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非

（2002-06-10）

我们的党员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直至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里（至少在“一五”之前），他们的主流和绝大多数，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可到了后来，这个主流和绝大多数，却逐步地减小减弱，终于酿成现在日渐猖獗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此种现象，不妨称为“党员干部的颓废化趋势”。

面对这种现象，常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人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沉迷留恋，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慨：那时的党员、那时的干部哟……又常看到一些青年人，要么口诛笔伐，要么深恶痛绝，以至丧却他们对共产党人及其信仰的信仰……

党员干部的颓废化，肯定不是个好事情，甚至是大大地不妙！可无论是对往昔的沉迷还是对现实的愤恨，于问题的解决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的是追根溯源，探讨办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颓废化趋势，愚以为需要从人性、党性和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考察。进而，要想遏制这种趋势，也有必要从这三方面来入手。

以下是初步探讨。

（一）关于人性[1]

按我的理解，人性就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它是普遍的，却不是抽象的，其具体内容就是“求我幸福”。正是这种内容的普遍人性，制约着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及其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为“我”而非为“他”。人如此，人外万物亦如此。

不同的时代，或曰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条件，将导致社会成员“幸福观”及其“求幸福方式”的不同；即使在同一社会条件下，不同成员的“幸福观”及其“求幸福方式”也有不同，甚至是天壤之别。由此，人性在不同时代、不同成员那里，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然而，若追根溯源，从根本意义上看，制约这些具体表现的总是那个“求我幸福”。

人类的具体行为可能受制于各种因素，比如诱惑、压迫、激发等等。但可以肯定，只有那些顺应人性本然要求的行为才是最可靠、并因此是最持久的。

（二）关于党性

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的阶级，因其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的物质文化条件，便会形成各自的利益要求，有着不同的心理、思想、习惯和观点等，这便是阶级性。而政党，则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集团等）并为其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组织。这样，所谓的党性，便是这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阶级性，或曰，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表现。它代表着一个政党对其成员的本质要求。

那么，党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三）关于制度

但是，社会一旦诞生并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发展壮大起来之后，它对人类的影响则日渐凸显了：一是因自社会的本然使命——它要担负起协调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职责，它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置来规矩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因为，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异化，它要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反过来控制人本身，它要为了它的运作者（社会统治者）的幸福而伤害被统治者的幸福。

（四）关于三者的关联

人性、党性和制度之间是密切关联的。

人性，一方面是其他两者的根本目的，另方面，又给其他两者提供边界约束条件；党性，一方面为制度设置和运作提供保障，另方面还要引导人性，使其现实表现更加健康；制度，一方面为以更好地实现人性和党性，另方面还要规矩人性和党性。

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而言：人性是自在的；党性则是自为的，它要适合人性的现实表现并适度有所超前；制度更是自为的，它既要适合人性和党性的现实表现，还要有效抑制人性和党性的不良表现和变异，抑制社会成员那些不合制度要求的思想和行为。

人性、党性和制度之间的以上作用关系，可称作三者之间的协调性要求。

以上，对人性、党性和制度只作了泛泛的理论探讨。但这种探讨已经足以帮助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党员干部会呈现颓废化趋势（其实，以下分析所展示的逻辑，也可大概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一）人性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表现

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能动可以改变人的“幸福观”及其求幸福的方式，并因此造就出表现为高尚人格的“自为人性”；历史上也不乏“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铁证。然而，这样的高尚人格毕竟不是“自在”的，它有赖于人的能动所创造的众多人为条件；自在的，只是那个定位在“为我”之上、定位在个体之上的“求我幸福”。也正因如此，从统计的角度看，历史上的高尚人格总不能持久地占据多数。

这样的理论前提，加上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人性在当代中国有着如下现实表现：

1、物质财富的匮乏（更谈不上极大丰富），使得“为我追求物质财富”成为人性的最根本表现之一。

2、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至长的专制传统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遗产，使得“为我求得生活安定”成为人性的另种表现；而所谓的“民主、自由、个性伸长”等，则没有资格充当首要目标。

3、就求幸福的方式而言：被统治阶级是辛勤劳动、安命顺从；统治阶级则是享受特权、剥削压榨，而且，一旦有机会则以权谋私。

（二）当代中国的党性

当代中国的党性，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诠释，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奋斗目标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如此一来，我们的党性，便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的高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

这个“大公无私”可以派生出很多要求，诸如：当着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你要冲在最前面；当着从事和平建设的时候，你要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做好事；你要拣重担子挑，你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要遵守纪律、服从组织；等等等等。

（三）我们的社会制度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的制度先后有过三种形态：战争年代的军事制度、建国后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详细列举三种形态及其演进，是个很难的工作。所幸，本文不需要那些列举，只需知道它们共存的一个特点就足够了。这个特点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历来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制衡，缺乏对权力者行为的制度化制约。

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呢？它能不能良性地运行呢？关键要看权力者（执政者）本身是否具备制度所要求的觉悟，及其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

如果有这个觉悟，那就一切免谈——肯定好；

如果部分地没这个觉悟，却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力，那也可以免谈——还凑合；

如果既没有足够的觉悟又没有足够地自我约束，甚至根本就不想去自我约束，那又如何呢？

答案就在下面。

（四）演化的过程及其原因

当代中国党员干部演化的主流过程，是由人性、党性和制度三大因素的交互作用，辅以其他某些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是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的影响，综合形成的。以下，分作四个时期给个约略分析。

这个历史时期有三个因素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处在战争年代，二是共产党的成立和尚未成熟，三是制度力量尚未足够强大——它的作用主要地不是通过规范化的制度设置来发挥，而是通过某种制度精神来实现。这三个因素使得当时的人性、党性和制度间构成以下格局：

党性的表现，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崇高”，它的信念、信仰、理想、教义等一切崇高之处，引导着人性的各种表现，使其进一步升华；二是“现实”，它把最高纲领转化为诸多现实纲领，使其现实目标紧密地贴近广大革命者和被压迫者的切身利益，从而与人性的现实要求能够有机地融为一体；三是“幼稚”，它还尚未成熟、尚未深化、尚未真正融入普通革命者的内心。

至于制度的作用，那时尚未足够地显现，那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正在探索和形成之中。

至此我们看到：党性的崇高部分，与人性在特定时期的非常表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兼容，可以互补，更可以造就一批坚定的革命中坚；党性的现实部分，与人性的全部表现又能实现相当的兼容和互补，由此便可造就一大批普通革命者。其结果，党员干部的大部分逐步向着党性的要求在靠拢：落后消沉的因素在减弱，而先进昂扬的趋势则在加强。

其结果：他们有着党性所要求的觉悟，也有着足够的自我约束力；此种状态一旦得以造就，以纪律作为主要手段的制度约束力也就可以发挥了——人性、党性和制度的协调性要求得到了比较圆满地满足，最终，党员干部的主体，形成了一种“昂扬”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规范。

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段历史的后期，伴随着革命的胜利，已经出现了此种“昂扬”的衰落兆头，诸如高岗饶漱石、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只不过，当时未踞主流罢了。

第二大变化是党性影响力。党性的影响力，至少因自三个方面：党的作为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党的要求与党员觉悟的贴和程度，高层的表率和感召。我们看到：一则，革命年代，人民的要求是要摆脱被压迫被奴役，要“有田有地”，而建设时期，人民的要求则是尽快过上好日子，结果呢？前个时期我们做得比较好，而这个时期我们做得并不好；二则，人性的要求已有前述变化，而党性的要求却依然如故；三则，追求享乐、享受特权、争权夺利的高层领导有增多之势，从而丧失他们的表率作用，而文革以后对这些问题的暴露（比如林彪的奢华和丧心病狂等等）更是雪上加霜。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党性的影响力受到日渐严重的伤害。

把上述三大变化整合在一起便可看到：人性的正常表现已经张扬，而且日益与党性格格不入，也即，人的本然行为与党的要求日渐出现反差；党性的要求越来越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张扬自己、来压制人性之“私”；制度上已经开始退却，只不过没有全面退却。一言蔽之，人性、党性和制度之间已经出现足够强烈地不协调。如此一来，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党员干部的“昂扬状态”和“颓废化趋势”便不可能不处在犬牙交错、生死搏斗之中，而且，从发展的态势看，后者潜力巨大，必将获胜！

这个时期延续着上个时期的逻辑，并导致颓废化的力量进一步扩张。其间的道理，只要按照上面的思路是很容易得出的。我们看到：

在第一个时期里，抑制“昂扬”的力量，不过是人性的那个“正常表现”（它还受到“非常表现”的压抑），另外是党性力量的不足（但这种力量却在成长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里，抑制“昂扬”的力量并没有增长，而党性的力量却日渐强大。

第三个时期里，助长颓废的力量已经强大，包括：人性的“正常表现”（此时，“非常表现”已日渐衰竭），党性力量的衰落以及制度造就的不协调。只不过，昂扬的力量凭借着它的惯性还在挣扎，制度上也有可资依靠的部分阵地。

可到了第四个时期，一方面，助长颓废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人性的“正常表现”已经彻底张扬，党性的力量进一步衰落，制度造就的与党性要求不协调的因素（诸如私有制、市场经济等，值得指出，它们的合理与否，不在此出探讨之列）已经大量扩张，况且，它又没有造就出足够的“制度约束力”。另一方面，支持昂扬的力量却日渐衰退：要么依靠党性的那些可怜的要求——你们要这样要那样，要坚持这个反对那个……，要么依靠党员干部自身的修养——“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刘少奇在他的宏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这样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的党员干部。结果呢？我就是不修养，就是“不这样也不那样”，你又拿我怎地？软弱无力得很呢！

如此一来，怎能抑制颓废化！

党员干部的颓废化已成现实，突出表现在相当一批党员干部严重背离了党性的要求。无论承认与否。

以上对颓废化成因的分析，只是一个角度，还有别的角度值得探讨。

注释：

[3]遏制颓废化，简单地讲，需从提高人性、党性、制度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入手。近年来，笔者潜心思索，却得出一个令人捧腹的心得：系统的问题只能依靠系统地改革来解决。也因此，才写得一部系统的文字——《新社会主义》。全文发布在《激情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