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

董  晔

提倡科学，一直都是中国当代社会致力于社会各项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但是，在中国社会普遍的范围里，对科学的理解也仅局限于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事实上，科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几项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发明。正像一些中国问题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四大发明那样的科学技术，但是，却没有产生科学。这样的说法多少是有些根据的。因为科学所表现的就是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对自然世界的描述理解和对自然事物的控制把握。长期以来，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社会，较多地也只是关心人和社会中的问题，注重道德理论的建构和道德行为的把握，表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也仅局限于个人的经验感知，而不是具有相互沟通特征的描述理解。相反，在西方社会却早已具备较完备的科学描述思想体系，这样的理论描述始终在指导着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应用。

在如何看待自然世界上，西方社会表现出强烈地控制和把握自然世界的倾向；而在中国社会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应该顺从于自然规律去办事，不可违背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论的思想。

在如何改造自然的方法思想上，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典故：大禹治水，大禹采用疏导而不是围堵的办法制伏洪水；这一典故为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总结为“因势利导”。是指利用现实的自然条件，遵循自然规律的法则，来引导自然事物朝着好的方面发展。而在西方社会却倾向于创造和把握自然条件，以实现控制自然事物的目的。

知与行，理论与实践，这是中国社会历来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有“知先行后”，“先行后知”，以及“知行合一”等许多不同观点的理论研究。明代学者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和主张，但是，他的“知行合一”也仅局限于道德方面的知与行得并进统一，是为了解决社会关系中的和谐问题，以维护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因此，并不具有较大的影响。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对“知行合一”有所研究，孙中山先生以“知行合一”总结和概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改革成就，并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口号，动员民众先行动起来，在行中求知。

今天的社会发展尤其显著地体现在我们对自然事物的控制与把握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上，无可非议，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合一”问题。其中的难点就在于，传统的西方科学是以自然事物本身的特性来认识自然世界，以揭示自然世界的本源为最终目的，而本文则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来看待科学。应该说这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

在中国当代社会曾一度风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可否认，其积极性在于解放思想，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其负面影响就是对思想理论的极度怀疑，诸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争论，要真抓实干”等等。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十分乏力的，相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任何一向新兴产业的兴起都具备了相当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样的反差，也是对我们理论研究的一次挑战。解放思想，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思想理论，至于怎样解放思想依然取决于对思想理论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来说，并不是我们理论的太多了，相反，正是需要一部优秀的理论来指导，缺少的正是一些大理论学家。

曾有人问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究竟先有改革的理论还是先有改革的实践呢？我的回答是：一部优秀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少犯许多错误，十分便捷地达到我们能够达到的目标，实现我们能够实现的目的。在控制论的研究中，强调目标对人的协调作用，这样的目标的形成就是我们理性思维的结果，理性思维依赖于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

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士都很熟悉对于一个问题的出现，或者想要解决某一个问题时，首先去做的是寻找问题的发生根源，理论上解释问题的发生原因和描述问题的发生条件。

这样的一种科学理论类型就是以真实而准确地描述自然现象为基本特征。另一种科学理论类型则是关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论证。

我曾经关于理论的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和探讨。理论的实质就是关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描述，而对于某一问题的对与错、好与坏的论证，可以说这是理论研究的一种较高形式，当然，这样的一种形式的理论也是以描述性为基础。倘若理论仅仅是追求一种论证的形式而丧失描述性的基础，这样的理论也就显得十分空洞与乏味了。同样的理由，在我们十分关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论证时，若不能清楚地认识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是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控制把握自然事物的基础，就在于准确而真实地认识自然世界。

探寻问题的发生根源就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这种思想源自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原子论思想，被称之为决定论。

决定论讲述的是：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存在着一个确定性的条件，只要给定这样的确定条件，绝不可能会发生另一个事件。

决定论由来已久，在西方社会有着十分深厚和广泛的影响，尤其以牛顿在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使得人们更加坚信决定论的正确性。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就是以决定论为思想根基而建构起来的。可以想见，如果决定论出现某些变化，就一定会使自然科学出现一场变革。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由于量子理论的出现，对决定论思想提出一些质疑，而二十世纪，自然科学正在发生着许多深刻的变化。历史上，有很多学者都对决定论做过一些解释和补充，但是，却从没有人能够证明决定论的真理性，更多地仅仅是把决定论看成是一种规则性的方法而已。

从人本主义思想来看待决定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人类社会中，一方面在进行着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认识，另一方面在认识自然世界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有限行为，“给定”某一自然事物所存在的确定条件，从而实现控制自然规律的目的。可以说，决定论正是起到对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协调与统一的作用。

上述解释，准确地说是有些牵强与模糊。理由就是：其一，决定论是以孤立和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自然世界，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一直就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那么，自然世界就真的存在一个完全孤立而确定的“本源”吗？其二，决定论很大程度上只是符合和体现人脑的因果逻辑思维，强调使用因果逻辑来表述自然世界。但是，因果逻辑通常具有可逆等价关系的性质，而自然事物的存在特性却是历史的时间不可逆性质的变化。在科学理论的描述思想上，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结合也是当前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系统论的观念，在二十世纪中叶被广泛兴起，系统观念也许对于西方社会很新颖，但是，在中国社会却并不陌生。对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建设，不可忽视传统文化依然对我们现实社会产生很深的影响，一方面是有利的，但是很多方面却产生了阻碍。无论东西方文化思想差异怎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认识，却造就了现代文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进步，这样的发展与进步，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对自然世界的控制把握的生产技术上。

二十世纪初，在科学研究中出现量子理论。首先是物理学家玻尔成功地以概率论的思想解释量子跃迁的原理。这就是说，量子跃迁的发生来源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条件，这些因素条件是我们无法确知的，这就与决定论产生矛盾，因为按照决定论的解释偶然性只能是人的一种无知的表现。爱因斯坦与波尔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最终以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孤立而确定的自然事物而以爱因斯坦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孤立而确定的自然事物。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那么，自然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本源呢？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解释自然世界呢？

其次，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在微观世界中，观察者的观察行为已经干扰和改变了被观察物的自然系统，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而真实的认识自然事物。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认识观察活动却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和改变被观察事物的存在状态。我们又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的确，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其行为参与和影响着自然世界的变化。这样的影响就表现在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控制把握行为上。当然，并非人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对自然事物产生影响和改变。首先，是取决于自然事物存在本身的特性和其存在的现实条件，其次，就是人对自然事物的充分认识所产生的有效行为。例如：工业化生产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对自然事物的控制把握，而实现工业化生产正是基于我们对自然事物的充分认识。

“认识到与没有认识到，人的行为反应的差别是很显著的。”这是我曾经多次阐述过的一个观点，并以此为逻辑基础来看待人类社会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十世纪是我们人类历史上高速发展与急剧变化的革命时期，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使我们创造了各种机器以替代和便利人的生产劳动，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材料、新能源，以供我们生存之所需，我们的宇宙飞船遨游于太空去探索更为遥远的自然世界，等等。如果说以往的自然科学仅仅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在经过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与发展，自然科学已上升到我们社会文化中的广泛地、一般性的特征，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紧密、息息相关。总之，科学的思想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最一般的常识性的思想。

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对自然世界的可理解性的理论描述，便构成科学的认识思想的主题。这样的一种认识最终促使我们对自然事物控制把握的行为发生。一些学者在解释量子理论时说：倘若我们无法获得一种确定性的认识，就会造成我们决策的死胡同。的确如此，但是，确定性的认识是否只是取决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存在呢？事实上，我们如何决策也是与我们的行为存在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然世界处在一个混沌无序的变化之中，自然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无限的有机整体。我们通常所说自然事物的存在，实际上是指相对于人的现实存在状态而言相对稳定的现实存在。我们所能够确定性地认识到的，也仅局限于这样的相对稳定的现实存在而已。当然，随着我们对自然事物把握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与扩展。

认识自然世界的最终目的在于人对自然事物控制行为的发生。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也仅局限于所控制物的所有相关条件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出于控制行为的发生而言，就会出现一种相对完备、完整的确定性的认识。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能够总结出以下三条命题，并通过进一步的逻辑推理以获得人对自然事物控制把握的一种描述。

一、 对于任何一个自然系统，我们可以进行人为主观地划分与设定，这样的认识行为将不会对自然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二、 任何一个自然事件的发生都取决于一组相对确定的自然条件，所谓相对确定是指针对于该自然事件发生而言的相对稳定的现实存在。人对自然事件的控制，要求该自然事件及其发生条件应具备某种现实存在的特征，否则，人将无法控制该自然事件。

三、 人的某种思想认识，可以导致人的某种自然属性的行为发生。

从上述命题我们进行以下的假设推理。

假设1：事件a的发生结果为A，且A具备某种现实存在。

假设2：人的主动行为b的发生结果为B。

假设3：A+B的条件组合导致事件c的发生，其结果为C，且C具备某种现实存在。

当“人”并没有认识和预见到事件a的发生，但是，能够确知其发生结果A的某种现实存在时，发生主动行为b，并产生行为结果B。由于A+B的条件组合导致事件c的发生并产生结果C，结果C正是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控制结果。

由上面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事件a的发生是偶然的、非确定性，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仅仅是认识到其发生结果A的一种现实存在，在我们对事件c有了充分认识，结合我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就使得我们实现对事件c的控制把握，从而产生C的必然结果。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在相对于控制某一自然事物时，便出现一种相对完备、完整的确定性的认识。

这里所阐述的方法思想，包含了我们所熟知的“因势利导”的方法。在我们能够有效利用自然环境条件来把握自然世界的同时，实际上，随着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协作关系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加强，我们是能够“给定”许多自然条件，诸如：我们控制到c1、c2、c3、……进一步C1+C2→d1、C1+C3→d2 ……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把握正是逐渐趋向于以改变和创造自然环境条件的必然控制之创造结果。

我们关于自然事物的控制把握并不是表现在个人的简单行为，而是体现在具有组织协调作用的社会协作化的社会行为之中。社会协作的基本条件就是社会共识。因此，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并不仅仅只局限于个人的感知，而是表现在具有约定性特征的理论描述，这样的描述具备了社会共识的特征。建立科学的理论描述思想体系，不仅仅能够指导我们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认识，同时也在组织协调着我们关于自然事物的控制把握之社会行为。

理论对行为的指导作用，是通过个人的理性思维得以实现，因此，对理论的研究贵在共同参与、共同探讨，强调理论的可理解性。倘若，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缺乏理性思维，却指望高深的理论能够提供绝妙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以实现我们的目的，反之，则怀疑和摒弃理论，如此，理论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道德化的思想占据主流，对人的行为提倡符合道德思想标准的一种模式，即使引进西方科学，也只是看重于科学技术，强调科学的行为模式，其实这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尤其在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思想中，早已习惯了“劳心”与“劳力”的严格划分，这种割裂“知”与“行”的统一，是不利于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把握，也不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

个人作为“知”与“行”的基本统一体，在借助于信息沟通，相互交流，达成共识，产生社会协作。这样的社会协作表现为对自然事物的控制把握。不仅我们的社会生存体现为这样的社会协作（知识经济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社会发展也体现为这样的社会协作的提高，表现为把握自然事物能力的提高。提倡科学，在于提倡理性的思维，在于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在于准确而真实、清晰而明确的描述认识。情感化，口号式的理论当然是无助于我们把握自然世界。

“打倒×××！”、“批判×××！”，起初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产物，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翻看胡适先生的杂文中发现，胡适先生早在20年代就曾撰文批判过这样的传统文化的陋习。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先生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写作方式，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改革来说，具有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同样，胡适先生曾经倡导，写文章要把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也是远见卓识的。

究竟怎样才能把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也是本文希望展示的一种思想。

                             二OOO年七月二十一日    于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