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消息和南橘北枳

刘可非

（2005年10月8日）

（一）国庆长假后第一天上班，打开新一期《文摘报》（2005年10月9日-12日），有两则消息引起了我的兴趣，也诱发了我的联想。

第一则消息是，“汉城为何只有四辆官车”。大意是：我国公车最大的腐败不是“暗地里”用，而是公车过多泛滥，是光天化日下的“合法腐败”。针对此种弊端，吉林靖宇县纪委想出一个给公车贴“身份证”的招法，发动社会各界监督。对此，国内不少地方都有效法。但文中作者认为，此法虽妙，却属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联想到韩国汉城公车改革：拥有1000多万人口、277万多车辆的汉城，为解决交通问题，把“官车”数量一下子砍到只有4辆——市长和三个副市长各一辆。文中还指出，按保守统计，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耗费3000亿元！

另一则消息是，“完善决策制度——中央高层‘集体调研’”。大意是，2004年11月以来，中央9常委调研脚步遍布全国30个省市地区，其中，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二人调研了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系列密集完整的调研活动，为社会公众确立了一种鲜明印象：中央高层正将集体调研、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央决策制度日趋完善。而且，高层调研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带动了全国调研热，省市级的党政负责人纷纷行动起来……

（二）原本是两则风马牛不相及的消息，却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其主要理由是：它们让笔者联想到同一种社会现象：南橘北枳——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而味则不同。

南橘北枳现象，较为严重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在这里：表面上信仰的与行动中依照的、嘴上说的和手中做的、要求别人的和要求自己的，都明显存在着程度相当严重的背反。在这里：外国行得通的，我们不一定行得通；高层行得通的，基层不一定行得通；道理上讲得通的，现实中不一定行得通。因此背反，政治学习很容易变成“侃大山”，调查研究很容易变成吃喝玩闹，公仆很容易变成主人，牌坊后面隐藏的很可能是“婊子”……

随举几例。

招标，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明的一种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工作方法，而且，在他们那里也很是行之有效。可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它却逐步变异：认认真真地招标，求真务实地走过场，而实际的中标者却早就内定好了。其结果，严格地沿用了人家的形式，却不会达到那种效果——叶徒相似，而味则不同。

评审，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对它的完善也做了一定贡献。而今，这种制度同样逐步变异：评审变异为“评红包”（谁送的红包厚，就评谁好）。现实中的项目评审也罢，成果评审也罢，学位评审也罢，只要沾上评审二字，“送红包”之类必会应声而至。其结果，严格地沿用了评审的形式，却未能达到评优的效果——叶徒相似，而味则不同。

（三）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物，不论是自为的还是人为的，不论是机构、制度还是法律、规章，其作用和功能的发挥是其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不顾及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仅从某种相对单纯的愿望、目的或要求出发，来人为地设置某种社会存在物，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社会存在物之“初设功能”与其“实际功能”的背反，出现动机与效果的背离。这就是“南橘北枳”现象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反贪局”的初设功能是抑制贪污腐化，可是，如果它所身处的外部社会条件造就出一种十分强大的贪污腐化机制，那么，这个“反贪局”就很有可能蜕变为“反反贪局”——蜕变为与它对立的东西。

那么，那种“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又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它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要素失衡”。因此失衡，造就了社会成员的两种行为模式或曰行为特征。

一曰双面适从。当代中国社会奇妙地造就出两种社会氛围，并因此诱发了成员行为的两种方向。

第一种可称作“期望方向”。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政治的角度以及执政者的愿望角度看：它要求我们的公民（普通社会成员）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要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它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充当人民的公仆，要反对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等等。这些要求，都很美妙，也很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然而，社会成员的当下素质、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经济运作方式所造就社会精神，却又联合引发出成员行为之另个方向的要求（或愿望），可称作“现实方向”。对相当一部分普通公民来说，理想、道德、文化、纪律都不如升官发财来的强烈和直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等更加高级的东西，已基本被抛到脑后；私益肯定高高在上，只是不知是否达到“主义”的高度、达到“腐朽”的程度，由此出发，想要他们不争名夺利、不“拜金、享乐”，真是难得很。再看我们的党员干部，他们不会生活在真空里，而是与其他公民共处同样一个社会环境：就算外部的教育和灌输再强烈，也总有其他社会条件滋生着反方面的影响。由此，其思想道德水准我看也不见得比普通公民高尚多少：我为人民服务了，谁为我服务？我代表人民利益，谁代表我的利益？我当公仆，谁当“我仆”？我不搞以权谋私，那点工资怎够我享受？眼看同胞兄弟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大款、七姐八妹在无烟经济中发了大财、影星歌星挥金如土、文盲罪犯笑傲江湖，自己与他们“年相若、道相似”、甚至还更有能耐，为什么他们都发了财，而我就只能享受政府给我的那点微薄薪水呢？想着想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之类，便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样两种方向的同时存在，使得身处当下社会环境的任何社会成员，无一不处在一种“双向适从”的尴尬状态。那么，当人们面临这种尴尬时，会选择哪一种？

2、趋恶效应

关于善对恶的感化作用，我们的祖先好像一度很有信心。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对此，我也曾一度深信不疑。可是，近年来的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反复考察，却让我逐渐对它产生了怀疑。如果那个“君子之德”过分超越了人性的现实表现，以致变成“圣贤之德”；如果“君子”只是沧海一粟，而“小人”却是浩浩荡荡；如果在“君子”和“小人”之外还有社会的其他因素在助长“小人之德”，情况又会怎样呢？也许就会反过来：“小人之德成风、君子之德变草”了。

我们看到：1）从社会基础条件和成员精神素质的应然水平看，前述“期望方向”对成员提出的行为要求是过高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给予外部强力灌输和人为疏导，只是依靠社会要素的自发运作，社会成员肯定不能完全达到那样的要求。2）我们自己营造的某些社会环境（诸如经济现实，文化氛围，传播媒介）乃至国际社会间的交流，总是在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大量地造就着与“期望方向”相背离的精神，而所有社会成员恰恰又身处这种环境之中：外部灌输和教育等人为因素不可能随时随地、每时每刻跟随着并影响着他们，而那个社会环境却能做到这样。3）成员道德素质的超常回落、我们自身实践的失误等诸多因素，又使“现实方向”成了“风”，而“期望方向”却成了“草”。在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人们面临“双面适从”的时候，大多数人将会被“现实方向”左右。对此，我们称之为“趋恶效应”。

“双面适从”和“趋恶效应”综合在一起，必会带来社会存在物之“初设功能”与其“实际功能”的背反，必会出现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必会引发“南橘北枳”。

这种现象最初羞答答地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他们往往把“期望方向”挂在嘴上、应付上级、欺骗公众、要求别人，而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按照“现实方向”来行为。再后来，便逐步扩张蔓延，终致酿成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于是，名实之间的“背反”便大量涌现了。

写到此处，我们不禁想到了金庸先生塑造的岳不群，想到了“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他们至少有个共同特征：“伪君子”——人前高尚、人后卑鄙，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以上那些被曝光和没有曝光的邪恶人士，不也很有这种“高贵的品格”吗？

我又联想到孟子所谓的“罔民”：“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和“滕文公”两篇中均有此类句，可见对它的看重）。我们看到，上述效应恰恰会造成“罔民”的现实。试以腐败干部来论：一方面，我们的体制让他们拥有足够强大权力，另方面，我们的制度本身又不可能对这个权力提供足够的外部约束条件；一方面，我们的体制没有正大光明地让他们挣得足够的利益，另方面，又造就出另外的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我们的政治要求其成员要公而忘私，我们的文化也做这样的教育和灌输，另方面，我们的经济却依靠利益驱动来运作。如此一来，因为权力者必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其中的一部分也必会经不起邪恶的诱惑，其结果，他们便逐步丧失自律能力，继而会用他们手中持有的、缺乏外部制约的强大权力，非法寻求其“灰色”利益，从而触犯法律，受到惩罚。这不是典型的“罔民”吗？看来，若不改变社会要素的失衡，“罔民”是终究难以避免的了。

（四）回头再来论前面提到的两则消息。

先看第一则。给公车贴“身份证”，的确是个不错的招法，因为它至少引入了社会监督的力量；同样，我们也赞同作者的看法，认为它属治标不治本。但是，在汉城能行通的办法，在北京能否行得通呢？靠它能不能“治本”呢？依我看，不见得！因为我有那个“南橘北枳”的认识。当下，使用公车已经很“顺手”、很“习惯”的公仆们，是不会轻易丧失这个既得利益的，此其一；依靠公仆们的合法收入，是很难买得起那种比较高级、豪华之“公车”的，此其二；周围“款爷”的豪华私车无时不在地驰骋在公仆面前，而且“款爷”之款还很可能是公仆们“恩赐”的，却让公仆及其家人骑单车、挤“公车”（注：此处“公车”乃公共汽车之谓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其三。不用再列举了。仅此三条，我便可以断定，行通于汉城的办法，在北京肯定行不通；行通于韩国的办法，在中国肯定行不通。不信你就试试看！如果你要消灭那350万辆公车，公仆们必会想方设法用他们的“寻租”行为造就出“3500万”辆“私车”来。

再看第二则。第四代领导集体因为他们的执政理念、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等，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便赢得了国民的普遍尊重、信赖和爱戴，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次的集体调研，更是值得拥护、值得各级党政负责人效法的。可是，怎能保证各级调研的质量呢？设有省、市、地、县、乡各级党政干部纷纷去调研考察，会不会有些蛀虫借“调研考察”之机而大行其谋私之举、进而毁坏“调研考察”本身呢？按照我们对“南橘北枳”的认识，高层行得通的，基层不一定行得通！因此，上述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对此，有前车之辙可以佐证。比如：我们有很多三令五申的好政策要求，到了下面却总难足够地兑现——要么“令箭”变成“鸡毛”，要么执行中大打折扣、走调变味，最终被淹没在官僚的汪洋大海之中。试看反腐倡廉，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力，可效果则很是汗颜；试看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心更大，甚至出台连根拔起的措施——免征农业税，可到基层呢？不收这个税却巧立名目，收另外之“税”，可怜的农民兄弟照样被这些“税赋”“压弯了腰”……

（五）看来，南橘北枳，不可不防。否则，是要吃苦头的。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