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价值体系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制导作用

老农

       价值体系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控制和导向作用。正如遗传密码在动植物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它规定着社会运行的规范、目标，潜移默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控制着人的发展方向，从而也控制社会系统的发展方向，它还通过一整套评价尺度来评价和描述个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引导和控制个人与社会趋向预定的目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依次产生，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相应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其中起着制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它必须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价值观念，或者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具有维护这一经济形态正常运转的价值观念的人才有资格在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当一种社会形态行将灭亡的时候，与这种形态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也将受到新的价值体系的挑战，新的价值体系在旧的价值体系的包围下成长起来，夺取社会的领导权，然后才能引导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并完善起来。因而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与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相平行的还有一个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它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并非是消极被动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是积极主动地制导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它以人的自然的本能的需要为基础，又进一步塑造人的需要，引导着人性的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只能是在追求着新的人生目标的人的活动过程逐步形成起来的。因而并不是象某些人所机械地理解的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制度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实际的情况是，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体系出现并发展起来，新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关于这一点可以用我国封建社会特别长作为例子来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本位价值观特别盛行，三纲五常，荣华富贵的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彼此对立的阶级和集团在权力争夺中血刃相见，但在深层的价值体系上却有着共同一致的追求。包括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英雄们也没能超出这种价值体系，因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同他们与之作战的政权一样，依然是封建主义的政权。而且他们所领导的队伍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似乎更为急迫，又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来抵制物质享受的诱惑，所以一掌权就立即腐化、分解、崩溃了。

　　我们还可以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迟迟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明价值体系的能动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要发达得多，然而无产阶级发动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却反而变得“渺茫”了，这是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主要论据。其实这种现象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与和谐，而只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僵化。革命的发生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这就是人的意志与行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打破旧制度的客观要求必须要转化为人的主观愿望，形成追求更高人生理想的需要，还必须要使这种新的需要在社会中发展起来，争取越来越多的民众，形成一个“气候”，新的人生理想同旧制度发生冲突，便会导致革命。在中国和苏联这样落后的国家里，旧制度的残酷压榨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搞情绪，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否定旧制度的价值体系有了立足之地，发展了起来，并把这种反抗情绪引导向积极的建设新制度的方向，因而也就取得了推翻旧制度的胜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形象的比喻来说，全国各地布满了“干柴”，一点星星之便可燃烧成燎原大火。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新的价值体系的发展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禁锢着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们的头脑，不断发展的技术创造成了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各种广告和大众传播工具引导着人的需要，把人们的“自由”制导在基本需要的范围内，使基本需要畸形地发展了起来，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意识，他们的革命精神、批判意识被窒息了。这种文化环境把人们培养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想象和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更高层次的生活的自由和创造力。他们为自己锻造的“金锁链”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挣脱。因而他们的社会尽管弊端丛生，却仍然要在老路上走下去。越走越远，寻找不到解脱的机会。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导着这个社会，把它引向历史的歧途。正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嘲笑中国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一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机遇，这是更加不幸的事情。

      由上面的例子也可看出，价值体系具有自我复制的惯性倾向。正如人们生活在空气中而很少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一样，人们生活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中，也很少注意它的存在，因而也就更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缺陷而去改变它。于是这种价值体系就在环境造就人，人又造就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起来。除了这种自我复制的惯性倾向以外，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出于维护这种制度和本阶级利益的考虑，还会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价值体系，它可以运用奖惩激励的杠杆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甚至在他们运用执政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把自己的价值体系传播开来、强化起来。对于一个低层次的不完善的价值体系来说，这种惯性倾向会使它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圈，使它不能以开放的态度客观地评价社会运行和人的发展的实际状态，结果就不能及时地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调节，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不协调、不合理的东西就积累起来，日益趋向极端，危及社会的稳定。恰如讳疾忌医的病人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病入膏盲而无法医冶。只要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没有变，社会就象地球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一样，始终保持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一次又一次地崩溃，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中站立起来，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更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便是这种循环过程的典型子。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对于后人对前人的覆灭“哀之而不鉴之”的现象大惑不解，并深为感慨。其实这种现象开不难于理解，这正是由于价值体系的制导作用所导致的一种可以预见却无法避免的社会悲剧。要摆脱这种悲剧性命运，挽救这个社会，就必须要有一种完善的价值体系来取代有缺陷的价值体系。对于个人来说，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可以使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价值体系的转变则是它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起点。

      从上述讨论中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如何对价值体系本身进行调控的问题。价值体系的调控是社会控制过程中最高层次的调控。一般的社会控制大都是在既定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涉及不到社会深层的价值体系。只有在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更替的历史阶段，才出现价值体系的调控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已经是根深蒂固，社会运行过程自然而然地沿着这种价值体系所引导的方向发展，社会的管理者就不用考虑价值体系的调控。社会控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活动的调控，对违法犯罪者的制裁与教育等到方面，只有少数政治家如尼克松、杜勒斯等才会注意到价值观念的调控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不同，新的价值体系还不稳固，因而除了要对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的调控、对违法犯罪者进行制裁教育等等控制以外，社会的领导者还必须要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调控，使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也只有在共产主义价值体系不断发展强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逐步完善，走上正轨。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小平同志，对此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可靠保障。

　　当前在我国的社会中存在着私有制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存在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样两种价值体系并存的局面绝不会长期维持下去。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只能有一种价值体系，正象在一场体育比赛中只能采用一种比赛规则一样，如果同时再引进另一种规则，赛场上就会出现混乱，比赛就进行不下去。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发生联系的人们在价值体系上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否则也会招致不便或混乱，甚至会瓦解个社会系统。因而，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两种价值体系并存的局面，社会运行便要失去稳定。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状况，社会就必须要在两种价值体系中进行选择，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用耗散结构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这时的社会系统处在临界点附近，变得易于改变，局部的使体系产生偏离的企图不是立即被粉碎，而是可能被接受，甚至被放大引起连锁反应，使社会系统发生突变，正如苏联东欧的剧变所表明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不能自觉地限制它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界的资本主义影响会引起内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发展、强化，迅速蔓延开来，引起社会突变，于是就发生了和平演变。当然，这也是使社会恢复稳态的两种可能的结果中的一种，然而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愿意看到的历史倒退。要避免这种结果，我们就必须学会自觉主动地控制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

本站首次发布：01-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