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的自组织过程

——兼谈我们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

老农

我们所处的政治体制，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体制一样，都是暂时的，人们仍然还处在寻求最佳的政治体制的努力之中。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弄明白，政治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呢？通常的看法是，有某位伟大的杰出的先知先觉的人物发现了某种模式，告诉了人们，于是人们便按照这一模式，就象建房子一样把它建立起来。这种看法虽然符合人们的直觉，但却并不真实。它忽略了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有机联系，似乎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上，只要设计出一种完善的政治体制，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建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完善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同经济体制或其它各种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一样，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外在的客观环境影响制约着人的成长过程，处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便会自然地产生出与这种人的特征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伟大的杰出人物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过是整个自组织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当代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尤其是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以耗散结构论、协同学为代表的新理论，使我们对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论，“凡在出现生命的各种组织层次上的系统，对于要在周围环境中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而言，……只有能进化出一种复制或再生产自身结构的能力才行。使用H·马图拉纳在六十年代引入的一个术语，我们可以把这类相对高组织层次上的系统称作是自创生的（autopoietic）。确实，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P45）根据这种理论，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可以通过自己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社会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组成的系统，是人的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个人的行为举止部分受到有意设立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但最终形成的秩序却是自然而然的，更象是一个有机体，而不象是一个组织。”（同上P91）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则做了这样一个类比：“在无生命自然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个分子相互间有一定方式的排列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转而决定水或冰的宏观状态。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P168）更准确地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处于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系统，它的宏观状态如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状况造就了社会成员的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制约着每一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人类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和行为方式又决定了相互联系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宏观状态，并且面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则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影响和改变宏观环境，为自身的进化创造宏观条件。

自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必须不断重新制定目标，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如此。人们首先要明确目标，即新的人生与社会理想，然后才能围绕实现这一理想的需要来设计政治体制，在实践中探索，找出适应或服务于这种理想的最佳的政治体制。以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为例来说，这种政治体制产生于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服务于刚刚觉醒的新的人生需要。个人自由是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为之奋斗的最高价值标准。卢梭大声疾呼：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为了维护这种自由，所以就必须要打破束缚人的自由的各种枷锁，包括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然而这种新的人生理想带着一个天生的缺陷，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的自由如果无限度，就会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甚至伤害他人的自由权力；因此，必须对人们的自由加以规范、限制。人们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孟德斯鸠说，“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情的权力。”《人权宣言》在对个人自由做出每一个许诺时都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说话、写作、出版的自由，但是“在法律限定的情况下个人须对滥用这一自由负责”，如此等等。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个限制。为建立一个既坚持自由理想又防止其负面冲击的政治体制，资产阶级进行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充满了挫折与失误。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它是当时杰出人物的智慧的结晶，适应了当时的人性发展水平。当时的思想家们对人性的邪恶与脆弱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认识到权力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同时权力又无休止地渴求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它好斗，狡诈，腐败；他们认为，权力与自由均为合法，但二者先天性地相抵牾，权力天生就要捕食自由，而不是促进或保护自由的手段。如何对付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人类几个世纪的探索终于找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三权分立，“利用人们之间的交互分裂而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权力平衡，具体办法是设定一定的选举程序、任期和有关职务的权力，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天生的不和转化为政府中的磨擦和冲突。这样掌权者便能完成他们维护秩序和实施公共福利的任务，却不能使他们的权力、能力与自由相对立。”（伯恩斯《领袖论》P187）

这种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但它并不就是终级的最佳的政治体制。它的政治理想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并没有被克服。而只是在互相制衡中受到约束，而这种制衡机制又是脆弱的，一旦笼子有了缺口，权力的怪兽就要出来吃人。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明证。由于这种矛盾，抽象的民主自由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是最可怜的现实。高喊自由民主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不自由、不民主；这种异化，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不解除生存的自然必然性对人的奴役，不打碎私有观念对人的奴役，人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也不可能成熟到可以正确地运用民主权力的程度。在人性堕落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选举都不可能选出好人来当政。

换句话来说，一方面依赖着社会，另一方面又破坏着社会；只要社会进步为人们所提供的各种福利，不要社会组织所赖以维系的各种约束，追求抽象的个人自由，这便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人格与社会理想的内在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是人类进步道路上的一大难题。三权分立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个矛盾，而是让社会带病运行，并且进一步强化这种抽象的个人自由，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中学生失恋了，就拿枪到校园里胡乱杀人，便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空谈人权、自由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历史把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放到了共产党人的肩上，通过把人性引向更高层次的发展，用更成熟合理的人生理想来引导人性，并创造出适应这种人生理想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人的自由就不再是相抵触而是互相促进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克服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内在矛盾，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制才是成熟的政治体制。

然而现实中的问题不是单纯从理论上就可解决的。虽然马克思很早就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解答，但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这一解答，却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探索过程（如果不寻求社会其它条件——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等等，单纯地“探索”又怎能解决问题？）。总结这些年来的探索，我们认识到，第一，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第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除了要有完美的设计并颁布法令法规来进行实施以外，还必须要启动新体制的自组织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培育新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培养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培养更高水平的社会细胞。这项培养引导工作是建设新的政治体制的基础工作，只有当新的人生与社会理想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强化的情况下，社会政治体制才能进入自组织阶段，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应当认识到，新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一言以蔽之，人的新的文化，必须三关器下才能造就：一是不断地引导、塑造乃至灌输，二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三是社会政治的不断改良和进步）

如果做不好这项基础工作，反而出现了价值标准上的迷失，人性处于退化之中，那就无法使新体制的自组织过程启动起来，就象要建筑一座宏伟建筑而没有合格的建筑材料一样，再好的设计也没有用处。有些人把新制度的建设想得太简单，似乎只要经济一发展起来就可以了，放松了另一手，没有能用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引导人性的进化，结果是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缺少了进步的动力。由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本来就现成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只要一放松对它的限制和警惕，它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了，把人们引入歧途。由于人性在退化着，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稳定运行，出现混乱，其优越性也就表现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认识到政治体制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并不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面前无所作为，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认识人们的自觉努力对这个自组织过程的实际作用，从而有意识地引导这个自组织过程，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与人类作对。历史是一个向偶然性开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上帝所预设的天机未汇泄的剧本，我们也不是上帝手中的木偶，我们现在的选择将决定历史的未来走向。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前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既有成就，也有长期积累的难题，我们无法挑挑拣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活动舞台。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出一个完美的政治体制，以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这就要看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与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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