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

非常简单而粗陋地谈一些基本看法。

人性问题涉及相当多的学科内容，因此也必须是一个跨学科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在人性及相关问题上的最大缺憾在于，他当时并没有可能吸收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相关内容。

从总体上说，对于人性问题，我更倾向于必须主要从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等）层面讨论。这一问题我已转贴了“文化与人性”一贴。

简言之，人性中共通的东西，必须从婴儿的成长（包括机制与环境等）开始讨论。比如，所有的孩子都不能摆脱依赖，继而不能摆脱爱，摆脱对安全感的需要；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从他人那儿学习，必须学会与人相处，包括竞争与合作，无论是资源上的还是情感上的；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学会处理矛盾、冲突和分歧……。《天生反叛》（[美]弗兰克·J·萨洛韦著，曹精华、何宇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98。10第1版）一书就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可做参考，我在碎片上也曾在小刀的“葡萄啊，葡萄”一贴的后面提到过相关的一些社会学理论。换言之，任何静态的抽象的人性特征都是靠不住的误入歧途，相反，真正的人性特征总是孕育在各种心理机制中的，不变的是这些基本的心理机制。仅从概念上，无法对“人类的天然法则”做出更为细致的解释，以致它就成了一个无效的分析概念。

关于人的能动性问题，也可以从生理上寻找。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类的生长极大地依赖于后天的培养。最明显的是，一只小狗一生下来，经过不到一月，就能独立生存，而其脑容量的90%以上，在此时就已经成形。相反，人类的孩子的哺乳期就非常长，而即便到7、8岁左右，脑容量的发育也不到70%。因此，这种生理上的不同使得人类对生存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也决定了人类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当然也包括对文化的继承。至于这种生理上的根本不同的成因，恐怕是长期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其最初的成因还有待于基因科学的进一步解释，简单地归咎于劳动是有很多漏洞的。

所以，也不能仅仅说“作为同类的人，难道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人性吗？”，因为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同类势必意味着某种相同的生长环境，但还并不等于相同的生长机制。关键不是类，而是生长机制的相同——注意，这并不等于哥哥与弟弟应该相同，恰恰相反，哥哥与弟弟在家庭中往往面临着许多根本不同的竞争与合作地位。

说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确是没有意义的。毫无疑问，从心理层面出发，正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需要依赖，需要安全感，这就决定了人类从整体上必须让自己置身于某个社会群体，人的社会性问题主要也是从这一点上出发的，至少每个人都必须首先在家庭中成长起来，这就已经赋予了人类基本的社会性特征。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要建立自身的群体安全感，无论是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与自然的斗争，还是群体内部的相对稳定，都需要群体制定出某种内部规则，而群体内的道德也正是产生于这一地方。换言之，从人的心理层面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在单个个人和群体身上，必定同时存在着一般所说的善与恶。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地通过人与动物的划分，或人性与兽性的区别而展开分析，这种分析结构是失效的，假想的。关于人性的既非善，又非恶，还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讨论，可参考《自私的基因》（[英]里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吉林人民出版社，98。10第1版）

进而还可以说，也不能将人性归结为追求幸福。因为很简单，很多人的价值观系统不仅本身就没有经过个人的独立意识思考与判断，相反，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教化的结果，因此个人的动机中往往有很多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成分。而且，考虑到人类的能动性，关于幸福的价值观本身就是被人所创造的。因此，富有主动和主体性的“追求”一词就是不成立的。实际上，与其说人类是追求幸福的，不如说人类必须学会在群体中为自我创造和谐，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关于个人的基本尊严、荣耀等等。古典经验主义者和早期的古希腊哲学中，有很多人是从人类的基本情感出发讨论幸福问题的，尽管“情感”这一分析概念是不可靠的，但如果从人类的基本生理特征出发，“情感”的确是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分析概念。

马克思的阶级论显然是有很多问题的。一方面，必须看到，早期家庭的经历是个人基本心理结构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不是成年后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将阶级性归咎为一种超越于人的能动性的决定性社会因素，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假设，因为人并不仅仅处于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之中，而阶级或阶层本身及其成员，就是会经常变动的。即便不考虑人类深层次的心理特征，阶级性也并不是唯一或最重大的影响个体价值观的社会因素，比如，其他的社会因素还包括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族性等等，而且所有这些社会因素全都是可改变的——甚至都不必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制度安排，就比如，电视的创造就未必算得上有什么特别的主观意识在内，但电视文化却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一些生存价值观。

进而还可以说，简单地断定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道德本性，都是靠不住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承认深层次的普遍人性的存在，就必须同时承认，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都有相当多的很可能是根本性的共性，另一方面，每一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就其基本的生存而言，都会制定出若干的群体规则，这些群体规则中必定同时有善与恶的成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导致一些现实的不公正的社会结果的，往往还并非是某一阶层的价值观，而是宽泛意义上的权力问题。举例而言，网上有人说，文革时并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的特权，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即便在文革时，权力结构都是非常不平衡的，社会中虽然没有悬殊的贫富分化，但权力的贫富分化却同样是相当严重的。

实际上，如果仅仅立基于阶级或阶层，那么很显然从逻辑上就必然会得出阶级斗争的永存性。可惜，这是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因为一个很基本的事实是，只要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本身并非是凝固不变的，只要它是存在着流动的，那么作为该群体或阶层，即便仅仅是出于内部稳定性或安全感的需要，都必须在群体规范中加入更多合作的内容，也因此，也必然会涉及将群体内的道德不断扩展的问题。道德的进步实际就主要依赖于这种群体的开放性。

当然，道德的扩展并非是直线的，因为竞争问题的确是永存的，所以，更明确说，道德的扩展问题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甚至不排除人类毁灭自身的可能。不过，从根本上说，道德要得以进步，就必须打破任何既定的僵化的群体权力结构，不断地开放自己。就道德问题而言，我目前认为相对最靠得住的，还是康德哲学。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如何实现人性或如何实现幸福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扩展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所赋予人类的，便是一个世俗社会的安全感机制。而现代性的危机，更多也主要是一种对人类基本安全感需要的破坏。很多问题都值得反思，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问题已经无法仅仅通过人性概念或其他一些旧哲学的分析概念，思辨地解决。

06-11-2000 21:55:03

石头：

谈人性，这个话题很大，。

世上的一切存在，诸如物质、植物、动物及万物之灵的人，都有着一个共性，就是“为已”，就是“求生存”“求更好的生存”，。

所以自私是人的天性，但绝非是人性，。

所谓的人性，应当是人之所以为人，且其它物类都不具备的性质，是什么呢？

是理性。

善与恶不是人性的标准，而是价值的标准，。有了理性才会有善恶，。

人不为已天铢地灭，问题是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已，。

这个“自已”若是高尚的，为已则会造福于人，反之，情况则相反，。

06-12-2000 15:18:35

刘可非：

人性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自知力不从心，以致我根本就没有“说清”它的愿望。

我是按照对人性那样的理解来分析人性的。所以，对石头兄关于天性、人性的理解我是保留的。不过，对此好似无有对错，看怎样理解罢了。

听话兄的贴子（包括另贴）拜读了后也有类似上面的观感。我赞同人性问题涉及相当多的学科内容，需跨学科解决。从心理学层面讨论人性，我以往没有思考过，但贴子中的观点我认为是言之成理的。所以，我只有获得更多的启发，再次表示真心感谢。

下面主要想谈谈我的想法或思路：

1、我探讨人性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适应人性来更好地运作社会。从此角度，只需从宏观层面、原始终极意义把握就可以了。因此，尽管个人又不同的生长机制，但我感到尚不足以否定“作为同类的人，难道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人性吗？”。

2、此文对人性的分析显然是粗糙的，也的确没有“对“人类的天然法则”做出更为细致的解释”，但我感到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什么，于我的有限目的而言似勉强可以应付。

3、就象本质存在意义上的能动必然转化为社会能动一样，人类存在意义上的人性也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我以为，如果从已经面临的社会中出发来研究人性（包括人的存在）是不可能得出我这里的结论的。我的思路便是：原始存在意义上的人和人性到底是什么？社会应当以实现人类的这种存在何这种人性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研究“原始存在意义上的人和人性”又不可能与现实的、社会化的人截然分开，便给研究带来巨大困难。类似的问题，包括人的本质存在以及能动与生理（肉体组织）间的关系等，在“能动的人与能动的社会”中我曾探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制约探讨的一些前提条件，是与本文关联的。

4、存在意义上的人性（求我幸福）我认为是成立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但人性的表现（在社会中的实现方式）却千差万别。我以为，按我的思路研究人性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实现上，对此，原文中有过简略分析，但远远不够。从此意义上讲，原文只是个起子而已，而且还很不够。但我的思路或设想是：通过对人的本质存在何存在意义上的人性问题的分析，可以使我展开来思考它们的实现问题。而且我以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运作便是由此而展开的。例如：

谁都知道，如果儒家设想的仁政、共产主义人格得以存在，那么，你还用设置法律来防范人类为“恶”吗？但迄今这些东西无法大众化。

教化是需要的，幸福观使人创造的，这都对。可是，应当从根本上依照什么来教化、创造呢？如果你的社会（例如其中的经济）一方面在激发人性中的邪恶，你那教化又有多大效力呢？

如何顺应人性、引导人性来运作好社会以求得更好地实现人性以及人类的存在？

这些问题太大太难，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

5、我只是异想天开地想通过这种探讨—人类本质存在及其存在意义上的人性如何更好地转化和实现，来寻求一个角度。

以上粗陋之想法，不揣冒昧，就正诸位。

刘可非 00.6.13

听话：

可非兄，我所说的最好不要从同类的角度来推论共同的人性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仅仅建立在同类的基础上，会削弱共同的人性的存在这一结论，甚至还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导，比如，仿佛人性是某种超验性的东西，或某种先定的确定性或决定性。我在前面提到的个人有不同的生长机制，导致了一些混淆，昨天我也发现了。更明确说，一些基本的心理特征（包括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满足需求或克服匮乏的手段等等）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诸种内外条件的差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长机制，并导致个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对社会文化的内在信仰化——提到哥哥与弟弟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否定简单的环境决定论。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天或本性等概念一直都是一种主流，尽管解释了2000多年，可仍未能解释清楚。卢梭、休谟等人也有自然主义的观点，自然主义在哲学上的困境相信可非兄应该也是清楚的。这里仅提一下我一时想到的一个困境。将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然法则、天性、本能之类的概念上，很容易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或立基于“本质”的形而上学。换言之，既然人有人性，动物也应该有动物性，说两者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这势必会摧毁道德与人的社会性。于是，几乎所有的自然主义其实都必须证明人与动物的不同。不过，问题是，生物科学的证据越发地显示出，就一些基本的生物机制而言，人与动物的差距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大（上一期《南方周末》上刚好有这样的文章）。这一问题其实自古希腊就开始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能并不存在或本能的概念没有意义，实际上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无论各分支有多少分歧，其实都变相或事实承认了，在人的内在具有某种支配性的心理机制，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或部分的无意识，实际就可以被看作是本能。问题在于，要清楚而可靠地揭示出这些东西，恐怕目前来看，还有很多困难。我也经常使用类似本能的分析概念，这主要是一种分析上的便利考虑，如可非所说的，“于我的有限目的而言似勉强可以应付”。

从总体上，我理解可非兄论证人性问题的努力，大致类似于康德的努力。说得通俗一点，如果一切真如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反本质主义，那么显然关于人的一切规定性就都是非法的，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要否定这一点，势必又意味着人类社会必须指向某个理想的终极目标，由此才可能引出在社会意义上的是非标准问题，或引出关于人的规定性问题。无疑，这一问题实在过于艰巨，甚至可以说，20世纪所有相关的哲学，多少都可算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问题——或许也意味着这一问题只能多元地、历史地、现实地、辩证地解决。对此，我也没有言说的能力，这里只摘录雷蒙·阿隆的一句名言，与可非兄共勉：“我们失去了预言的兴趣，别忘记希冀的责任。”

另外，昨天刚好在第6期《书屋》上读到雷永生的《对一个有趣现象的思考》，摘录最后一段如下：

由此可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所讲的认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认真地吸取现当代世界哲学和心理学的成就，仍然拘泥于唯物主义经验论，拒绝吸收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中的合理成分，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实践第一”，因而也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人的认识的复杂过程。由此我也联想起理论界的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毛泽东的哲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按照这些理论去做，甚至毛泽东自己也违反了自己的思想。这种说法恐怕似是而非吧？

06-14-2000 02:49:38

石头：

我的理解还是“求我幸福”就是“自私”（没有贬意）或者说是“为我为已”

可非兄提倡的“能动性”可以说是理性的一种表现，。

舍己为人之类高尚人格是自私么？我认为是。

如果他有着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若是见善不行，见恶不除，他的心绝不会快乐，更不会有幸福的感觉，。为人实是为已，为已是人与万物共有的天性，天性不可违，。

心性是善的，其行则为善；心性若是恶的，其行则为恶。

什么是幸福？我认为是“适生理、适心性”，否则就不会有幸福感，。

作为人，应当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呢？什么样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呢？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人类才能提出吧，这是人具有理性之故，是人性的根本所在，。

06-14-2000 09:57:56

刘可非：

石头兄此贴中的观点就实质而言，我赞同：为善为恶，赖其幸福观；古人的很多努力、道德先生的很多说教，也许就在于帮助更多的人树立起“善”的幸福观。我不过以为：“自私”已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伦理色彩，用此来表述人人性往往带来误解。不讨厌苍蝇的人不多，但它是一种存在。人性也是一种存在而已，随你怎么说它，它就在哪里存在着：求我幸福。

从前人的政治理论可以看到：古贤往往从伦理角度研究政治问题，寻求道德政治；近贤思想中，法制似是占了上风。而伦理政治一直无法成为操作准则，“法治政治”我以为也快走到了死胡同。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启示呢？有很多。例如：其一，想改变人性，是很难的；其二，他们往往从已经进化到他们时代、已经组织到那样状态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其三，执其一端是不行的。

我赞同听话兄的以下观点：从同类的角度来推论共同的人性的存在，会削弱共同的人性的存在这一结论；将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然法则、天性、本能之类的概念上，很容易导致形而上学。说实话，我至今没有找到论证“求我幸福”乃人类本性的更精致、更圆满的方法，便选择了这样一个颇成问题的“捷径”来论证它：首先，凡类应有共性；其次：存在物肯定会求存在：对无灵之物，“求”是自然选择，对有灵之物，“求”就有了主观意义，又动机色彩。不过，我认为：

采取何种方法来论证，很值得探讨；但那个待论证的结论，却不是“形而上”的。没有足够的论证却提出那个结论，不合严谨的学风；尽管我很浮躁，但一直在说服自己要具备那种作风。结果，我还是隐忍不住发作出来。矛盾得很。

求我幸福是超验的吗？至少从学理上讲，是的；可是，我却感受到、体会到：它就存在于我们身上。把一种观点建筑在缥缈的感觉上，非得把马克思气坏不可。所以，我对此文真是感到惴惴。

人与物的区别，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性与物性的区别，我原文及引文探讨过。但感到似还不足。

下面转贴我思考人类本质存在时的几点感想，也许有助于说明我思考的一些前提或背景：

（一）自从人类诞生、有了自我意识、且相互间构成群体之后，他们就开始探讨自己及其组织的问题。也许只有人类这样的高级动物，才会做这样的探索。要分析人类社会，就必须先认清人自身；要认清人自身并分析人类社会，就不能囿于先人留给我们的环境，而应该追根溯源，从原始意义上开始梳理。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

（二）迄今，人类在探索自身（本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却远比不上他们对异类的探索。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一是认识本类比认识异类要困难得多；二是认识客观的东西比认识主观的东西要困难的多；三是前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可能会使后人的探索走入歧途，而相对于探索异类而言，探索本类又更容易走入误区。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发展及其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使得这种“探索歧途”的出现几乎成为必然。无怪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常常围绕一些古老的问题在争个你死我活。正是因为以上体验，我们这里的探索也难免会误入歧途。那就请大家批判吧。

（三）人世间存在着人类很多的理论认识，它们层次繁多、形态各异。这里不妨用一个简单标准----“现实效用”做一区分。所谓“现实效用”是指那种能够对行为个体及其类的具体行为产生直接、现实影响的功能。如果此处暂不论各类理论认识的真假对错（自有标准评判它），我们可将人类理论认识区分为“形下理论”和“形上理论”：如果一种理论认识具备现实效用，我们就称其为“形下理论”；如果一种理论认识不具备现实效用，我们就称其为“形上理论”。举例说明之。有人发现了一株毒草，他这个发现就可归类为“形下理论”，因为这个发现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现实活动：如果你不信，非要吃，那你就去死吧！又如：有人发现遥远的空间里多了一颗与地球没有直接关联的星星，则他的这个发现就可归类为“形上理论”：信不信这颗星的存在都不会对个体及其类的具体行为产生什么直接的、现实的影响。

两种理论本来无所谓高下长短，它们对人类之意义也是各有千秋，而且，不同的人类个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传统等，都可能对两者产生不同的偏好和兴趣。对此，我们不想在这里做详细考察，只想说一句通俗话：一个不崇尚理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在当时的欧洲均处在落后之列。的确，当时的德国不是“本世纪历史的同代人”，然而，他们却是“本世纪哲学（不仅是哲学。引者注）的同代人”；这个“哲学的同代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表现如何呢？我总感到：只有精神优势才能转化成未来的全面优势；“甚嚣乱舞孔方影、本色英雄却桃源”的景象，真是令我悲哀。因此我便说：一个不崇尚理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四）我的第四个认识是：人类认识成果的适用范围同它的精确程度成反比。任何一个研究者，如果你想使你的研究成果适用于更广的领域和范围，那就必须以损失精确程度为代价，因为“一般规律只能一般，具体规律只能具体”。

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人的本质存在，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清理一下制约我们探索的某些条件或环境，界定一下我们此处的研究角度，应当是必要的。

1、时间约束。在漫漫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人类进化的成就远远超过异类，当代人与远古人、与刚刚从猿类中分化出来的人，比其他动物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可以预见，发展到未知未来（直至人作为类而毁灭），人类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因此，有关人的研究，将会因为人及其类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导致研究对象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认识。基于我们的特定目的、基于我们难以找到人类特征的准本质变化是发生在那个时期，我们将把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人步入文明时代（构成群体、有了神话传说和文字记载）以后的时间跨度内。至于我们的分析对遥远未来的适用性，只有天知道了。

2、群体约束。人从其群体特征上，粗线条地可以区分为个体和类（人类全体）两个层次。“千人千面”，这种造物者的神奇使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完全涵盖所有个体的共性；但造物者同样的神奇却又使我们看到，在每一个体身上，又体现着他们“类”的共同本质，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类本质”。研究每人的个性不是我们这里的兴趣，我们将把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个体身上表现出的类本质。

3、属性约束。人类自从组成社会以后，其“类本质”就变得格外复杂了：因为人类不可能不受到其组成的社会的影响；因为人的本质是在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还是在人与异类的不断关联中实现的。这样，研究人的本质就不能只考虑纯粹的人（或抽象的人），还必须考虑人之外的其他因素；就不能单考虑人的自然属性，还要考虑其社会属性。可是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人与异类、人之两性又是关联在一起的：没有人的存在，则人类的一切探索、奋斗固然毫无价值，可是，没有异类的存在人又何来生存与发展；没有人的自然属性（生理、心理结构等）固然没有其社会属性，可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又怎能不受到社会属性的影响呢？

但我以为：从本质意义和终极意义上讲，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

“人天然地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只是告诉我们：结成群体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也就是为了人类本质存在的更好体现；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这一事实：人之社会存在只是其自然存在的手段；假如组成社会、国家甚至不如单独活动，那么，人类宁愿不要社会和国家。

现代的人类一诞生就享受到无尽的历史遗产：他们面临前人遗留的社会、国家、物质积累、精神观念等一切一切。这些遗产是如此之丰厚，以致使他们忘记了自身的原始自然意义，忘记了他们只是宇宙的成员之一：人造的东西本来只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却被后人当成目的（此乃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异化的根本原因）。比如人类组成的社会，尽管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必然受到其构成的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竟如此之强烈，以致离开了人类组成的社会，就无法探讨人类自身。马克思甚至在此等意义上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著名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组成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社会属性却绝不是目的，而只是更好生存的一种手段。

因此，从终极、本质意义上讲，人的本质存在只能表现在它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我们在这里将把研究的对象锁定受其社会属性制约的人之自然属性上。

非“终极、本质”意义上的探索，对人类发展也十分必要，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第二个问题中予以探讨。

4、目的约束。研究目的的不同会带来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由此，对人类自身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结论。例如，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就不同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意义上的人。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现实的人，研究在人类社会（必然包括自然界）中活动者的现实的人。基此，我们将不去探讨人（及其各种构成）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什么“决定”的，而只是探讨人（及其各种构成）是什么。举例说来。人的耳朵是如何地进化来的？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此类问题就不属于我们这里的探讨范围；我们只是探讨人有耳朵、人有思想这种事实本身，只是探讨应该如何理解、如何表述这种事实。

“我们失去了预言的兴趣，别忘记希冀的责任。”甚是。愿与诸兄共勉。

刘可非 00.6.14

06-14-2000 13:49:38

听话：

昨天本想补充的是，从同类中推论出共性，是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的（或者说是一种同义反复式的真理）。不过，说它是循环论证，多少也仅是一种概念游戏或论证的需要，因为现实地看，人们很容易看到，人类是一种同类，即便人们始终并不清楚什么才是这一同类的共性，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看不到人类是一种同类这一事实。从这一地方也容易推出“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观点。或者说，同类必有共性尽管在学理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它的确是一个常识，且有合理性——也因此并不必与形而上攀亲戚。

只有人类才会提出什么是幸福或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这种论证人之别于动物的努力，就方法论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我思故我在”。不过，这的确仍是一种循环论证——比如，它的假设前提之一是，人是能思的动物，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思了。也即，在他的假设前提中已经包含了与假设一致的结论（不思不在，思与在便成了一种同一）——因此它仍无法回答，究竟是“在”先，还是“思”先，无法回答动物的思与动物的在之真正有别于人类之处。这种论证方式难说并非仅是从人类出发的一种一厢情愿或话语霸权。

人类追求（自身的）幸福的努力，这或许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体会到”。用更通俗的说法是，人总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人类的基本情感与动机冲动，仍可以从心理学上做出解释。比如，这种追求幸福的基本情感大致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如果我们愿意更宽泛地理解恋母情结的话（比如，将类似重返伊甸园的基本情感看成是一种恋母情结）。自然，这仅仅是可能的解释之一，事实上，将恋母情结宽泛地理解为对匮乏的抗争，并以此在隐喻层面上与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情感相联系，是肯定有偏颇的，因为它的解释力过强了点——比如对于追求现实并不存在的东西的动机，也可解释为内在的一种无意识——以致忽略一些明明可以做出更好解释的可能，比如，用文化价值观或社会心理来解释人类的一些从众行为、政治伦理等等。所以，还可以说，将全部的决定性或宿命性都归结到心理问题上，并不妥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利益的过分强调，的确忽略了物质利益对人所意味着的心理、价值与文化含义，以致他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人的异化问题）本身就对唯物主义构成了自相矛盾（也可以将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一个多元体系，它本身并不完美和谐）。单从唯物主义出发，不可能推出人性及相关的道德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唯物主义对人的意义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解构，而不是建构。题外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沿用传统的教化与说服的方式来完成道德与文化的秩序引导——强调为全人类谋福利实际上已经转入了康德的先验主义了（可笑的是，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给康德套上的，可是唯心主义的帽子。所以，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维护，实质是一种诋毁，至少经他们的手诋毁了马克思的智识或对真理的真诚）。更宽泛看，平等与自由作为社会价值，本身就是先验的——如果我们真的遵从休谟所说的从事实中推论不出价值，那么显然就只能承认平等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先验性。离开了这种先验性，没有人能够为道德辩护。还可以说，当后现代主义否定了道德的形而上性后，就势必会瓦解全部的道德。再说一句题外话，汪丁丁曾提到的，最理解康德的恐怕是黑格尔，或许也有类似的原因。

“他们往往从已经进化到他们时代、已经组织到那样状态的人出发来研究人”，这也是自然主义的困境之一。换言之，传统的自然主义所分析的人性观念，几乎总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的一种分析。正因为如此，必须“从原始意义上开始梳理”。不过，如果这种“原始意义”着眼的是一种历史角度的话，那么必然会至少遇到两个困难。一方面，越是从原始意义上出发，越不容易分清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分歧。另一方面，这也隐含了一种进化视角。不是说人类不存在进化，而是进化的视角很容易干扰对跨文化的共性的挖掘。早期的人类学基本上都是从对原始人群的分析开始的，期间产生的很多观察和观点，目前正在逐渐被改变。另一方面，这种“原始意义”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跨文化或泛文化的对文化与人性的深层次挖掘。我目前的看法是，这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对共识或其他表层文化结构的一致性的考虑，而更多地着眼于文化与人性中的深层次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尽管对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实证性较差，因此也需要多元。

不过，我不太同意可非兄所说的，“迄今，人类在探索自身（本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却远比不上他们对异类的探索。”这是一个无法获证的结论，至少从另一角度上看，人类对异类的认识，几乎不可能真正触及异类的心理与动机，而这却正是理解文化与人性的关键之一。实际上，人类对异类的认识几乎不可能摆脱从人类角度出发的伦理考虑，比如，强调生物体的一律平等，更多只是一种人类伦理的体现，而无关于人类对动物的彻底认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困境，也即，人类的伦理道德追求，并不需要获得完全的科学理性支撑，相反，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人类的希冀联系在一起，通俗说即是，我们渴望一个怎样的未来。这种希冀也必然会涉及或深入到政治哲学，而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最需要质疑的，或许还并非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或有关的本性、人性问题，而在于人究竟应该对未来持有怎样的渴望。它与其说是一种对人性的回归，不如说是一种对未来的希冀和追求，而对人性的认识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的希冀和追求。或许，着眼于希冀（当然需要始终对希冀保持反思），大致可以回避落入传统形而上学的可能。而之所以说这种希冀是一个永远的困境，是因为这样的希冀实质是一种在尚未找到100%的事实和理由支撑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决断（或者说是选择）的能力，也因此，它始终需要多元，始终需要开放，始终需要反思。当然，这些看法仅仅是疑问，而不是结论。

基于类似的理由，也未必需要首先承认“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因为很显然，“宁愿不要社会和国家”的社会是肯定无法再回去的了，或者说回去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如果我们将异化理解为一种对人自身生物性的摆脱的话，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人正走在这样的异化的不归路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便是一个不断异化的过程。当然，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异化，常常是指成为外在的物的奴隶。不过，尽管我对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越发忽略也非常不满，但我不太同意将这种异化归结为人们“忘记了自身的原始意义”，因为人的不可逆转的对自身生物性摆脱的异化过程也意味着一个不断对自身赋予新意义的过程。换言之，现在人们所普遍忧虑的意义和价值的匮乏现象，更多其实是提出了一个赋予人类生存以新的意义的任务，它所呼唤的，并非是人性的简单的回归，而是建设性的重构。它需要人们重新审视生活，审视工作，审视道德，审视国家、民族……但这种审视却不能全部从过去中获得，相反，必须被增添进新的内容，因为从总体上说，现代性尽管有非常多的问题，但它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另外，我也觉得可非兄在上帖的第4点“目的约束”中，有一些混乱。既然“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现实的人”，那么肯定不能回避对人的历史的认识。所以，我更乐于理解，可非兄真正的努力方向，还是一种关于人性和幸福的希冀，而不是回归。也正因为如此，需要寻找的，也并非是某种原始的规定性与决定性，而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建构，关于未来的应然以及应然的理由。当然，一个彻底的社会理论始终都不能回避历史，不过，如果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或许便可以使得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成为一项次要的工作。比如，从心理层面就可以探讨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感，实现与他人的和谐等等，而不必去完整而可靠地回溯童年时遗留下的潜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同意“一个不崇尚理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尽管我认为没有必要用现实效用来区分形上与形下。有时候看到很多论坛的删帖原则或审查原则，的确非常好笑，因为很显然，他们真正应该删的帖子，与内容无关——那些极端的左派、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或极端的民运分子、台独分子等人最终所能达致的结果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即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仅就这一点，他们实在更应该联合起来，更多地鼓励多元的。谩骂来谩骂去，却从未想过双方其实是同道中人。他们真正应该删的，是那些愿意认真讨论问题，愿意耐心讲道理、摆事实，愿意对自我做出反思，愿意首先尊重别人的帖子，因为只有这样的思考才是民族与国家的希望。

当然，我并不主张在论坛上一定要四平八稳，处处周全，在论坛上最需要的，可能还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也因此并不需要特别严谨，否则就是发表论文了。

这篇回复有些地方可能说得不是很清楚，马虎处还望见谅。

06-15-2000 04:22:47

刘可非：

1、多年前我就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假如没有理论指导而能够解决现实问题，那我宁愿不要理论。可很遗憾，至今，这仍只是个假设而已。

理论功底的浅薄，使我每次深究到理论层面后，常常头大。

“能动”一文中，我曾有感触：“能动是一种精神范畴，物质实在（表现为人体）却是一种物质范畴，然而，在人的身上（也许只有在人的身上），两个范畴却一起存在了；唯有人才具备能动的精神或精神的能动，也唯有这种精神的能动才使人有能力思考“抽象”的问题，然而，这样的“抽象”问题却也只有发生在唯一具备这种本能的人之身上；特殊的人类本能造就了特殊的人类自身，而特殊的人类自身却又要回过头来探索他特殊的本能。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局面实在让人感到头疼，简直是一团糟；而这个“一团糟”又被古往今来的圣贤们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障。”

听话兄上贴的前两段，又次让我回味到了这种感受。说实话，我思考这类问题，真有力不从心之感。既然想不通，我就简单化、庸俗化。例如：

“思”和“在”、“本质”和“存在”究竟孰先？也许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无法回答的问题，至少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是，我却有我的简单依靠感受而来的观感：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的“思”，的确先于“思”的表现本身：没有“思”这种存在，如何能思呢？“我思故我在”也许只有从“重在强调人类理性”的角度理解才能成立。同理，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的“本质”，的确先于对本质的体悟本身：本质的存在是不依对它的体悟而转移的。

又如：对人的本质存在、对人性，我就那样处理了。“即便人们始终并不清楚什么才是这一同类的共性，也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万有引力定律不会因为不被牛顿发现就不存在。人性等应当亦是如此，只不过，发现后者要比发现前者难得多，甚至是超验的。我所谓的“人类在探索自身（本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却远比不上他们对异类的探索”，也主要是基于此感而发的，这里的“异类”包括人之外的全部。听话兄对它的质疑，我只能哑然，因为我感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同样感到我的角度也是成立的，人类“征服自然”取得了那样大的成就，在运作自身的组织时却往往捉襟见肘。由此我又想到可能是波哥的话：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身。

2、我又回过头来研读那个“目的约束”，的确，那段文字没有准确地表述我的想法。我在那里的本意（“能动的人和能动的社会”）是想说明：现实人的本质存在是什么。援引在这里是：存在意义上的、现实人的人性是什么。所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是指：从哪个从面把握人性就足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根本源头（动机）、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等问题了。肯定不能回避从历史角度考察人，但我所采取的考察思路，也同样不太精确地表述在“时间约束”中了。例如，依我的本意，我就没对 “追求幸福” 从哪些角度（当然也包括从心理学角度）作进一步考察：尽管我认同这种考察的意义，但还是那句话：于我有限的目标而言，有了“求我幸福”那样粗浅的认识似已经足够了。

3我觉得，听话兄好像对“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点误解。其实，它是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相对的，而非强调人的“生物性”，

所以，我不认为异化是一种对人自身生物性的摆脱；“忘记了自身的原始意义”这句话，既非想简单地回归到原始状态，也不是出自对精神生活越发忽略的不满。对社会的异化问题，我一直想系统地思考一番，但囿于能力未能如愿，而是散见在一些论述中（“沉醉的社会”中有一些）。

我为什么思考人性、人的本质存在这样一些看似腐儒的问题，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人类组成社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人类本质存在和人性的实现。而这样的认识又成为我考察这个本质存在、人性是什么的基本价值依托，我试图通过这种考察来分析社会，分析应该如何运作社会。

所以，正如听话兄所言：“对人性的认识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的希冀和追求”，“我更乐于理解，可非兄真正的努力方向，还是一种关于人性和幸福的希冀”。而对于“回归”我则认为：我的努力方向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人类的自然原始状态，而是“高层次复归”到人类的本质存在、复归到人性的完满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幸福。物质生活要幸福，能动精神同样要得以实现。

甚至可以这样不自量力地讲，我试图通过这些探索，为我分析考察社会问题提供一种视角或思路。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不时在要求我思考深层问题；而我思考深层问题的根本目的仍在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我想，一旦“能动”和“人性”两文基本令我知足（而非完善，那不可能），我便立即用它来研究现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回头来修补对深层问题的思考。也许，“现实、深层、再现实、再深层、…目的在于现实”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前进逻辑，而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逻辑。

为寻求解决现实问题，我采取了从原始、终极意义上思考人类本质存在、人性的思路，因为我感到现实的很多理论和做法颠倒了手段和目标的位置；但是，这种探讨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原始意义上梳理不是为了回归原始。退一步不是目的，进两步才是目的。

4、听话兄对马克思主义等的剖析，很让我受益。我也谈点与此不甚关联的感想。很多经典维护者面对某些“真理”（至少是当下被公认的）时总是说：经典里早有了，并提出长篇论证；对很多荒谬则说，那时背离经典的。而很多反对经典者，虽表现与其相反，但深层本质好像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常让我联想到西游记里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和爱恩斯坦的相对论。

我的态度则是：只要承认某种真理的存在就够了，管它是用什么名义来认同的呢。由此，我懒得去系统地捍卫什么经典，也同样懒得去系统地批判什么经典。广猎前贤思想、立足社会现实，思考我们自己的吧。

你说马列是真理，他说尼采正确。随你去说吧。

也正基于此，我多年来一直说：左右于我如浮云，冷眼向洋观主义。

也基于此，对听话兄关于论坛、左右争执等的看法是甚为赞同的。不过，网上论坛这个东西倒引发了我的一种角度：尽管网上论坛也是受到管制的，但它总可当作一个模拟仿真系统，先让我们看看，民主自由这种理念在中国大众的土壤（还是大众中的精英）里，会长出什么果实。

这里的一些似已经脱开了讨论的主题，但又有何妨。也许，此正乃平和交流的魅力。

刘可非 6/15/00 6:39 PM

06-15-2000 20:17:45

石头：

为什么人性的话题难以再深入？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应当从人与天、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吧，。

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先请教大家，人们所追求的人生幸福都有哪些？

名？利？——自由？亲情？友情？爱情？

06-15-2000 23:48:23

听话：

可非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由于概念的匮乏产生的。比如只要一将理论建立在“精神”“物质”“本质”“存在”“思”等概念上，就肯定会导致形而上学，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福柯他们对这类蕴含了本质主义的基本概念的批判，并斥之为“形而上学迷思”，并非毫无道理。

这里其实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只要一涉及宽泛的现实，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真能做到自恰，因为难免总要对现实做出一定的歪曲。所以，我现在认可的一个原则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看看哪种理论可以不必经过重大的再解释便能较好地解释现实，就大致认可首先使用这样的理论。能不能解释是一回事，是不是最好的解释又是另一回事（这里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嫌疑）。

回到精神与物质问题上，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一切关于人的“精神”与“物质”，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对立，没有一个必定的优先权，相反，有时往往是在共同起着不可偏废的作用，无法用“精神”或“物质”孤立地看待某一具体行为。我倒不是主张两者的调和，而更倾向于首先看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针对具体的问题最佳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当然，很多问题是不可能得出唯一的科学的解释的，任何理论只要让自己上升到决定论的高度，就必然会剥夺人的能动性与自由。所以，要回避这类困境，可能还是需要首先看看问题本身能否进一步细化，看看对于这一细化的问题，有多少可能的解释。我前几天关于“黔之驴”的一段话，就肯定是典型的牢骚，因为问题不可能通过这种简单化的分类获解。

“思”和“在”、“本质”和“存在”究竟孰先的问题确实没有什么价值。说认识能无限接近现实也没有意义，以此来暗示认识与现实的同一，更是一种规避问题（现实的人真正要面对的，是认识与现实的非同一，而不是将来可能的无限接近）。因为人类有很多行为是无意识的，也有很多行为是有意识的，谁也不能肯定在特定的情形下，哪种行为是决定性。类似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李普在《黎澍老夫子》一文（《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ISBN 7801005694）中曾提到，据黎澍的考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是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杜撰的，马恩都没有说过。相反，恩格斯说的是：“……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黎澍还说，“如果那句话正确，那么请问：两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如此等等，可见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距离事实太远了。”“如果说，全部历史，千秋功罪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都决定于人民，那么，这就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区分，统治者不存在功罪问题，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尊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即使他们承受了非分的光荣，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总之，人民群众并非不能创造历史，那要看怎样的情境。题外话，按照那些人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逻辑，似乎也可以推论出，导致腐败的，是人民群众，首先就应该将人民群众抓起来。当然，反过来依据这样的逻辑来根本否认“多数人的暴政”也毫无意义，哪怕再义愤填膺，把一切都推到四人帮身上本身就是愚民政策的一部分，因为个体完全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责任。

至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的确是和早期启蒙运动和进化论、唯科学主义一起成长起来的。并不说应该抹杀这样的现实，很多人用现代性危机来彻底抹杀现代性，多少可算是一种对现实的不诚实。要害在于，我们无法彻底实证这样的进步针对于世界的无限性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当然也无法实证这是一种倒退），因为认识与现实并不同一，必然性并不会主动显现自身。就生存性的基本困境而言，的确始终有一个终极的虚无高悬在人类头顶，作为尚不愿立即赴死的人而言，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踩着过去的脚步不断前进，但始终必须切忌，踏出的每一步都未必一定是前进的方向。

对于其他的一些问题，让可非兄觉得我可能有所误解，大概主要还是因为概念的问题。我多少还是认为，思考人的现实本质，很难得出一些不被误解的结论。举例来说，将人生的目的归结为我的幸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就至少有一部分古希腊犬儒主义，从利己角度出发的功利主义，客观主义等等，各自最终所能得出的结论都是很不相同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可能需要说明的是，我确实认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的确使得人得以不断地摆脱原有的生物性。举例来说，我现在敲打键盘的手臂，在远古就是用来投射标枪的。由此还可以说，生理本能对人的决定性，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在不断弱化）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种对生物性的摆脱，也并不必然与“物化”严格对应，也即，在这两者之间至少还有一部分空隙，并非是摆脱了这一侧，就肯定会落入另一侧的问题。很多人批判现代性对人构成的物化时，就有一些简单化的思维。

从总体上说，我更倾向于认为，对人性、幸福之类问题的思考，在符合一些基本的限定性原则的前提下，更多似乎是一个个人赋予自身信仰的问题（比如，石头提到的笼统的“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的问题”就大致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出一个动态的价值优先次序来。石头的问题我没有能力直接正面回答）。一旦落实到社会层面，多少必须借助多元化，比如既可以从康德哲学出发，更多强调价值理性，也可以从经验主义出发，更多强调工具理性，等等。说起来，康德哲学也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比如，很多人会认为“人是目的”这一原则就意味着，除了人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手段。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目的不能使自己单独成为目的，也因此，至少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目的即是手段，手段即是目的的情况——我们能说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仅仅是一个手段，而并非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吗？

可非兄所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我所无法直接正面回答的。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深深感到自己的力有不逮。

我最近的其他一些回复，的确冒了很多王小波所说的“打自己耳光”的风险。也不需要特别为自己开脱，承认就是。有时的确很矛盾，因为如果犬儒主义的不作为并非同样是一种恶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所能盛行的，或许也便只能是“劣币淘汰良币”了，总有些人根本就不担心会自打耳光的，甚而可以毫不担心报应。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足以杀人的，忍不住了，就会站出来，告诉那些诬人拿“卢布”的人，小心自己也正拿了“卢布”（这句话并非针对过客，给他的，是另一个“飞来飞去器”）。对于通常所说的左派观点，我以前也说过不少好话，在碎片上恐怕我还是第一个提到布迪厄教授的那篇《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可惜，近来看到的很多文章，的确叫人寒心——毛爷爷说，“她”在丛中笑。

哈姆雷特问，生存或是死亡？鲁迅问，“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怒向刀丛觅小诗”？似乎这里头已经蕴含了一种文化比较。不敢轻言高下，只是感慨，只是感慨。

如果非要让我说出什么倾向性，那么我此刻最想说的，也无非是，最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能够让原本的好邻居戈尔先生成为杀人恶魔的东西。

恶如果不具备让善沦为恶的能力，就不足以称为恶；善如果不具备让恶转变为善的能力，就同样不足以称为善。仅以自警。

06-16-2000 05:41:08

刘可非：

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下此次讨论，又一次感受到了讨论的价值。

两位令我受益匪浅，而且让我感受到听话兄高过我甚多的理论修养，愿深入交流。我的email是jqrh@sohu.com。我一直坚信：唯相反才能相成。

石头兄对幸福的发问，正我再步想思考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人性的实现问题；而且，探讨人性的真正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人性的实现上。愿我们一如既往地交流。

三人行必有我师真至理名言。

可惜，此贴太长了，显示太慢。另起炉灶如何？

06-16-2000 22:02:39

该文避开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从人类与自然界，动植物等等非人类的对比中得出人性的定义应该是：‘求幸福’的本性，并以自然物的特性作为其立论的基础，力图寻找人的统一的共性。文章一再说明‘求幸福’与‘求生存’的区别以求人性与兽性不混淆。但是孤立的幸福观是千差万别的，（作者也承认），甚至是对立的，因为幸福感、低级一点或说愉快感不仅可以从人与非人的关系中获得（比如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物的征服），同时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只要承认人们之间存在矛盾，只要承认人们之间不仅仅只有共同幸福这种可能，就不能否认在一方获得幸福时另一方就是痛苦。这里且不论生存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动物中是否存在有追求生存得更好的情况，就这种孤立的人性而言，很难给人一个确定的想象。这种人性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幸福呢？是不管他人如何，各自只顾自己的幸福吗？还是大家共同的幸福呢？如果是后者，那这种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呢？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逐步形成的和完善的呢？对于这一问题作者从单一的个人不得不进入到结群的人（正确的说法应是社会的人以区别于兽的结群）并回答说：‘结群的人是求群体幸福、他人幸福还是个人幸福呢？我们以为，还是求个人幸福无论从群体角度还是从个体角度，人性就是“求我幸福”。’从这一结论出发，接下来的推演发现了矛盾重重的普遍人性很不听话，既而在论述人性的实现时把问题交给了社会而不是单个人自身，‘把人性的实现变得如此复杂的，正是人性本身。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任务交由谁来完成呢？只能是社会：组织起来的人类。’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人人都将‘求幸福’的任务交给社会，那这个目的怎么能够实现呢？谁代表社会？是一部份人，还是全人类？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言辞中似乎指作为统治着社会的‘王后将相’，这里暂不谈这种暗指的片面性，那么我们就此对所谓的社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和忠告就万事大吉了吗？尽管你说：‘这可绝对不是此苍白无力的规劝，而是人类进步发展的铁的要求’可终归没有将这‘发展的铁的要求’从论理中自然的引导出来，充其量是一猜测而已。所以纵观全文我认为作者洽洽把问题弄颠倒了，如果要追求人的统一的、区别于植物的、动物的特性的话，不如说是人的社会性。人从简单的结群到组织成社会（或说结成社会组织）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飞跃，正是这个飞跃以及随后的社会进化不断丰富完善着每一个体的人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越来越远离兽性，越来越多的产生高尚的人格，越来越懂得人对社会的依赖，越来越意思到各自为阵的自私的追求个人幸福的作法是多么的不合逻辑。人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并具体实现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可见人性也并不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而是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是变化的。于是恰恰相反：不是把追求个人幸福的任务交给社会，而是人人要去寻求努力创造一个最合理的、最能实现每个人幸福的一种社会（制度也好，形态也好），请注意，这种美好社会也是相对的。这一任务绝不是某个人的忠告或者善良愿望就可以完成，而是通过整个人类的这一社会的人性的不断提高，在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实现的。我想整个人类发展史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仅提出以上不同看法与作者商讨。

刘可非：

无巧不成人生。昨日张贴此文后，总感到不满意，便又作了改动，一直奋战到今晨4点。一觉醒来正欲再贴，却也看到先生的指教。此文与我另篇拙作“能动的人与能动的社会”是关联的。在哪里，我曾较为详尽地列举了研究的一些边界条件。现一并张贴，也许会说明一些本文未提及的问题。改动后的“人性”，也许表述得稍准确些，也张贴在此。

但先生的质疑依然存在，而且给我不少启示。现一些观感就正于wr先生：

1、是从社会出发研究人，还是先从原始意义上（自然属性）研究人、进而进入人的社会现实性，我以为是个值得探究的甚至是两难的问题。我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我是按照后种思路考察的，其中的理由，在“能动”一文中有解释（“进一步研究之前”部分）。“避开社会的内部矛盾”？那个矛盾又是哪里来的呢？根源就在于出自人性的利益矛盾。

2、原文一稿似已表示得很清楚，人性就是求“我”幸福。共同幸福与相互矛盾着的个体幸福，这两者是并存的。这个事实非但与人性不矛盾，而且，人性正是造成他们的原因之一。人们之间为何存在矛盾？我以为，根源之一正在于人性。尽管这种矛盾是出自人性且必然的，但同样必然的是：人类还必须把这些矛盾着的个体有机组合在一起，否则就无法实现人性。人就是这样：为求我幸福，不得不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之后，众多的求我幸福却又矛盾着。不是人性不听话，而是“话”不能不顺应人性。

3、人性不变，是指“求我幸福”不变；人性的内容、表现又会变，是指“幸福”本身在变。

4、社会负责人性的实现？原文好像没表述清楚。我的本意是指：人性实现，这一复杂任务依然只能由人来完成：组织起来的人类。但自从阶级社会诞生后，组织起来的人类变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不是把追求个人幸福的任务交给社会，而是人人要去寻求努力创造一个最合理的、最能实现每个人幸福的一种社会（制度也好，形态也好）”，先生此语中的社会好似专制统治者、至少是异己的客体。但我以为，实现人性绝对需要两方面配套协调地努力：一是每个成员去求，二是统治者按照人性的本然要求来运作社会。原文中主要针对统治者（或曰社会运作者）提出些很浅显的东西而已，而对人性的实现问题没能深入展开，这是我的遗憾，留待将来吧。

5、‘发展的铁的要求’，的确是一种未加论证的东西。不过，我的一贯思路是：“人天然地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只是告诉我们，结成群体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但它并不能否定：人之社会存在只是其自然存在的手段；假如组成社会、国家甚至不如单独活动，那么，人类宁愿不要社会和国家。所以，组成社会就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社会却戕害人性，它能长久吗？只不过，社会的沉醉性往往会苟延已经腐朽的社会。这也许是无奈。

6、我们一直否认普遍抽象人性的存在，可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却没有提出比“善恶”等“具体”的人性，我们的有阶级性、社会性的人性论，甚至比他们还要抽象。一个社会性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必须要结成社会、在社会中生活而已。那么，人为何会结成社会？在社会中的行为又是受什么制约呢？我们决不反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会有不同的人性表现，但正如文中分析的，它同样不等拒绝普遍人性的存在。

求我幸福，普遍，但不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