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关乎未来的五个问题

刘可非

（2001-05-18）

关乎未来的若干问题，这实在是个大题目。对此，一介愚民妄加评议，便是吃饱了撑的，最起码也会殆笑方家和“官家”，由此一直不敢开口。

然不吐将出来，实如刺梗在喉。

想来有五个重要问题，散布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三个领域，却相互交织在一起。分别妄议如下：

一、政党建设问题

（一）能否建成一个有资格充当领导中坚的中国共产党，将必然地、直接地决定着未来的成败。

因此，政党建设问题，当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最核心者。

假如这个党终于没落了，即便时代会造就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替代它，那么，未来的发展依然会遭受惨重挫折。因此，如果不用投机家和野心家的观点看问题，那么，立足共产党自身的改造，将是最为明智的思路。

（二）从深层看，党建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党的为民本色。其他的要求（诸如思想、作风、组织等），似乎都应受此统摄。从“三个代表”的内容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就是捍卫这种利益，就是为这个利益服务。显然，它应当是宗旨，而且统摄着其他两个代表。

从现实看，党建的首要问题，就是领导干部问题，包括培养、选任、使用和考评等方面。毛主席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现在的诸多腐败中，干部问题上的腐败其实是最大的腐败。

（三）目前，这个党正面临着她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党员成分的复杂、和平环境的锈蚀、执政地位的考验、市场经济的冲击和信仰张力的削弱，挟带着人性的本然要求（求我幸福），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恶力，同时向这个党的成员说：放弃你们的宗旨吧，去追求你们的个人利益吧！

这股恶力的确强大得很呢！它把那个一度生机勃勃的共产党摧残成为什么样子，这里我们不忍描述了。只不过，如果不能造就更为强大的善力来同它抗衡，那么，党建便无从谈起。

从道理上看，可以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分析恶力的来源，削弱恶力本身；二是发挥我们的能动，造就强大善力。

（四）从恶力的构成来看：

“党员成分”的复杂化，好像很有点“历史必然”，因为这个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已经那样了；“和平环境”好像也没什么文章好做，总不能无谓打仗吧；“执政地位”更没有什么“油水” ，总不能因噎废食吧，因为政党的现实目的就是执政（其实，由此而论，政党的执政与政党的腐化本身也是互为因果的）。

有文章好做的，看来只有后三个方面。

一是改造市场经济：如果不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对市场经济予以改造，就不可能为党建创造起码的基础或环境，党建就必难见成效。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一面让个风情万种的美貌女人和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躺在一张床上，另面却又让这个女人来嗲声嗲气地要求那个男人坐怀不乱，难道不是很难的吗？

二是重建社会信仰体系，后面再议。

三是立足人性的本然要求，确立共产党的最低行为宗旨。我的看法是，人性，这个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固定不变的天性，是存在的，其内容就是“求我幸福”。而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现在看来，此种宗旨远远超越了人性的本然要求，由此，额外强化了人性对党建的破坏性。既然人性本身是难以改变的，那么，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就是：适度降低宗旨的高尚程度，以退求进。

（五）构造强大的善力，固然需要不断地灌输和教育，但现在看来，单纯地依靠它，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曾数度成功就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道理很简单：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另，如何构造这种善力虽然可以仁者见仁，但可以肯定的是：单纯一个教育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单纯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绝对解决不了问题！

二、政治体制问题

（一）应当看到，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政治改革的步伐日益落后于经济改革，形成了日渐明显的改革步调差异。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当代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说：政治体制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目前及未来一定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能否做出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

也许，政治改革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破坏大的既得利益，而且，闹不好还是改革推行者自身的既得利益。

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不改革政治，难有今后的健康发展；而要改革政治，就要损失不少既得利益。难道我们就能因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放弃今后的发展吗？显然，人民不会答应；自然，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应当答应。我们应当坚定地树立这样的信念：

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打破一切条条框框！

（二）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有两大致命处：一是泛权，二是滥权。

所谓泛权，就是执政者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它们甚至可以控制社会运作和公民生活的全部；所谓滥权，就是如此巨大的权力却没有足够的监督（其实这是合逻辑的：真正的大权本身就是无法监督的）。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更何况是那样巨大的权力。因此，我们便看到：大到部长省长、王侯将相，小到村长镇长、凡夫走卒，只要是拥有权力，哪怕是芝麻粒大的权力，他们就有足够的机会和条件把这些权力发挥到腐败的极致。结果，几十年演变后，中国权力主体必然既泛且滥、终将泛滥。既然权力已经泛滥，那么，时至今日的神州大地会刮起肆虐强悍的腐败风暴，不就成为逻辑的必然了吗？

我认为：如果解决了泛权和滥权这两大问题，政治改革的其他问题必将迎刃而解，民主、自由必将不求自至。我还认为：妨碍我们体制良性运行、破坏自由民主建设进程的，不是正当意义上的集权，而是泛权。

（三）时下的政治改革，似乎陷入了监督、严打的怪圈。其实，这远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试想：面对那样泛滥、巨大的主体权力，监督和严打如何能够解决问题？监督者本身由谁来监督？而腐败者则是前赴后继的。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若权力主体依然拥有那样巨大的权力，那么，监督和严打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加集权政治必然引发政治癌变。

（四）正当的思路应当是建构四大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分体制衡”：通过合理界定社会权力在权力主体（执政者）和权力受体（人民）之间的分配格局，从根本上削弱党政的权力，由此建构“分体制衡机制”。此乃问题的关键。否则，当代政治改革必将永无实质进展，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将永成南柯一梦。

二是“分权制衡”：通过把不同职能的主体权力，合理分配给不同的权力集团，依靠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来构造分权制衡体制。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注意的制度要求，其要点应当是：“党权、政权和法权”三权分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其中，法权高于一切，而其中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监察权又要彼此独立、相互制约；党权可充作三权主导（其它两权都要受到党的最高宗旨的统摄），且党权也应分二：设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党的最高“司法”机构；政权则在前两权的规矩下行使必要的行政职权。值得提及的是，政府干部的选任权应交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要确立官员考试选拔制度。

三是“责任制衡”：依靠权力与相应的责任、利益和能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来建构责任制衡机制。其要点是建立“闭环监督机制”，使体制内各级、每个成员都受到应有的监督。特别提出的是，一个强大的、只受制于法律的传媒监督机制对监督权力至关重要。

四是“道德制衡”：通过提高权力主体的道德修养从根本上保证权力的良性运作，这就是道德制衡机制。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绝对是万年大计。只不过，当代条件下，绝不能把它当作制衡权力的唯一手段，因为道德水准绝不是几代人就能彻底解决的。

（五）总之，专制的泛权必须要取消，制衡的体制必须要健全。非其如此，则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要想达到上面的目的，必须造就出足够强大的外部压力。非其如此，政治改革依然会重复往日的徘徊。

怎样才能造就这样的外部压力呢？大力宣传政权合法性思想当是有效手段之一。如果大量的人民具备了这种思想认识，那么他们就可以对执政者说：

你不是不改革吗？走人！

由此，政权合法性堪称政治改革的第一推动机制。

三、利益分配问题

（一）利益不只是经济利益，因此，利益分配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社会权力的分割、各级官员的任命等，从根本上也属于利益分配的范畴。基于本文的结构，此处侧重于经济利益。

（二）当代中国的利益分配严峻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收入差距拉大：统计资料表明，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限度，98年吉尼系数已高达0.46；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均相差2倍多，有的甚至高达4倍。

二是收入格局扭曲。例如：产业部门（直接创造财富者）收入不及流通、娱乐以及其他“泡沫”行业（诸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乃至证券）；合法经营者不及违法经营者等。

三是收入构成不合理。突出表现就是工资外收入（所谓的“隐形收入”、“黑色收入”）日渐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高收入层的工资外收入竟占总收入的55%。一些权力阶层则更是如此（当然，合法工资不足，是他们寻租的诱因之一）。

当代历史条件下，一则，利益仍然是激发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二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基础就在于保证和实现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因此，利益分配的科学合理与否，不但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各类积极性，还将直接决定着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对上述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现在看来，我们在利益分配中主要是坚持三个思想：一是允许和鼓励先富，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三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没有鼓励先富，则没有当代改革及其成就，现在看来，仍有坚持的必要。不过，必须坚决把住“先富”的方式：正当劳动致富；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调整政策走向：由支持先富转变为寻求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曾设想2000年前后着手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种思想，也是时代条件下的必然。不过，“按劳分配”在理论上是有些小问题的，因为劳动不仅包括“劳动量（质量和数量）”，还存在一个“劳动方向”。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人为抢劫银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其劳动方向却是负向的。在这里，他的劳动量愈大，社会给予他的负向利益（惩罚）也应当愈大。因此，利益分配的根本原则，应当是“按效分配”，也即，应当按照成员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确定其应得的收益（利益）。

此处重论第三方面。

（四）莫要小看这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它其实是当代利益分配的总导演，各种利益分配现实的背后，都有它在做崇。

这个被当代认可的思想，实在很成问题。对此，我们曾专文、反复考察过。它的问题，集中表现为：

首先，它在理论的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因为公平和效率根本就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我不知道它那里的“公平”是什么样的公平。如果是“大锅饭”式的公平，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而不应“兼顾”；如果是“人民利益的共同实现”，那就绝不是一个“兼顾”就能交差的。

第三，我不知道它那里的“效率”是什么样的效率。如果单指“经济效率”，可各种社会活动都存在效率的问题。如果你要优先的只是经济效率，那么，你的社会发展看来也只有“经济发展”这一个目标了。结果，就恰恰掉进了这个已经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昭示的“陷阱”：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最后，即使不论以上，但看此种“精神”所造就的社会现实：才短短几年，我们的制度不但几乎复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而且，还几乎重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邪恶（资本的过度贪婪、对雇工的残酷压榨，绝对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大量使用童工）等现象。

因此，这样的思路，应当尽早予以摒弃。

（五）我们的口号是：立足公平、保证效率。

由此，应当坚持这样的公平观：各尽所能、按效分配，机会均等、尺度一律，能者多收益、富者多贡献，确保人民权益、实现普遍利益。

惟其如此，并依此在“公平进入”、“公平进行”、“公平分配和消费”三个领域做出相应的努力，方能造就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方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色。

贫穷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但两极分化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

四、经济秩序问题

（一）计划经济自有它的秩序，虽然不可避免地蜕变为僵化；市场经济则更需要它的秩序，因为如果没有秩序，便破坏了它的根本精神：公平竞争。

（二）我们的经济秩序的败坏，最早可以追溯的八十年代初期“散兵游勇”式的投机倒把以及初级阶段的假冒伪劣。从80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捍卫经济秩序的努力和斗争。可结果呢？经济秩序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大有愈来愈乱之势。

时至今日，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偷骗税汇愈演愈烈、走私贩毒屡禁不止、商业欺诈日渐猖獗，三角债、黄赌毒一发不可收拾，大桥中断、楼房倒塌一幕跟着一幕……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我们终于认识到，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已成当务之急。亡羊补牢，也许犹未晚也。

（三）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概而言之：

对利益牵引的推崇，使个人利益成为大部社会成员追逐的目标；

价值认同机制失灵，使成员行为处在不规范状态；

利益划分机制紊乱带来的贫富差距，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通过捷径发财的强烈愿望；

信息传播机制的不恰当导向，使不少人感到“只要能够发财、不论什么方式”；

监督机制和纠偏机制薄弱，使罪恶行为得不到强力惩罚；

资金贫乏、技术原始、信誉观念普遍低下、竞争不充分，是其客观条件之一；

我们还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权责分离的旧体制因素和无力自保的消费者。

（四）既然经济秩序混乱有那样复杂的深层原因，而我们若只是单纯地依靠“打击”（不狠打肯定是不行的，可是，只靠狠打也是不够的）、依靠“几把手”负责，难道不会再次地重复过去的无奈吗？

随举一例。地方保护主义却与我们的干部选任制度关联在一起，因为一地经济的增长与否与该地“长官”的升迁与否是关联的！

五、民族精神问题

（一）一个民族的精神，实际上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道德情怀（道德意识、道德水准和政治觉悟）、心理素质（思维模式、价值观体系等心理活动方式，以及毅力、勇气、意志等心理特质）和业务能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水平）。

（二）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广而论之，一个民族同样也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精神没落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深层的精神优势才能转化成未来的全面优势。这是因为，没有蓬勃向上的精神，便无法从深层激发出成员能动，从而无法求得持久地、健康迅速地发展。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在当时的欧洲均处在落后之列。的确，当时的德国不是“本世纪历史的同代人”，然而，他们却是“本世纪哲学的同代人”。这个“哲学的同代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表现如何呢？

（三）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过那样的辉煌、且经久不衰地自立于民族之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在于我们的民族有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曾记否，我们民族的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初期，被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一度激发到最高境界！试想：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志愿军凭什么能够降服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过渡时期和“一五”期间怎能造就那样的辉煌？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以为，最根本者恰恰在于：我们具备精神优势！尽管此论有着“唯心”之嫌，但在此种场合，我依然坚信此种论断。

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好像有了一把利剑，被其锋者立断！我们就好像有了一匹骏马，乘其背者立驰！

（四）现如今，当我们享受着较为富裕的生活的时候，一个邪恶的幽灵却悄然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日益狂肆嚣张，这就是沦落的精神。其表现：

一是奋斗目标名利化。大量的脑袋好像已经被金钱的纸浆糊给彻底遮蔽：他们不再有远大的志向和报负，支撑他们奋斗的目标好像就剩下“名利”两个字了。

二是奋斗方式浮躁化。在经济领域，“通过捷径发财”的强烈欲望和投机行为处处可见，结果，繁荣后面隐藏着虚假，财富之中充斥着泡沫；在思想学术领域，当代士人似乎正在抛弃祖先的某些好传统：他们有的用发放文凭换取金钱，有的用一知半解换取声誉，有的祭起“西爷理论”的法宝，有的寻求转瞬即逝的轰动，一言以蔽之，他们似乎不再依靠严谨的学风支撑学问的大厦、维护思想的圣洁。

三是思想精神庸俗化。突出表现之一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们自觉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信仰，缺乏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目标。

精神沦落所带来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其最根本点在于，它带来了社会成员行为动力的严重退化，致使发展的动力又回归到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状态。因此我们便看到，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正在被腐败贪欲所替代，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正在被个人主义所替代，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正在被拜金主义所替代，按价值规律办事正在变成“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正在错位到政府机构、执法部门和道德领域等。

（五）造成精神沦落的原因，除却市场经济肆意扩张所必然带来的消极后果外，还有这样四个方面：改革前期高昂精神的反作用、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当代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和大众传媒的模糊导向。

（六）要想重振民族精神，需要重建社会信仰，它应是一套由道德法典、制度精神和思想主义三方面构成的完整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保证文化运动的健康方向，要人为地用新社会主义的文化占领文化阵地。

什么是健康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做出了科学的规定。把这个规定放到当代的具体条件下，我们认为：

服务于人民大众利益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利于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民主的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方向。

这样的方向，将符合人类发展的潮流，是建设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也是抵御并反击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它不是简单地“立足现实”、迎合自在人性，而是必须要适度“超越现实”、拉动并引导自在人性以塑造健康的自为人性；它不是制约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而是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经济和政治，为它们提供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提供合拍的精神氛围。

（七）为什么要强调“人为”？

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任性发展必然会反映到文化上，并使其文化成为刻意迎合自在人性需要、服务于市场经济、被商品化庸俗化了的文化。在它那里，是否有读者、有观众，便成为文化之几乎唯一的评判标准。其结果，暴力色情、奇闻探秘、贵族轶事、无病呻吟、极端利己、犯罪枭雄等沉渣污垢泛滥成灾。

更值得提及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代条件下有着“人性现实性”和财富赋予给它们的“额外”诱惑力。这就好比，面对一个在山坡上骑着两轮车的人：资本主义文化让他往下走，而社会主义文化却要他往上走。此种格局表明：如果不施以额外的帮助，以上方向的新社会主义文化将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对手。

试看：仅仅20年的时间，我们的文化就已经被它们侵蚀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屏幕，轻视文化、抛弃文化弥漫人间，贵族意气、无病呻吟飞扬跋扈；镜头对准了“拳头”，胶片走向了“枕头”……一种低级庸俗、无耻腐朽的文化倾向甚嚣尘上。其结果，动摇了人的信仰、销蚀了人的情操，把自强化为艳羡，把激情化为冷漠，把理性严谨化为浮躁浅薄，把清正廉明化为腐败贪欲……

我们断然不能全部排斥资本主义文化乃至其他一切人类文化，但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生吞活咽，更要坚决排斥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

我们断然不能用单一政治手段来严格地管制、剪裁生动的文化，但我们必须用新社会主义的信仰来规矩这种文化；

我们断然不应采取种种人治的方式来扼杀文化的活力，但我们必须用严格且明确的法律来保证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

文艺作品自然要生动活泼、百花齐放，学术研究必须要自由探索、百家争鸣，但是，我们必须要保证它们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价值追求，保证它们有利于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社会效果。

非其如此，不能建设新社会主义的文化，不能重振民族精神。

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抑制自在人性的恶性张扬、我们的政治又能够消灭恶性政治行为赖以滋长的土壤，再加上我们的文化所造就的健康精神氛围，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必将得到重生。

六、附议

（一）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其他不少问题，诸如国防、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战略、民族等等。但我以为，如若前面几个解决了，别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

（二）值得鲜明地提出一种观点：

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改造！

市场经济的优长是很明显的：由于它顺应了自在人性的本然要求，共同体现着私益、效率和按资分配的精神，并具备足够完善、有效的制度条件，结果，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

然而，它的弊端也同样明显：它会带来自在人性的片面恶性张扬，会带来各类剥削及其变种（两极分化等等），会带来生产过剩、无序和浪费，还会带来扩张驱动及其它。它可以把原本生生不息、和谐平衡的大自然蹂躏得遍体鳞伤，使可以和平共处、温馨互助的人类社会演变得比豺狼还要残酷。

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之后，必将变成戕害人性的凶手、成为人类战争的根源和大自然的仇敌。如果不加以人为地改造而任其自由张扬和嚣张下去，也许终将毁灭人类的全部。

所以，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改造。非其如此，便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

改造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计划引导和约束为补充、通过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体现‘人本、公平、按效分配’之新社会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体制。

其核心是：将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组织经济资源的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它的一个本质规定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要用这种精神为市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基本思路是：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用市场来解决“微观运作”问题，用计划来解决“市场引导”的问题；要把生产和分配结合起来，收益分配原则应当是：各尽所能、按效分配，机会均等、尺度一律，能者多收益、富者多贡献，坚持人道主义；要用法律来限制资本占有率（资本利润率）。

（三）以上分析足以告诉我们，当代社会问题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了，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在真空里，都不可能孤立地解决，除非有谁是神仙。例如，单纯地党建绝对达不到党建的目的，其它同样如此。

系统的问题只能用系统的办法来解决：既然社会问题已经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只用交织在一起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唯有采取全社会全方位的应对措施，才有见效的可能；反过来，此问题的缓解和解决，也必会为他问题的缓解和解决做出贡献。

总而言之，按照综合改革为主、单项推进为辅的思路，针对当代主要问题：

下狠心来一次强力的“全面整顿”！

这，也许是目前局势下的明智选择。

[注]请参阅《激情如火》发布的相关资料，http://jqrh.top263.net

本站首次发布：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