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现象，较为严重地存在于当代经济改革的某些领域及其某些研究者之中。一个是南橘北枳——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而味则不同。另一个是形而上学：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

如果说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吞活剥、终致肠梗阻，那么，当代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把西方经济学的某些东西当作教条，生搬硬套、终至消化不良。比如，他们只知道公司制、股份制在西方是行之有效的、几乎是最为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却不加分析我国国情地生搬硬套。结果，犯下南橘北枳的错误。

改革进展到现在，那种局限在经济领域孤立地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已经难以彻底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放在政治、文化的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否则，必将捉襟见肘、补东漏西，于事无补。比如，当着国企改革出现不少问题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从经济领域去寻找，忘记了全面的观点，忘记了从政治、文化等社会大背景下去考察。结果，又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

这两个方法论层面的错误，是诱发国企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困境、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让我们来看。

人们的行为驱动，盖而言之有两种。一种是信仰驱动，另种是利益驱动。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驱动的威力大大下降，以致几乎荡然全无。那么，激发人们行为的动力便只有“利益”这一种手段了。如此一来，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便凸显了它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因为产权不清晰，运营者和劳动者、白领和蓝领，皆从根本上缺乏足够的行为动力。

从当下情况看，找回信仰驱动太困难了，以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国企改革便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只能顺应利益驱动的要求来进行了。最便捷的办法，当然是私有化。可是，这种办法却为社会主义的那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不容，也同当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怎么办呢？

法宝终于被找到了，这就是股份制；而且，这个股份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是备受推崇的，称它是私有制转向公有制、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多好的一个东西：既是西方人行之有效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推崇的，更是同主流意识形态“合拍”的！

可是，也就在找到这个法宝的同时，“南橘北枳”的问题出现了。他们在运用这个法宝的时候，忘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没有足够充分地研究这个法宝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应该做怎样的变通。

那么，这个环境有哪些主要表现呢？或者说，有哪些具体特征呢？

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同中国的政府、政治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西方世界却不是这样。

第二，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不是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而是谋求公有制的一种带有私有化特征的实现方式，这一点，又是同西方世界相对立的。

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市场体系，突出表现在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切割市场，“市场法制”不健全，市场组织化程度偏低，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不规范交易频发，信用缺失等等。而西方世界却并非如此，至少没有这样地严重。

第四，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某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抑或党的干部），又是企业的“经理人员”（抑或厂长）。几乎在他们每个人那里，都面临着“双向适从”的尴尬，又有着“趣恶效应”的选择[1]。这一点，西方世界也是基本不存在的。

环境不同了，可是采用的方法却基本未作变通。结果如何呢？行之于西方很是成功的公司制、股份制，在中国实施之后，便构成了一幅典型的“西橘中枳”的风景画，“生西方则为橘，生中国则为枳，叶徒相似，而味则不同”。以股份制为主要内容的产权改革，名之曰“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实施中诱发了带有黑箱性质的“管理者收购”、“内部人控制”等，不但没起到转换机制的作用，“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子装旧酒”，反而引发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少数“精英”中饱私囊，弱势群体利益受损。2004年的“朗顾之争”之所以引发国人如此高度的关注和“争论”，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问题已经发生了。就算是人们既往不咎，那总该赶快找出原因、提出解决办法来吧！

可惜，另个方法论层面的错误又在这里出现了——他们只是局限在经济的领域研究国企改革的问题。其结果，如此一大帮聪明绝顶、智谋出众、著作等身的这个家、那个家，却至今没有拿出一个象模象样的思路和办法。

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本事，来解决这个举国上下都尚未解决的难题。但是，我们却总地以为，如果把研究的视角放得更加宽泛一些，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相互关联、从三个领域的改革相互配套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国企改革问题，再加以这个家那个家的那些聪明的脑袋们，也许能给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帮助。

比如说，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之一也许仍在于国有企业的“双重主体”身份。一个企业，要么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主体”身份，要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主体”身份，万万不可既是“行政主体”又是“利益主体”，男不男女不女，不伦不类。实际上，当代的产权制度改革，恰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股份制改造，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真正改造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反而造就了两个主体，一个是企业经营者主体，一个是政府所有者主体；他们之间的扭曲关系，导致国企改革的扭曲。其结果，在改革后的国有企业那里，行政计划方式与市场运作方式交织并存，政府管理人员和企业经理人员双方插手；因为趋恶效应的存在，致使他们总是选择那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后面的一切恶果便由此而生了。

产权改革前，从名义上代表“公有者”从事国有资产运作的，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这样，因为产权模糊而来的所有问题，往往表现在这些人那里；产权改革后，从名义上代表“公有者”从事国有资产运作的，是另外一些国资管理机构（诸如国资委、其他政府部门、他们派出的代表等等），这样，因为产权模糊而来的所有问题，便表现在这些人员那里。

问题不是很明显吗？我们的产权改革并没有解决产权模糊问题，只是带来了一种“模糊转移”——我们只是把产权模糊的问题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那里，转移到国资管理机构那里。问题的性质甚至一点都没有改变。

如此一来，1）因产权而来的问题（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激发良性经济行为），2）政府干预的问题（使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3）经理人的双重身份问题（使他们往往有种趋恶效应），4）法律的监督和约束不力的问题，5）官商勾结的问题，6）信念淡化信仰缺失的问题，7）群众缺乏监督权的问题，8）公有私有的不平等竞争问题（“剥削”程度、退休、医疗、福利之类的不同），所有这些横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问题，就变本加厉地施加在改革有的国有企业身上。既然如此，能不出问题吗？

国有企业的改革，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其他什么制，都应坚持两个标准：有利于提高国企运营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都应当坚持一个前提：绝不能让国有资产非法地流入到少数人手里。

都应当坚定一个方向：让国企的两类管理人员（出资人代表和运营者代表）不再是官。也即：不要用党政的方式去管理企业和它的管理者。

都应当坚持一个思路：党、国家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调控，应当彻底抛弃行之于官僚制度中的那种思路和做法，转而采用经济的手段。

由此出发，应当研究的重点问题：1）行之有效于西方的产权制度在中国当代条件下的变通问题，或曰调整这种改革的走向，分类、分批、合法、合理地进行，同时彻底纠正以前做错了、走偏了的事情；2）怎样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摒弃行政干预，改为依靠经济手段调节；3）怎样改变现行的经营者、出资人选任办法，按照资产方雇用经理人的理念来运作，市场化聘用经营者，使他们（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经理层之类）真正成为单纯的企业运营者；4）完善“市场法规”和市场体系的问题；5）建立资产运营责任追究制度、依靠法律、依靠独立的司法部门监督国有资产良性运营的问题；6）创造公有私有公平竞争之环境和条件的问题；7）群众监督的实现方式问题；8）最长远的（但也是最难办的），是怎样造就健康思想的问题。

以上谬论，见笑并求证于大方之家。

刘可非记于2006年3月14日

注[1]：所谓“双向适从”，是指社会成员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向。一种可称作信仰、政治和执政者向社会成员提出的“期望方向”；另种是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运作方式等联合造就的“现实方向”。所为“趋恶效应”是指，当人们（特别是其中的党员干部）面临上述两种方向的时候，总是在口头上迎合“期望方向”，在行为上倾向“现实方向”。具体可参见拙文“当代社会成员的两种行为模式”，《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