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9-26）

“和平演变”自萌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从迄今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平演变对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手段。至于它在将来的影响，虽然无法精准估计，但其持续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本文的目的，在于结合某些相关的史实对些相关问题作个初步反思。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帝国主义者对它采取的最初手段是“扼杀”。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却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变为十几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控制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二是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德意日战败，英法严重受损。此时，“扼杀”政策难以奏效，便改换另种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军事上遏制、政治上对抗、经济上封锁、思想上渗透和组织上包围。这就是所谓的“冷战”。1949年4月北约的建立，标志着冷战对峙的开始。

几乎在“冷战”开始的同时，一些“高明”的西方人士即认识到它的缺憾：冷战遏制本身是一种防御性的、因而是一种几乎必然要失败的政策（从实际情况看，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的战争几乎没有一个获得胜利）；为此，应当采取某种更积极的政策：既然军事打击不能获得成效，便转而侧重思想文化的渗透。此乃“和平演变”的立论基础。

第一个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这个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铁杆斗士，在1952年8月提出了他所谓的“解放政策”：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通过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获得“自由”。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为此，他在1953年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插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无不继承了杜勒斯得衣钵：肯尼迪“一支橄榄枝、一支箭”的“和平战略”、卡特的“人权外交”、老布什的“超越遏制”等等，背后的精神都是一脉相传的。

和平演变在它的早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这也许同社会主义在当时呈上升态势以及主流是“冷战”相关联；然而，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上出现程度不同的曲折，它的作用便开始展现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八九年的风波，便是最突出的例证。

列举史实，不是这里的主要任务。我们的重点在于反思同它相关联的某些问题。

无论是“热战”、冷战还是和平演变，其之所以发生，在根本上都源自“利益对抗”。

若单从理论的演绎上看，我们无法断然拒绝全人类结成温馨“家庭”、相互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然而，迄今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无一不再向我们表明：人类之间的利益对抗是绝对的。这种对抗将具体表现在不同个体、不同团体、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乃至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各个层次上。即便是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也往往把民族利益摆在国际主义精神之上：如果说列宁还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到了斯大林，那点国际主义便显然成为民族利益的奴仆了。

此处不论对抗的其他方面，单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之间所表现出的对抗及其背后隐藏的动因。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以往主要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利益对抗，那么，这种利益对抗随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还表现为制度对抗的形态。若把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与资本主义的对抗过程作个初步梳理，可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3年前后中苏分道扬镳。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在完成了为重新瓜分世界地图而展开的相互间的斗争以后，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便开始成为全球对抗舞台的主角。此时的对抗，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制度对抗，利益对抗则居次要地位。

第二阶段；1965年前后到1980年前后。此时的对抗，既有直接表现为两种不同制度间的制度对抗，也有直接表现为民族利益之间的利益对抗。也即，两种对抗方式并存。

第三阶段：1980年前后至今的对抗，主要表现为利益对抗，制度对抗则退居次要位置。

为什么二战至今的国际对抗呈现上述形态的转换呢？根源恰恰在于利益对抗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是，这种全新的制度及其精神，会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会颠覆他们的全部，毁灭资产阶级的全部既得利益，正如丘吉尔在“铁幕讲话”中所说的，共产党“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二是，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阵营，会极大地缩小资本主义所渴求的“世界市场”的空间，直接削弱他们在不平等贸易中所必然获得的超额利润。试看，美国支持蒋介石便正是基于此种利益要求，杜鲁门就曾露骨地讲过：通过中国、进而开辟整个亚洲市场是美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所梦寐以求的，“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宪兵当然会想方设法规避这种影响。既然如此，以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目的的制度对抗，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的主要对抗形式。

到了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固然因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认识，然究其根本，仍在于民族利益的对抗。自斯大林时期，毛泽东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便十分不满，只是不好发作罢了；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为求中国支持曾一度有所和缓，可他站稳脚跟之后则老病复发，不是“长波电台”就是“共同舰队”，其结果，美丽的国际主义精神便被现实的民族利益划破了脸，中苏之间分道扬镳。此时，三种因素交织并存：社会主义大家庭免费的午餐不复存在，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力保自身颜色的纯洁，资本主义依然不放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露骨颠覆。其结果，国际对抗之间便既有赤裸裸的利益对抗，也有蒙上意识形态面纱的制度对抗。后来，当着空前膨胀的美国实力在朝鲜、越南战争后开始走向衰落并内外交困的时候，当着中国陷入外交困境且面对苏联巨大边境压力的时候，中美两个敌对二十年的对头竟也把手握在一起。仅此一个事实便足以表明：制度对抗开始与利益对抗并驾齐驱了。再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改革，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早已名存实亡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利益对抗终于取代制度对抗，占据了国际对抗的主导地位。

以上分析十分地简单，但分析的简单并不妨碍我们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所谓的制度对抗，根本上仍来自利益对抗，前者不过是后者在特定时期的表现。

2）利益对抗具有绝对性，而且必将持续存在于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正是因此，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也必然长期存在。

若用此结论来观感那些亲美、亲英、亲“干爹干妈”之类的“人士”：

首先，我实在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地“亲”别人，因为以上结论是如此地浅显，以至于我相信那些“人士”肯定应该知道这些道理。也许，他们之“亲”是为了达成一己目的。看来，那些被“亲”的主子应该怀疑这些“腿子”的诚意：不要上他们的当呢！

其次，如果“腿子”们是真心地亲“主子”，我便怀疑还能不能称他们为“人士”。连蒋介石在民族利益面前都有点“铮铮傲骨”，难道“腿子”们就不能认识到：“主子”们之所以“回亲”你们，决不是希望你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好”制度、尽快地强盛起来，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吗？ 要知道，傀儡政府、不平等贸易之类，恰恰是主子们垂涎三尺、且在我们前人身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顺便提及，如果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不会对日本、台湾之流采取那样的政策。

我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基本认识：在本质意义上，人是一种能动的物质实在；能动，这种人类与生俱来并为其所独有的、那种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标志。由此，人类社会是能动的社会。唯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成员能动，才能在根本上求得社会的健康、高速发展；反过来，能动的实现，本身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归宿。由此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必须具备某种高扬的精神。此种精神，既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这样一种高扬的精神：从内容上看，是由社会成员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之有机综合而构成的；从表现上看也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体高尚人格及其结成的高昂国格，二是个体健康心态及其结成的坚强意志，三是个体强大能力及其在某个或某些方向上的高度凝聚。

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耻辱，固然是因自落后的物质生产力，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因自没有那种高扬的精神。我们更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振兴之路，则正好相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但更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铸就了那种高扬的精神。

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说靠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那么，建国后的事例则更有说服力。试看：

二战后的美国正处在他们迄今的巅峰时刻，仁川登陆的成功则使麦克阿瑟和美国政府更加骄横和趾高气扬；面对我们的落后装备，甚至连朝鲜人民军都一度怀疑我们的战力。然而结局呢？迫使号称头号强国的美国，在一场没有获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还付出了14万多人的代价；使得近代中国完全改写了对外战争的耻辱史。创造此种辉煌的，难道不是那种高扬的精神吗？

再如1962年的印度，尽管强大不如美国，却犯下了类似美国的错误：他们曾一度有这样的估计，印度军队的战力对中国军队可以以一当十，即使算上中国士兵能吃苦耐劳的因素，也能够以一抵六。结果，他们贸然挑起边境冲突；结果，战争的结局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精神教育课。战后印度一位叫做达尔维的准将曾这样对记者说：我们的装备胜过中国，训练也不比中国差，但我们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挡枪眼。我的印度好兄弟啊，你怎能想到能动被有效激发后的巨大力量呢？如若想到，打死你们也不敢招惹当时的中国军队呢！可惜的是尼赫鲁，此前何等风光：印度解放的英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可此后呢？个人影响和威望一落千丈，两年之后便撒手人寰，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建设事业的成就同样向我们证明了那种高扬精神的珍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翻身得解放、执政者的卓越领导、共产党始终保持的为民本色等众多因素叠加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成员能动，全国人民焕发了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过渡时期、“一五”期间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也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经济进步、风尚健康，正如毛泽东乐观地指出的那样：东风压倒西风。

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便造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那样特定的精神风貌。此时，西方的“和平演变”又怎能达到其目的。

然而，六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出现曲折，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精神的跌落”。自此之后，西方思潮、文化、价值观念等趁机一涌而入，西方传媒忙前忙后，极尽扇风点火、推波助澜之能事。其结果，杜勒斯之流梦寐以求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的精神蜕变终于发生了。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前辈身上凝聚的、那种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高尚的共产主义觉悟为代表的“高扬的精神”，在他们的后辈那里，在西方政治、经济和精神“武器”的联合攻击下，已基本荡然全无。

一个人没有了精神就只有驱壳；没有了信念就只能是欲望的奴隶。一个制度如果没有了与之相应的成员精神和信念，又怎能保持它的持续稳定和不被颠覆呢？

其结果，原苏联彻底覆灭，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得不面对众多风风雨雨的考验，而最大的考验，却是来自内部、来自成员精神的跌落。

至此我们可以说：

高扬的精神，不但是抵御“和平演变”的有力武器，更是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必须始终保持高昂的国格，必须全力铸就坚强的意志，必须着力养成强大的精神力。

如果我们的精神都被别人控制、被别人同化了，则可以肯定：“演变”只是时间问题。

到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付别人来“演变”我们，而别人却不会担心我们去“演变”他们。既然资本主义能演变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能演变资本主义吗？

其实，早在社会主义阵营刚刚结成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想演变他们，他们也并非不怕我们的演变。前苏联所采取的政策，固然与其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有关，但推销他们的那套制度、思想等等，肯定也是重要的政策背景。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百般遏制、万般颠覆，起因之一，也正是惧怕这种新制度在当时所具备的勃勃生机。杜勒斯就曾明确地说道：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由此观之，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两种截然对立之社会制度间的颠覆和演变，必然是相互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演变的相互，而在于谁演变谁。

曾几何时，社会主义阵营朝气蓬勃：经济发展，精神高扬，人民安居乐业，东风一度压倒西风。如果后来的历史按照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现代的演变格局也许会整个地变了样呢。

可惜的是，历史却没有那样走。社会主义阵营好景不长：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危机一再，腐败滋生蔓延，不少崇高的理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了壁，国际主义大团结也被民族利益给阉割了。反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似乎受到了抑制，劳资矛盾得到一定缓解，科技革命刺激了他们的发展，甚至连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可以用竞争共处的办法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几乎没有发生在作为“现代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爆发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此几十年下来，世界格局便出现了整个的逆转：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华约覆灭、中国改革……

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势力处在低潮和守势，不是情理之中的吗？而若找原因，看来最根本的还在于自己。说得难听一些，就是“咎由自取”。

进一步分析上述演进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说明：上述格局的形成，是“和平演变”在当代之所以具备足够效力的最根本原因。然而，必须指出另外三个原因（我们在相关文章中曾经述及）：

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富有的物质必然会高抬其制度精神（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的吸引力和冲击力。其中的道理，就像广东话曾一度受到国人的青睐一样。

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顺从于乃至张扬着现实人性的本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种寻求体现“拉动”功能的制度，她要依托现实人性来引导和塑造更高级的自为人性。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一套又平添了诸多冲击力。举个简单的例子：饥饿的人群面对少量的食物。资本主义教导人们凭本事去抢，而社会主义则会教导人们要先人后己。既然如此，一旦社会主义所赖以支撑的那种高扬的精神被破坏，那么，必然的结局便是资本主义观念飞扬跋扈。

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有霸权主义传统，而我们则非如此。也即，即使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占据了各方面的主动，我们也不会像他们那样，非要把别人纳入自己的体系并从中获取那些额外的邪恶利益。

上述三大原因与目前的形式格局结合起来，便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之“和平演变”的强大势力。

其实，早在“和平演变”战略一出笼，毛泽东即给予高度关注，到了1959年底便明确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并进而扩展为“反对修正主义”。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他的思想和政策。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在毛泽东时代，和平演变于中国基本没有什么效果，而“反对修正主义”则成为维护“正统”社会主义之绝对强力的工具。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单纯上层建筑内的努力，是不可能永远杜绝“和平演变”之威胁的；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有效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对付“和平演变”的万年大计。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尽管我们有效地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但是，这种“纯洁”却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我们太穷。

由此观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简洁的语言，的确揭示了一个人间真理：也许，它既凝聚着小平同志对人类社会的无穷感悟，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

（一）和平演变的威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而言，将会长期存在；但其威胁程度，却会随我们自己工作状况的好坏而变化：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和平演变就是纸老虎、肥皂沫，甚至演变的方向都会整个地逆转；可如若反过来，它就可能变成真老虎，要吃人。

（二）作为“硬道理”的那个发展，不应该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的全方位的发展。

因此，或是单纯地发展经济，或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同步改进我们的政治以及丰富我们的精神，或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会对高扬的精神造成伤害，都不能算是“做好了自己的事情”。

（三）本文刻意分析了对抗的绝对性，但我们的目的绝不是排斥或漠视“合作”，因为对抗与合作之间本身就是辩证的。正当的态度应当是：

正视对抗、不怕对抗、敢于对抗——我们渴望合作，但如若别人非要把对抗强加在我们头上，就应挺起我们的腰杆。

合作不要忘记对抗，对抗是为了进一步地合作——对那些霸权主义者而言，一味妥协的合作只能带来他们日甚一日的贪婪，惟有基于对抗的合作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利益，甚至惟有打败他们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并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任何那种指望别国对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会伸出无私哪怕是“少私”援助之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天真的、荒唐的，而且必然会碰壁的。

（四）所谓的“韬光养晦”，本意应当是：在不动声色中追求狠韧式地发展。为此，我们固然要容忍、妥协、退让，但必须有个限度。逾此，“韬光养晦”就应当立即转化为“扬眉剑出鞘”。

（五）老一辈革命家在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所持的论据之一就是：非其如此，我们就会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此时此刻，我们也许对此有了某些更深的体悟。且不论我们已经洞悉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误区，就算是我们完全地去搞资本主义、完全地融入他们的体系，那么，即使我们不会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庸，但在现实的交往中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痛苦抉择：要么接受他们的不平等交往，让他们从这种交往中获取更多的不平等利益，其结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我们便永远跟在别人的后头爬行；要么选择对抗，并在对抗中摆脱、在对抗中寻求合作。而惟有等到我们真正强大起来时候，这种痛苦才会消退。

（六）丢掉幻想，努力奋斗！此乃本文结论的情感表达。

改定于2001年10月10日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