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性

（一）关于人性

我以为，人性就是求我幸福；这种内容是由人的本质存在所客观决定的。由此，我便把这种由“人在”所决定的“求我幸福”称作“自在人性”它是“人在”的必然要求，不但是“合理”的，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同时认为，在本质意义上，人是一种“能动之物”。这个能动必然会对那个“求我幸福”产生影响。这样，我便把因能动的作用而改变了的“自在人性”称作“自为人性”，它的根源虽仍在于人在，但其内容却随人的意志（能动）而转移、受其影响而改变。

我又把人性在现实中的实际表现称作“现实人性”，它的内容就是自在人性和自为人性综合形成的。

无论是自在人性、自为人性还是现实人性，其根本方面都是相同的，就是“求我幸福”；然而，其外在表现则可能迥然不同，并通过“求”的不同方式和“幸福”的不同内容表现出来。

人性和现实人性是有密切关联的，然而在其表现上也可能迥然不同。如果人和社会的能动力量施加在“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方向上，那么，同样是那个“求我幸福”的自在人性，其现实表现必然会高尚些；反过来，则必然会卑劣些。

（二）关于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我的看法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整合在一起，恰恰把人和社会的能动力量聚集在一个方向上：助长自在人性的片面恶行张扬——它不是有意识地、人为地把人性引向“善”，而是“顺应”那个“求我幸福”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本然要求，并人为地把人性引向“恶”（为了叙述简明，这里使用了“善恶”之类的会产生歧义的词汇）。在它那里，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所表现的，只是他那没有能动之健康疏导的自在人性而已；自为人性就是简单地等同于自在人性。利己、利己、还是利己，几乎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的唯一信条。

无论从那种角度看，这种自在人性片面的恶性张扬，绝对不利于人类圆满占有其本质性存在。社会主义的价值意义便由此而生。

基于上述两方面考察，我的看法便是：

1、关于“资本主义更接近人性”，这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正确”成分。（也许又有人说“人嘴两张皮”了，随人说吧。）

说其错误：人性本来有两种形态——自在的和自为的。自为人性的内容会因能动之作用方向和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天翻地覆的变化：高尚和卑劣、为人和为己都是人性的表现。

说其有正确成分，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条件有个共性——短缺。物质财富短缺，能动伸张（即精神自由）短缺，甚至包括公子先生所说的“美色”也是短缺。“求我幸福”作用于这种现实条件，便带来了“自在人性”的一个“现实表现”（也可称作“本然表现”）——追求个人利益（此处“利益”是广义的）。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所利用的、赖以提供运行动力的，便正是这个“追求个人利益”。

2、社会主义，至少在当代条件下，是一种相对“超前”的社会：一是超前于物质条件，二是超前于由物质条件制约的“人性的现实表现”（我不反对适度的超前，因为这恰恰可以实现一种“拉动”效应）。若先不论物质方面，那么，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赖以良性运行的一个直接前提就是：必须造就健康的自为人性（诸如“先公后私”之类）。没有它：经济上，无法激发足够的劳动热忱和建设积极性；政治上，无法保证执政者的“为民本色”。尽管这种自为人性不是不可造就的，然而，他却需要通过人为的努力，“拔高”前面所说的“人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现实表现”。

因此，我便有这种说法：资本主义离人性的现实表现更近些。

我曾举过这样的例子：设有个背着沉重包袱、骑着两轮车的人。社会主义制度对他的要求是：往上走；而资本主义对他的要求则是：向下滑。

3、我因此深感：

1）不造就高尚的“自为人性”，社会主义是要僵化的。这是我为何围绕此问题反复探索的原因|（写作“怎样造就健康的思想”一文也是因此）。

2）适度高尚的“自为人性”是可以造就的，而一旦得以造就，则会对社会的运作和人性、人在的实现大有裨益。这是我为什么坚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及其现实性的原因之一。

3）神圣高尚的“自为人性”在当代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是不可造就的（“大公无私”只能作为努力的方向却不能作为行动的准则）。这是“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4）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其一，与造就高尚的“自为人性”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实及其解决的无奈，便是典型表现），其二，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精神也是矛盾的。因之，必须加以改造：既要改造市场经济，又要改造政治体制和制度精神（信仰之类）。这便是我为什么提出“新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也是怎样提出的思路之由来。

以上是我的一些感触。任人批判之。

刘可非，记于2001年11月3日凌晨3点1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