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非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着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本身的矛盾也变得空前激化起来，突出表现为先后爆发的（1825、1836和1847年）三次经济危机以及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面对这样的历史条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便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必然任务。

通过参加、总结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有深刻体会。也正是基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以及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超越，他们批判地继承前人文化的成果，创立并逐步完善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经典著作，对经典作家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及的感受：

一是，他们严谨的理论态度。对那些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无法得出的任何预测或理论推断，也即，对那些他们没有把握做出定论的东西，他们是断然不下结论的；对他们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他们也是极度珍视的。

二是，他们留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地不是他们对未来社会描绘的具体构想和详细蓝图，不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具体规划，而是他们的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即，相对于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构想而言，马恩在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留下的遗产要丰富得多（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们所创造的理论的内在要求）。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图景，将采取哪些措施，完全应根据那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

这里，我们想指出一件很是耐人寻味的事情：马克思关于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若推而广之，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否走向社会主义、以及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何种条件的思考。

一、问题的起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却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这一经济形式；走向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如此一来，俄国的一些革命者便认为，要想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消灭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的形式。这样，1881年2月16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查苏利奇就俄国农村公社等问题去信请教马克思，请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提出看法。

马克思根据他对俄国村社的分析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意指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引者注），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马恩选集》第三卷，第774页）；他还为此再次强调“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同上，第761页）。这段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俄国革命可以不用“教条”地遵循西欧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它没有必要首先把俄国的“公有制”（俄国的“农业公社”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后再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他明确指出：俄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同上，第763页），“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同上，第770页）。

由此可见，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它的创立者做了暧昧地变通（抑或是灵活的运用），其主要理由则是：适用于西欧各国的发展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一切民族。

二、经典论述的梳理

在经典论述中，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相关联的至少有5篇较为重要的文献。

（一）最早是恩格斯在1875年3月份写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流亡者文献》之五）。在那里，恩格斯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同上，第272-273页）。 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因此，“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他甚至说，“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同上，第273页）。由此而论，当时在俄国占有优势的合作社形式只能“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同上，第278页）。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俄国农民也“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同上，第282页）。只不过，实现这种过渡却是有条件的：其一，农村公社本身要改造，“能够向前发展，……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其二，“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同上，第278、282页）。

（二）两年多之后的1877年11月，马克思有一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表示他赞成“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同上，第340页）。他还进一步表示，如果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第342页）。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隐约具备了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三）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芬练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对上述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对此，我们前已述及。只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这个思想（指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却最终没被写入正式的复信之中。在回信的草稿中，他曾提出了两种选择：“‘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上，第765页）；在正式的复信中，其观点照样不够鲜明：“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同上，第775页）。

（四）到了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上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尽管此时的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他们还是写到，“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先进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五）12年之后的1894年，恩格斯在其“《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倾向性上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把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一些观点，看作“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同时，他强调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才产生了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42-443页）。尽管他依然保留并坚持着这样的观点，“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同上，第443页），但必不可少的条件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一言蔽之，这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必须率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此一来，俄国公社即使有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其动因也“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自身”，因为“俄国公社村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

三、感触

以上列举虽然不算详尽，但已经足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必要的问题了。

我们曾经指出过，经典作家是多么地珍视其理论逻辑的严谨及其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为此，他们曾一直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尤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美、法、德等国）同时发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为新制度的建立，准备尽可能足够的条件（其实还是不够）。可是，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出现了这样细微的变化、变通呢？

首先，我们不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严谨性的捍卫。

其次，我们也不能教条地理解他们的理论。上面的列举使我们再次体会到，经典作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总会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辩证地运用他们揭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具体的问题。比如，恩格斯之所以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在1894年有了些微调整，就是因为俄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而且，俄国农村公社的崩溃进程也进一步地加快了。由此可见，经典作家对其具体理论观点的某些“变通”，也许恰恰体现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第三，我们更不能主观地臆测他们当时的心态。比如，有人就怀疑：当着马恩热切期待的彻底革命最终也未能爆发、资本主义也没有那样快灭亡的时候，他们是否也着急、以致想超越他们自己发现的历史规律呢（比如1858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曾表露出一种担忧，那就是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而实际情况则是：马恩非但不会急于超越，反而总是主动修正自己的错误判断。例如，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风暴及其被扑灭，曾使马恩一度认为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但历史却没有那样走。对此，恩格斯在1893年和1895年曾两度做过深刻反思，并认为，1848年革命中的巴黎工人，“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见《〈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68页）。也就是说，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用他的文字表明了（也许是隐约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他们发现的那个“历史必然性”是可以变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非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结果，此一思想在列宁那里被得到系统地阐发，并被后人看作“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甚至是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胜利。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由于经典理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提供详细的答案，由于连他们的革命理论（更不用说建设理论）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践过，还由于他们本身也曾对自己创立的基本原理做过灵活地变通，其结果，经典作家便给后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他们必须要根据每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确地理解、运用、特别是要正确地发展经典理论（甚至包括其基本原理和规律），以便为自己的实践寻求理论依据和指导。

这样，一个隐藏着众多可能分歧的遗产就被形成了。

然而，“发展经典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对了，可以带来好的理论及实践结局；发展错了，则必会带来相反的恶果。从“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看，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

我们曾经有过（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同它的精确程度成反比；由此，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全部场合、全部具体事件。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描绘出精细的蓝图（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既然如此，后来的实践者就只能依照它的基本原理制定具体的革命、发展和建设方略了。

从理论的可能上看，只有正确无误地越过以下诸多环节，才能保证始终沿着正确地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第一，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第二，你必须确认经典理论中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些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语录有很多）；第三，你必须准确把握当时的特定情况，而后再正确地运用那些普遍真理形成科学的行动方略；第四，你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随时用正确的东西去修正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一言蔽之，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德才兼备”。

然而，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都是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更何况，真理和“教条”往往只有一墙之隔，正确和谬误往往只是毫厘之差。事实证明，我们往往很难恰当地区分经典理论中的真理和“教条”，很难精准地把握每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很难及时地修正每个错误的东西（因为错误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举一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你说这是真理还是教条？就算是真理，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也照样有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

不可否认，马恩是当之无愧的辩证法大师。但是，以上因素的客观存在，却使得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后来的实践者预备了太多可能的发展和建设途径：你有可能走得很好，也完全有可能走得很差。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理论的逻辑上看，还是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看，如何正确地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恰恰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那个遗产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可供选择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看到：高度集权以至后来竟发展到个人专权的政治体制竟然成了“社会主义”，对立且严酷斗争的双方竟然都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大旗；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演化为现实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照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贡献，……。

马克思有言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9页）。在她的继承者那里，经典理论的确是真正成了“批判的武器”，然而，却非全部用作“真理的武器”。岂不悲夫？

（注：本文是在拙作《新社会主义》第四章第一节的基础上，改动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