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非

（2004-5-24）

如果沿用当下“左中右”的分法，如果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判据（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有一种“经验主义”式的看法：

左派更有沦落为教条主义的危险；

右派更有沦落为修正主义的危险；

中派则有沦落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危险。

当然，若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

左派拥有一面旗帜：反对修正主义！

右派也有一面旗帜：反对教条主义！

而中派则有两面旗帜：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顺便提及，要想不被指责为什么“主义”，是很困难的。除非，你干脆不要任何“主义”）

这里，侧重考察第一种危险——左派更有沦落为教条主义的危险。

（一）广义地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

（二）教条主义的产生，有两大根本原因。

一曰能动。能动，就是人类所独有且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能动是把“双人剑”——既可被用来创制精神产品，也可被用来捍卫和遵循某种已有的精神产品。

二曰权威。权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权威（不论它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树立的），就会存在精神产品的权威性。当这种权威性达到足够的程度，对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必然地产生了。

能动和权威的双重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必然性，导致了教条主义的必然存在。

（三）狭义的教条主义：把广义教条主义那里的“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换作“马克思主义”就是了。

它的狭义：其一体现在空间上——只是显著表现在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国度和政党里，而非表现在全部人类社会里；其二体现在时间上——只是显著表现在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国度和政党的部分历史时期里，而非表现在这些国度和政党的全部历史时期，更非表现在全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

它的产生原因：其一，人们的能动只是用在、或者主要地用在固守和捍卫经典上；其二，人们把经典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甚至比“圣经”还要权威）。

以下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单指狭义的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个“大公无私”的“无名英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谁都不承认自己搞教条主义；即使那些搞教条主义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搞教条主义。

这样看起来：教条主义真是可怜的很——默默无闻地替教条主义者工作，却得不到“主人”的任何“回报”，甚至连个“名分”都没有。既然如此，难道教条主义不是“无名英雄”吗？难道它不是“大公无私”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会如此地“残酷无情”——如此刻薄地对待那个“指导他们理论与实践”的教条主义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谁都知道教条主义不是个好东西。贪污的公仆们，向来不会自愿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呼：我贪污了！

明知教条主义不是个好东西，还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搞教条主义，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不去讨论那些源自“社会关系”的政治投机、理论欺诈等丑陋原因，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之中，那些应该坚持，那些应该发展，什么观点适合于什么场合，怎样的思想观点带来怎样的社会实践，等等等等，是个几乎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把一种主义充作“意识形态”之后，则更是如此。我们看到：教条主义者从来都会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

更复杂的原因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十分复杂，有很多方式。比如：运用经典理论来理解、分析和解释当代现实，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补充或完善经典理论的个别观点，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修改和完善经典理论的重要观点甚至基本观点，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经典理论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创制出某些观察、分析、解释现实的新理论，还可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对这些发展的指责，有哪些属于正当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又有哪些属于“真正的”教条主义，本身又是一个很难给出答案的问题。

讨论之前，要做两点说明：

1）此处的“左派”，正如开篇指出的，是指“当下”的“左派”，目前看来，它主要表现在（抑或只能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

2）没有任何一个“左派”承认自己有教条主义，理由前已述及。既然没有人承认，那么，我们的论点便只能做这样的表述：左派更有沦落为教条主义的危险。也即：我不说你是教条主义，只说你有这样的危险！对这样一个“滑头”把戏，仁者也许会说了：你小子真坏。可我要说了：不是我坏，是这世界真无奈！

言归正传。接下来说我的理由。来一层一层地剥离。

（一）世人皆有教条主义倾向。这个理由，在前面几乎已经说明了——能动和权威，存在于全人类。

（二）国人向有教条主义传统（比如对待儒家学说）。这个理由，可以从我国历史上分析出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政教合一”。欧洲历史上也有过的“政教合一”，但历史比我们短些，程度比我们差些。

（三）国际共运史上向有教条主义的传统。一部国际共运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而教条主义则是那些错误思潮的典型代表，王明之类则又是那些典型代表在中国的典型代表。

以上几条，是笼统地理由：适于当代，也适于“全代”。下面开始有针对性了。

（四）当代“左派”需要捍卫更多的正统和经典。

列宁主义诞生前，正统和经典只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诞生前，正统和经典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当代“左派”而言，正统和经典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固然，“左派”们的真正愿望，也许不会是教条地对待正统和经典，然而，问题都要两面看：正统和经典的增多，无疑加大了他们犯教条的危险。

（五）当代“左派”的“方法取向”。

任何思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代“左派”（包括其他“派”）也是如此。摆在我们面前有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面对这个存在，很多人都去反思，然而，反思的“方法取向”却迥然不同。被冠以“左派”的人们，更多地选择了这样的“方法取向”——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出现曲折，在于这个实践背离了经典（包括经典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甚至某些“语录”）。如此一来，重新走向辉煌的基本思路（或曰“方法取向”）便是“回归经典”。

我们说：“左派”的这个方法取向无可厚非；然而，却加大了他们犯教条的危险。

道理很简单：那些“发展”抑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犯下对其他主义的教条，却绝不会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惟有“左派”，他们不可能犯下对其他主义的教条，却有可能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六）当代“左派”的“存在方式”

相对于过去而言，当代中国不但少量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反叛，还大量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类发展。由此引发两种情况：

第一种，对那些彻底背离、抑或公开宣称背离马克思主义人们，恐怕不止是“左派”，还有很多派，都应当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只不过，“左派”应该表现的更强烈一些。

第二种，对那些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具体理论观点、制度政策等方面同自己有很大差异的人们，“左派”们也应当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要方式，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和纯洁性。

无论在上述的哪一种情况里，“左派”们昭示其存在、宣扬其观点、壮大其力量的最主要方式（抑或是最常用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经典、捍卫经典”。或曰：“依靠经典、捍卫经典”，即便不是“左派”们唯一鲜明的存在方式，也是他们最主要的存在方式。

我们说：“依靠经典、捍卫经典”同样无可厚非；然而，这种方式却照样加大了他们犯教条的危险。

（七）当代“左派”之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需要首先指出，这里的“合法性基础”是个“借用”：这里的“法”，不是指“社会之法”，而是指“自己之法”——支撑自己奋斗的信念、信仰之类。

历来，表现在纸面上和行动中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行为主体内心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其他什么派，总有两类。

一类是“投机派”——他们的内心，与他们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以及表现在行动中的东西，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类人属于“假派”：如果表现为“左派”就是“假左派”，表现为“右派”就是“假右派”。

另类是“纯正派”——正好与“投机派”相反，他们的内心与他们的“纸面”和行动，表现出高度一致。这类人属于“真派”。

为什么会有两派？那是因为人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身处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社会关系，使得派别的背后，隐藏着人的其他动机，比如谋取权力、地位等利益，比如受制于权力、地位等利益。

依此来考察：王明之流不能算作纯正的左派，因为在他们行“左”的背后（“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隐藏着一些权力、地位等利益类的东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也不能算作纯正的左派，因为在他们行“左”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上述因素（甚至比那些因素还要丑恶）。

如果依此来考察当代“左派”，我们看到：

自从小平同志认识到“主要是反左”以来，严格意义上说，被冠以“左派”的人群，在当代几乎已经游离于“体制外”，属于“体制外群体”；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充当“左派”已经没有什么“世俗的利益”——非但不能“媚上”反而可能会“犯上”，非但不能“谋权”反而可能会“丧权”……如此一来，从理论逻辑上看，当今“左派”之所以甘当“左派”，应该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坚持的东西是真理；也就是说，当今“左派”之中，“纯正左派”应该占据主流。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体会到，当代“左派”们的信念是何等之强烈！由此：1）既然他们的信念是如此之强烈，那么，捍卫这种信念的信念，也必将非常强烈；2）捍卫经典的正统和纯洁、指责他人背离经典，成为当代“左派”们几乎唯一的武器。

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捍卫，使得“纯粹的经典”成为支撑“左派”的唯一支柱。如果我们把人的信念当作自己的“行为之法”，那么，捍卫经典便成为支撑当代“左派”之几乎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捍卫不得，将意味着信念的崩溃。对于“仁者”“智者”而言，信念的崩溃要比任何崩溃可怕得多！

坚定的信念，是一种异常珍贵的东西，又怎会是坏东西呢？然而，任何事情都需要两面看——从另个方面看，当代“左派”的这种坚定，恰恰又加大了他们犯教条的危险。

（八）一个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人民，毛泽东在1942年曾做过明确界定：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后人当然可以对人民的内涵作出新的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广大人民”是不会错的。

我们看到：一方面，尽管后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林林总总，他们的观点形形色色，然而，在那个价值目标上，却没有什么分歧；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歧，又恰恰就同这个价值目标有关——分歧发生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上。

让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梳理出一个历史背景。

1）从这个价值目标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最核心的不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第一阶段”）。在马克思的框架里，达到那个目标，需要有足够丰厚的条件，比如：社会生产力极大丰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等等。

2）从这个价值目标出发，列宁结合当时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少发展，而最核心或曰最能指导革命实践的是“一国革命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胜利。

3）从这个价值目标出发，列宁发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诸多问题，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却因列宁的过早逝世而被斯大林中断。

4）从这个价值目标出发，斯大林建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与马恩列的思想理论、与他们的价值目标合拍到多大程度，这里不论）。

5）从这个价值目标出发，毛泽东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后，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既有对他的前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重大发展，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巩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

这个历史背景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个铁的事实：第一，即使那个价值目标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为达成那个目标所应当采取的手段却会存在差异；第二，差异的形成，将会导致“差异的差异”——人们对这些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或者解释。

如此一来，你信这个，我信那个。可谁对谁错呢？最根本的当然要靠实践。然而，实践却有很多缺憾（对此我们曾赋予专文），更何况，实践决不是“手到擒来”的。

如此一来，辨别对错之最现实的手段，便只能是理论战斗了。然而，前述的逻辑，却使得“左派”们理论战斗的主要手段和主要依据，只能是引经据典。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左派”们堕落到教条主义的危险。

前面，探讨了一大堆虚幻的东西。接下来，需要探讨：1）这些“虚幻”在现实中有没有表现？2）如果有，表现怎样？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没有表现？有！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有怎样的表现？

（一）拿经典当作判别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经典能不能当作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能的，因为，经典的很多东西，都是经典作家揭示的、被证明为科学的东西。但是，如果把这种倾向绝对化、惟一化，对于存在于世间的任何东西，只是看它符合不符合经典，则谬矣！

比如这样的现象：对一种观点，不是开展全面地分析评判和说理辩论，而是送给它一句“不是马克思主义”就算大功告成、万事大吉。这怎么行！经典作家泉下有知，会同意他们的后代这样做吗？

（二）拿经典的观点反驳对经典的发展。

对经典的发展，本身就是对经典的某种扬弃。然而，却常有这样的人们，他们不是分析这种扬弃的真假对错，而是把被扬弃的东西当作批判扬弃的武器。

比如，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后来的发展者扬弃了它，认为应该搞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总有这样的讨论者，他们引经据典说，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如何，你说的不符合经典，因而你就错了。

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种扬弃的真假对错，而是讨论“讨论的方法”：这样的讨论方法，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其谬误之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也就是说，知道它的谬误，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功底。然而，却有很多“大理论家”趋之若鹜，真奇哉怪哉！

（三）拿经典当作惟一的科学真理

经典作家的确伟大，发现了伟大的真理。这是事实。

然而，经典作家之外，存在着数十亿的其他人，这些人也有可能发现真理。这同样是事实。

由此，你说经典是真理（抑或大部分是真理），不论别人怎样看，至少我会赞同；但如果你说经典之外便都没有真理，不论别人怎样看，至少我不会赞同。

可惜，总有这样的人们，他们固执地排斥经典之外的任何东西；或者，他们可能容忍对经典的局部解释和小的发展，却固执地排斥对经典的较大发展。而且，他们之排斥所采取的方法，恰恰不会超越前面指出的那些方法。

比如：经典告诉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人和社会，结果，他们便不允许在这种方法之外再有其他的任何方法；经典告诉我们，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人及其“本质”，结果，他们便不允许在这种角度之外再从其他的任何角度进行分析。

（四）拿经典的某些具体论述来排斥经典的基本精神

经典理论，有其具体论述，也有其基本精神。相对而言，基本精神的真理性，以及这种真理存在的持久性，要大于甚至远远大于某些具体论述。

由此，用基本精神发展具体论述的合理程度和可靠程度，要远远大于那种与此相反的做法。这个道理很显然。

可惜，总有这样的人们，他们恰恰愿意固守具体的论述，而宁愿放弃基本精神。

比如，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

然而，经典作家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告诉我们：剥削和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是断然不可能消灭的；这些社会条件的造就，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没有这个程度，单纯地依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努力，是不行的。

可惜，总有这样的人们，他们只愿意为那个具体论述而努力，而不为那个基本精神去努力。

（五）拿以往的经典论述来规矩和裁剪几乎全部的当代现实

以往的理论观点能不能用来分析、观察、解释当代的现实呢？能不能运用它们来提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以往理论观点的真理性断然不会全部消失。

然而，如果用这些观点来比照几乎全部的现实，或者不加分析地来比照现实，就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错误，更何况，这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可惜，总有这样的人们，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样的例子，不举也罢！

写到这里我似乎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地痛恨教条主义，邓小平为什么那样地关注“防左”。

因为那些个危险及其表现，会严重地妨碍这个价值目标的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前面曾经指出过，在那个共同的价值目标之下，前贤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各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换个角度看，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些不同的手段呢？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今人也应如此。为了那个目标，我们应当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求实现那个目标的更好的道路。可是，那些个危险，却要妨碍这些探索。因此，不加以克服怎么行呢？

教条主义不是某种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某种一般的思想方法。如果说改变人的思想观点是很困难的，那么，改变人的思想方法就还要困难，还要困难一万倍！因此，没有大力又怎能摧陷廓清呢？

看来，对那些有可能沦落为教条主义的人们，很有必要大喝一声：

我崇拜的只有一个毛泽东（然而，我的这个崇拜却不是盲目的、没有分析的）；绝大多数“左派”们同样崇拜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思想看得很重。

但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毛泽东是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毛泽东是非常痛恨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起来的。

这里，我们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两段论述，算作本文的结语：

“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引者注），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如果我们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4-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