大浪淘沙，历史走到了今天。现在的环境和条件，相对于过去要好多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去批评，扬弃，继承，发展？（这里有境界之区别）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议论，能否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东西出来？但是，你的立场是站在哪里？您在为谁说话？为谁办事？我认为很重要的。历史是无情的。

毛主席在有一次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当听到别人称赞他伟大，改变了整个世界。他却自嘲地笑笑，说他最多只影响了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将来在后人看来可能是很可笑的……伟人也有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方面因素的局限性。

呵呵，“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

这里的朋友用自己的心血来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我就看到了他们的那一颗颗赤诚的心。我看到了越来越多有理性的中国人！现在的研究和思考是一个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和挑战。中国精神是永恒的。大家的智慧融和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强大的中国就离我们不远了。

我是比较相信文如其人的！由先生的贴子，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尊重，因为我体会到了一颗忧国、慎重、富于同理心的境界。

毛泽东曾说：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的人。同意先生的论述。我也是认为：“轻易地去下什么结论性来评价某人”是很不严肃的，背后反映的至少是学风的轻佻。由此而言，我的学风也可能会存在问题；由此，对于自己写出的东西，也总有惴惴之感！

古来家天下的天子，尚且大部分主观上是为国为民的（最起码也是为了他家江山的万古流长），更何况是当代的国家元首。所以，很自然，我很同意先生对三代领导人包括蒋氏父子的那种起码观感。只不过，要么是政治的需要、要么是能力的不足、要么是时代的局限、要么是伟人同样也会存在的那些自私等等，使其总难令人满意地把他们的为民心愿转化为现实。也许，这本身就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的智者，尽管也有不少令人不耻者，但至少，自主的、理性的探索精神还是强化了的。我也衷心地期待着“大家智慧融和在一起、强大的中国离我们不远”的那一天。我崇尚英雄，部分地也是因为我崇尚“激情”，因为它是人类天然真情和率直感情发展到足够强烈程度的自然表现，是人类对自身及周围各类对象的真情关注，以及受外来影响而激发出的强烈真情。

所以，我特别地渴望当代中国人重新找会这种激情。若如此，“那一天”也许会更快地到来。

您的评论虽然与我的观点有些不尽相同，但有些还是基本一致的。

如“我们把主体因对异己对象强烈、真情关注所产生的能动称为自能，把主体因受到异己对象的诱惑或压迫所产生的能动称为他能。”我认为，自发的可以调动运用的最大的能力，称为“自能”；由环境与自己相结合，所产生的不全面的能动称为他能。

小平同志在接受了文革后的中国政坛后，他面对的是群众不知所措，经济百废待兴。最主要的是人民的信仰已经从对毛的宗教式信仰转为了迷茫，以及文革所形成的弊病。失去信仰的人民就如同迷途的羔羊，何况还有饥饿，贫困，在威胁着中国。所以，小平同志依照“仓廪实，而民知荣辱”的富国强民政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经济，实施改革”，“一手抓经济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些举动，才有了现在的中国！

但不论是毛，邓，即使在政策的制订上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了“法无定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宇宙规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深刻的认识，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对自己不断的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是时代的伟人……

毛时代的确是“防微杜渐”，然而，根本的问题也许在于：他所“防”的大部分，乃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所以，即使采取强力措施，依然不能防止“微渐”的成长和成风。

邓时代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必然性的某些要求，但他在另些方面却没有顺应，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导致社会运作机制主要素的失衡。

这篇文章很好，很精辟。我今天才在中南论坛看到原文的转帖，才知道您，真有恨晚之感。

原文用“心能”、“激能”比对的命名，我觉得比修改稿的“自能”、“他能”比对的命名更贴切，尤其“激能”比“他能”要贴切。如果要改，不如把“心能”改为“志能”。

的确好文章，但我仍然想说，作者对毛的崇拜带有过多感情色彩。毛前期面临的整体环境利于其相对简单的军事化治国思想的实施，但我不认为，换一套思想基础，例如三民主义或老蒋的训政，效果就会比毛差多少。

所以毛邓的对比，我觉得主要应该从毛后期谈起，即他们面临相似的利益分化格局时，所采取的不同办法。无疑毛面对的形势比邓要好，而且本可以有好得多的选择，但他以惨败收场。而邓的改革本身就比毛的要困难和无所依凭，走一步看一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直到现在也没人能提出更好的倡议。何况，邓的道路还没有失败。

我发现很有意思。

毛时代是敢字当头，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怕神。‘林县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敢字当头，所以就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美帝、斗苏修，誓要斗出个灿烂的新天地。不过，敢字当头，斗字开路，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到了改革年代，我们就反过来了。

分析得很好，但似乎轻视了邓公的功绩，而过高评价了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邓公却似乎有九点九分功，而只有零点一分过。毛泽东听不进反对意见，邓公却较能容纳反对意见。他们的风格不同，虽然有思想不同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的原因。

以邓公在任期间的国情，以中国人的不良传统，这些问题就是神仙也无法较好解决。

这些问题只能由后人去解决啦。

假如毛泽东时代中国能较好发展，或许那些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也不会那难解决。

我是改革开放时出生的，对毛泽东时代没有真实的感受。

毛泽东强化思想教育是很有效果，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要求民众经常读他的语录等等。在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那种极度强化的思想教育已经不能够发挥大的作用了。解决社会丑恶现象，关键还是在体制上下功夫。

邓公知道放开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只是无能为力罢了——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新思想被顽固的封建思想复辟了。假如邓公和毛泽东能成为一个人，那就好了。

本文，也不过是个人观感。

我的感觉：要想有个合理的评判，更是很难。只有让时间来完成。

觉远先生的向往很有意思：如果毛、邓，能成一人。

刘先生的此篇文章，晚生拜读，受益匪浅！但觉文中邓的功绩略略缩小了一点。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