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竞争机制

老农

竞争是一种普遍而基本的社会现象。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竞争是资产阶级的、支配着私有制社会和生物界的东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要消除这些弱肉强食的竞争。现在人们已不大坚持这种看法了。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竞争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的存在。有那种弱肉强食的竞争，也有那种促进人的发展的有益的竞争。人生本来就处于一个大竞技场中，总是同他人处在竞争之中，球场、赛场、官场、考场、战场，如此等等，人生到处都有竞争，只不过是竞争的方式和规则的变化而已。即使是与世无争的老庄哲学，也从更深的层次上证明了竞争的无处不在，他们的与世无争是对当时盛行的竞争目标的蔑视，是对一种更高的人生目标的追求，是对当下流行的竞争规则的抗争。“夫不争，故天下不能与之争”，按照他们的规    则，他们才是人生竞争中的胜者。

不同的竞争目标和规则导致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田径场上，赛跑的目标是比谁跑得快，于是发令枪响之后，大家都跑得飞快；如果修改一下比赛规则，比如有一种骑自行车进行的慢车比赛，比的是谁能骑得慢而不倒下，结果就没有了风驰电掣的场面，大家都磨磨蹭蹭地玩开了平衡技巧。

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背后，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竞争目标和规则。手边的《羊城晚报》（1999、1、14）上就有一篇文章，《一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点评自己当年的日记》，其中一段就表现了竞争的形成过程：

“清晨，天没有大亮。我醒了，发现6号楼3楼好多窗口的灯还亮着。我心里想：这些人怎么搞的，在反浪费高潮中，他们却在浪费，太不象话了……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听，原来是法律系4年级同学在写大字报，他们写了一个通宵，80多个同学，一共写出3000多张大字报！一听，我们新闻系的同学都急起来了，因为法律系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早晨，系总支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大家要赶上法律系，超过法律系。”
    于是，在这所学校里，在写大字报的数量上形成了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到晚上，全校已写出大字报15万张。”作者自己点评说， “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出：写这么多大字报，真的有用吗？”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八十年代后期，温州一带先富了起来，一些人在丧事的操办上比阔，大修陵墓，还没死的人也要为自己预备死后的“豪宅”，比赛的结果是山头的“白化”，现在不知情况如何了，但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这种规则没有改变，山头的“白化”过程还将继续下去。还可举一些大的例子，比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做大官，发大财，寄生在社会的肌体上“潇洒”。这种追求的结果必然是官僚队伍的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腐败，直至社会肌体不堪其重负，引发一场又一场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新上台的统治者也总想避免前一个朝代的悲剧性命运，也想出了一些办法，但改变不了社会的竞争目标和规则，所以它依然要重新走上前人覆灭的老路。

再如，那驱使着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追求，也曾支配着包括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在内的历代政治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冷战时期，苏美两国开展了一场核军备竞赛，双方都力图保持自己在核武器上的优势，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都储备了大量的核武器，以至于可以将全世界的人消灭好几遍；而且这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追求利润是唯一的目标，这是驱使着老殖民主义者向海外扩张的动力，它给其他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现在这种追求依然驱使人们对地球进行着掠夺性开发，带来了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尽管许多有识之士无数次地呼吁，要挽救地球家园，但是，如果不改变这种追求在人类社会所占据的支配地位，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就将继续下去。

各种竞争目标和规则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地说，生存的自然需要与社会文化的引导，是形成竞争目标和规则的两个因素。其中社会的引导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他们的本能需要也要经过文化环境的过滤。争强好胜是人的天性之一，人很容易被引入竞争。而文化环境所提供的目标规则并不都完全合乎理性，他们会盲目攀比、摹仿他人，从而形成一场竞争。“大量有才干的人尽管都是有抱负的，却不具备明确地把自己引向特殊目标的内在品质。他们大都只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国家、他早年周围环境以及在培养中摸索自己的道路……”（〔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P197）一种目标，经过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一级一级地放大，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进来，外在的规则内化到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形成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当人们还不具有识别和选择能力的时候，只能是被动地适应文化环境，好象是马克思说过，当人们能对世界发生决定性影响之前，他们自己就已经被决定了。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怀疑这一竞争机制的合理性，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启蒙运动，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初需要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孙中山还概括出一个哲学命题，叫做“知难行易”。

当人们把生命活动限定在某一不合理、不全面的目标上，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便会带来种种不良社会后果。发展层次高的人对自己的实际需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人的“常道”，因而不容易受外来暗示的影响控制；而一些层次不高的人则比较容易受社会舆论的左右，把这种目标规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和绝对的，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竞争中掺入越来越多的情绪，使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受理性的支配。一旦成功则踌躇满志、热血沸腾，一旦失败则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比如在足球场上，不仅运动员直接置身于竞争之中，而且看台上的观众也在情绪的支配下参与了竞争，在乱哄哄的场面中甚至于会酿出一场惨剧。我们中国人以前对足球比赛兴趣不大，因而对看台上的哄闹不甚理解，近年来西风东渐，一些人通过向西方人的摹仿也把这种乱哄哄的场面引进来了，这是否真是一个进步？我们现在就有必要问一问，“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不要等到几十年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羊城晚报》上的那篇文章上还有一段1958年7月24日的日记说： “继亩产小麦7200斤之后，亩产早稻最高纪录已达6187斤！英国，算老几？美国又算老几？”两个月以后，又有一段日记：“195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一条惊人的消息：我国早稻再放高产卫星，亩产超过13万斤！！！大跃进万岁！中国人太了不起了！”日记的作者在将近40年后自己点评说：“真是荒诞！现在，面对着这一惊人的数字，我想，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在想：1958年神州大地是不是得了‘狂想症’？不然，怎么会这样呢？”社会也象人一样会生病，但不可能一直处于高烧昏迷之中，摔了跟头之后，严酷的现实会让人们清醒过来，仁慈的上帝赋予了社会一种自我恢复的功能。社会精神状态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正如西方的哲人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幸运的这一代人没有生活在那种高烧昏迷的河流中，但是，我们能否断定自己就生活在清醒理智的社会精神状态之中呢？我们的社会中有那么多见死不救的人，有那么多贪污腐败现象，有那么多坑蒙拐骗，一批又一批地出现，这难道都只是这些人的个人问题吗？把人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是不是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年的那位大学生现在对过去的言论感到奇怪，我们能不能让后人不再对我们现在的言行感到奇怪？

不同的竞争目标和规则之间也会出现竞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竞争机制的竞争。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节目的是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许多人不过象木偶一样被更强大的社会的竞争机制操纵着，因而归根到底是竞争机制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节目。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化，必须要有一种竞争目标和规则的转化。要维护一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要维护这种制度的竞争目标和规则，比如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家通过输出其竞争目标和规则的方式影响和改造其他国家，并从而维护其自身社会制度的稳定，这是他们的本能；但如果他们真能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把整个人类都牢牢“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那将是很糟糕的事情，两极分化、生态恶化等各种弊端积累起来，无法得到解脱，人类必将自我毁灭。

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必须要对竞争机制进行自觉引导。绝大多数竞争不是人们有意设计的，而是自发的；有些有意的设计也不是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表面上正常合理的目标，往往会带来不合理的、不是人们所预期的结局。所谓引入竞争机制，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原来没有竞争，而是说原来的竞争机制不好，需要引入新的目标和规则。合理的竞争目标和规则将造就合理的文化。所谓合理，即它是所有的人都能追求的，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样的社会还没有出现，社会一直是有病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发育成熟；我们要建设一个没病的新文化、新社会，就必须要研究如何树立起一种完备的合理的竞争目标和竞争规则。当前社会现实中道德滑坡，缺少理想与奉献精神，有些人将这归咎于人性中的弱点，这是不对的，人性中之所以出现这些弱点是由于先存在着培养这些弱点的竞争目标和规则。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光要搞好各项具体工作，而且还必须要研究，怎样创造新的竞争目标和规则来保证社会趋向于这个目标，这是新制度的基础性建设项目。

从一种竞争机制向另一种竞争机制的过渡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也无非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使社会生活彻底革命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有剧烈的动荡和艰难的探索，必然要经历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同志是认认真真地进行了这种探索的，他不甘于当旧制度的竞争机制的“木偶”，向旧的价值体系进行挑战。如果我们还坚持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那就必须承认，他的探索（包括失败）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在他的探索受挫之后，共产党人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探索，明确地提出要引入竞争机制，但由于人们缺少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见识和勇气，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摆脱不掉资本主义模式的窠臼，所以引入竞争机制的实质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的一套竞争目标和规则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了。尽管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却不是把社会主义推向进一步完善的方向，而是一步步地把资本主义恢复了起来。因此人们引入的是资本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是社会主义的“克星”，在这种机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国有企业的萎缩、两极分化的加剧、腐败和违法犯罪现象的猖獗，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虽然我们想遏制这些趋势的发展，但总是事与愿违，为什么呢？“胳膊扭不过大腿”，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比我们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措施更强有力，所以我们不得不步步后退，如果不从竞争机制的设计更新这个根本上下功夫，这个趋势必将还要进行下去。

所以，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就必须按照建设新社会的要求来对竞争机制进行调控；这块阵地，共产党人不去占领，放任自流，或是让别人去占领，社会运行就会逐步脱离共产党人的控制，出现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我们手里握有执政权，可以运用这一工具有意识地引导人们的目标，制定规则，从而对竞争机制本身进行自觉控制。“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系统应该是这样一种系统：获胜的愿望推动着每种职业中的个人之间的竞争，推动着行业阶层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这种愿望又服从于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信念。”（〔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P199）为此我们就必须要研究竞争机制，要弄清哪些竞争是有益的应当鼓励的，哪些是无害的可以利用的，哪些又是有害的需要加以抑制的；对那些可以利用的竞争，也需要注意它的适度范围，不让它发展到极端，防止它所能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对那些不良和有害的社会现象，在使用强制手段进行抑制、惩处的同时，还要研究使其之所以发展起来的内在机制，从机制的调控上找出解决办法，从而获得标本兼治之效。

认识到社会竞争机制的重要性，所以领导者必须谨言慎行，社会管理者的言行，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可以非常有效地左右人们的追求，倡导出一种社会风气。古人说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举一个不光彩的例子来说，缠足，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本能，但竟然也缠了上千年。据说这是李后主的创造性发明，在上位的人的一点偶然的癖好竟成了屡禁不止的风俗，民众的盲从固然可悲，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一种陋行经过统治者的倡导能流传开来，所以当领导的就必须要注意，在自觉倡导那些应当倡导的东西的同时，不要在无意中倡导起别的陋俗。在自觉运用这种社会控制手段的时候，还应当记住，这个手段同其它各种社会控制手段一样，明智的控制会造福于社会，而拙劣的控制则会导致不良后果。人们不能仅仅自以为“动机”是好的便可以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社会，他同时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效果。我们注意到，越是那种深层次的社会控制手段，如果出了问题，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就越大，越是难于挽回。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确乎如此。比如说前苏联领导人曾大力提倡“多元化”的问题，其本意还是有些道理的，老子就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因而要注意防止价值体系的单一，避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应当提倡多元化。生物学理论也告诉我们，物种的单一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发展。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却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是在多元化的幌子之下，把资本主义的竞争目标和规则引了进来，让它泛滥起来，终于冲垮了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多元化应当是在摆脱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束缚之后，在趋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中，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上才能看到的景象。对于当权者来说，思想认识上的一点误差，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乎？

本站首次发布：01-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