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断想之二——民本在哪里

（2004年9月30日）

一直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若用中国传统政治语言来表述，就是君民关系问题），都是古今中外之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着力探讨、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个问题是政治领域最为核心的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可以这样讲，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所谓的“解决好”，就是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满意），那么，政治领域的所有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依此来考察，古往今来的很多人所追逐的很多目标，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比如，人们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追求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从根本上看，就是他们对“君民”关系不满意，力求从统治者手里拿回那些本应该属于人民的权力。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君民关系又是如何呢？这是我们此处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之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深切感受到：第一，探讨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根植于中国国情。第二，中国国情至少表现在制度、文化以及他们在国人身上造就的“心理积淀”这三个层面。第三，这三个层面，尤其是“心理积淀”问题，将携带者一种我们称之为“历史惯性”的力量，深沉地作用于当代国人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之中。第四，从一个角度看，脱离国情的实践（当然包括政治实践）从来没有成功的；从另个角度看，如果国情一时难以改变就只能顺应国情，更何况，在很多场合，盲目、贸然地“改变国情”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

对这个问题有必要举个例子来说明。有很多人崇尚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极力主张在中国推行。但应当看到，这种制度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通过它们获得政治的改善才是目的。因此，首要的问题不应当是推行这种制度，而是要冷静考察这种制度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如果不一致，就可能南橘北枳，事与愿违。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以致谁要再赘述它就会招致人们的反感。然而，我则感到，我们恰恰在遵循这个简单道理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我至今没有看到有哪个人深入细致地研究过这个“首要问题”，以致百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

从国情意义上讲，如果仅有少数人掌握了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万万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的这些理念不足以真正撼动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那些“心理积淀”，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甚至毛泽东的身上觉察出来；第二，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内蕴在民众之中，如果广大民众的“心理积淀”得不到改观，最后成就的现实依然是“心理积淀”的产物，这一点，可以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等社会改造运动中觉察出来。

在造就国情的诸多因素里，物质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当然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然而，从其作用于国情的直接性和持久性来看，制度和文化传统应当是最重要的。由此，要考察影响政治运作的国情（可称作“政治国情”），就必须考察我们在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层面的传统；而且，考察我国的要比考察外国的重要得多。

（二）影响“政治国情”的一个几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中有关“君民”关系的传统。

提到中国政治传统，人们首先会联想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此相伴，我们还有丰厚的“重民”思想，以致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民本主义”文化。到底如何，我看还是先不忙下结论，梳理一下再说。

概要言之，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政治关于君民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受命于天、王权至上”，到“天命人归、敬天保民”，至“天下为主君为客”。

1）早在商代中期盘庚迁殷之后，统治者借助祖先崇拜的传统确立了“王权至上”的观念和专制君主的绝对统治地位；到了商代后期，又逐步演化为“君权来自天授”的观念——只有君主可以与上天对话，其他人则没有这个资格。这一观念虽然极朴素、极不系统，却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定位在“君主专制、君权至上”的路向上。

2）商朝的崩溃，使得它的接任者周公旦认识到：天命不常。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的君位是上天赐给的就可以胡作非为，老天不会永远保佑某个人或某个王朝。因为“天命”来自“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类），天命不常来自民心无常，“天命”要从民情中去寻找；统治者应当“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也就是说，不能把水当镜子，而应拿“民”（民心、民情之类）当镜子。这种观念对政治实践的要求就是要“敬天保民”。值得特别指出，这个观念虽然也很朴素、很不系统，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定位在“虚于天命、重在人事”的“人文而非神学”的路向上。也正是这个观念，被一些人看作中国政治有“民本思想”的证据（比如梁启超，他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还不惜篇幅，罗列了《书经》、《国语》、《左转》中与此有关的很多论述）

自此之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基本在此“两维框架”内展开：一维沿着“君主专制、君权至上”的思路，论证、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另一维则沿着“虚于天命、重在人事”的思路，提出并践行诸如重民、养民、保民之类的思想。

比如孔孟，他们虽然认同君主权威，但相对凸显了“重民”的观念，而且，孟子更甚于孔子，破天荒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相对而言，同为儒者的荀子却从“人性恶”、“化性起伪”的立论出发，侧重于为对君主权力作论证辩护。更为甚者，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韩非子则从崇尚武力和利益的非道德主义政治理念出发，极力主张实现君主绝对利益。到了秦代，李斯力主“别黑白而定一尊”，奉行文化专制，更把君主权威推行到极致，甚至很无耻地主张君主可以恣欲放纵。

片面强调君主专制很快带来了报应，这就是秦王朝的短命。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其统治之初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然而，当其统治稍加巩固之后，反李斯之意而用之，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方略。本为一种民间学说的“儒术”一旦被统治者提升到官方高度，便被用来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这一点，被董仲舒发挥到极致，其“大一统”、“天人合一”、“历史循环”的理论以及“三纲五常”之类的德治理念，基本奠定了直至明末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3）有必要特别提到黄宗羲。董仲舒之后的政治思想，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重民思想。比如：王符提出“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西晋鲍敬言的“无君论”指出“古代无君，胜于今世”；隋代王通提出“兴王道、正礼乐”，“爱民厚生”、“君臣守道”的主张；贞观集团深切认识到“民水君舟”、政在得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道理并付诸实践，开创了一代盛世；柳宗元认识到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根源在于专制君主；二程的“仁政王道”，朱熹的“为政以德”，张居正的“天之立君以为民”等等。但所有这些论述，都没有摆脱“君为主”的框架。黄宗羲却把儒家的重民发展到极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由此出发，他认为人君应为“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天下治乱的标准，“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个思想达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也几乎达到了近代民主的高度。只可惜，它终也未能占据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了。

（三）民者，被统治之庶人、老百姓也；本者，根本、根基、重点、中心也。由此，民本就是把老百姓当作国家的根本、根基、重点和中心。然而，直至黄宗羲之前，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君主始终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君主利益是统治的根本目标所在。历来的统治者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关注老百姓的利益，之所以提出民为贵、民惟邦本之类的观念，全是因为：如果不照顾人民的利益，就会影响到统治的持续，损失君主的利益。换个角度说，如果不关注民众利益而可以维护君主利益的话，那么，那些高贵的君主完全可以弃人民于不顾、视人民如草芥。我们还看到，各类被看作民本主义的重民观念，在很多场合都被当作开导、劝导统治者的说辞：当某个统治者的行为伤害民众利益的时候，便会有辅佐大臣对他说，民为邦本啊，如果不顺从民意，要灭亡的啊。比如，孟子算是比较重民的一个，但透过他的理论逻辑照样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重民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统治的目的。他固然要求统治者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成王”的需要。

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重民”思想，远未达到“民本”的高度，又何来“民本主义”呢？西方民主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从公民个人那里转让出来的。只要拿它同我们的“重民”观念稍加比较，就会立即觉察出其间的本质差异。

（四）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儒家占据主流，他们是主张德治的，他们对君王和各级官吏提出的要求，更多属于道义上的要求，缺乏足够的强制力。

从理论逻辑上看，最有可能对君王和各级官吏提出强制要求的，应该是法家者流。然而，相对于儒家而言，我们的法家却是更加坚决地鼓吹和捍卫封建专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法治”主张基本上是围绕着君主利益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家比儒家还要反动，民本思想更加不可能从法家的理论框架里滋长出来。

就算是儒家比较“重民”，或曰更有“民本色彩”，那么，从理论的逻辑上看，他们的治政思路会造就怎样的政治现实呢？有三种情况。

1）既然君主利益是目的，“重民”不过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对君主来讲，它完全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重民”之外的其他手段，诸如愚民、暴政之类。

2）对君主而言，其利益既有满足自身一时欲望的当前利益，也有永葆江山万年的长远利益；还必须注意到，人民利益对它的伤害者总有着很强的“宽容”，不会马上施以“报复”。如此一来，重民与否所关联的，更多是专制君主的长远利益而非其当前利益。这样，如果某些君主只关心眼前利益，只追求一时之娱，他们就完全可以把“重民”抛到脑后，非但不去重民，反而大行其害民之策。一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政治制度便拿他们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为甚者，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是司空见惯的。

3）办法还是有的，而且还是儒家在理论上发现并予以阐发的，这就是汤武式的革命。从理论逻辑上看，我们的政治思想在肯定君主专制的同时，对君主也提出了“重民”的道德要求。如果君主遵循这个要求自然最好，如果不遵循呢？对统治的“中间过程”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要么“死谏”，要么“卷而怀之”，退隐了事），但在最终结局上还是有办法的——革命：既然你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那么，革你的命，就是 “顺乎天而应乎民”的，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的政治现实基本逃脱不了上面列举的三种逻辑。固然，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盛世，然而：第一，我们的百姓永远都是“草民”，所谓的盛世，也是拿人民当“草民”而取得的；第二，这些个“盛世”往往出现在某个新朝代诞生之初，要以灾难深重的社会动乱为代价；第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盛世”寥寥无几，珍贵得很，少见得很；第四，每个朝代的“中间过程”腐朽不断，病态连绵；第五，因为不能遏制中间过程的腐朽，便只有等待腐朽达到足够程度后的改天换地，从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兴旺周期律”。

（五）我们坚信，历史是由人的能动实践（劳动）创造的，而人民又是这个活动的主体，因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然而，数千年间的中国历史似乎总是在戏弄、要么是蹂躏这个创造者：在需要它的时候便把它摆在前头，不需要的时候便把它仍在脑后。

比如，汤武革命的时候，曾经遇到个难题。当时的夏桀尽管混蛋之极，可他却是“天子”，反他就是“反天”。怎样才能既可唤起民众把夏桀轰下台、又不致违背祖宗遗训呢？这时候，“人民”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汤武继承前贤发明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获罪于民必获罪于天。如此一来，汤武革命变成“顺乎天而应乎民”的了，自然就合情合理合法。这个时候，人民实在是个“宝”。

可是，当着商汤家族凭借人民之力取代了夏桀的位置之后，人民就逐渐地被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抛到了一边，而且，一代比一代抛得远；终于，建朝六百多年之后，在商纣那里发展到极致，重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夏桀”。这个时候，人民被他当作一把“草”。

于是乎，这第二个夏桀被另个“汤武”——“周武”取代，而赖以支撑周武革命的“理论基础”，与“汤武”的那个竟也如此惊人地相似。

自此之后，直至当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中国历史始终没能跳出这样的怪圈：革命的时候人民是个“宝”，革命之后的人民却逐渐地变成“草”；而一旦人民真正变成“草”的时候，便又突然地再次成为“宝”——新的革命者要想取代旧有统治者，必须这样做。

其结果：“顺乎天而应乎民”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而“革命”成功后的统治者则把那些送他们上天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残酷地抛到九霄云外。

辩证的逻辑告诉我们，这个循环往复的每个阶段，相对于其前一个阶段，总该进到更高些的地步。可在中国历史上，从汤武一直到蒋介石，洋洋乎三千五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竟然没有看到这种循环有什么实质的进步！

其间的原因到底何在？有了前面的那些分析，这种循环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根本原因即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极度匮乏“民本”理念。

它貌似民本，其实最不“民本”；它貌似“君末”，其实最不“君末”！

《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可见，至少远在夏禹时代国人即知此理。忽忽四千年逝去，试问：民本在哪里？

（六）晚清以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当着泱泱大国遭到西方列强无情打击的时候，志士仁人先是反抗；反抗失败后，出现了两种努力。

一种是图变革：认识到要以夷为师，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什么才是人家的“长技”呢？先是坚持“中体西用”，认为不用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只要学到西方的武力、科技、教育之类就可以了（比如李鸿章之流洋务派）。后来，洋务运动的破产使人们认识到，变有四种，曰“变器”（购置船械之类）“变事”（设邮政开矿务之类）、“变政”（改官制变选举之类）和“变法”（改定国宪之类），前两者属于小变，加上后两者方为“大变”。要谋求中国富强：不变肯定不行，小变同样不够，须有个根本的改变，全面的改变。这就是康、梁之流维新派的主要认识。

另种是做批判，并最终发展到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早在清初，唐甄就发出自秦以来“帝王皆贼” “乱天下者惟君” 的呐喊，但对君主专制较为系统的批判应当始于黄宗羲特别是顾炎武。顾氏认识到，君民贵贱平等，君乃为民而立；然君主独裁导致“一人治国”，一人不可能有这个本事，则“权移于法”；然法令虽可约束奸人，却也使贤臣无所作为；君主对百官不信，使官吏不求有为、但求无过，不肯为其民行一日之利，民之疾苦不得闻于上。龚自珍更对封建帝王之绝对权威进行了犀利批判。他指出，皇权独揽控制一切，为达其“私天下”之目的，不惜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官僚士大夫皆成帝王犬马仆妾，政治上碌碌无为，唯唯诺诺，仰帝王鼻息，不仅绝少建树，且形成一种寡廉鲜耻、阿谀奉承之风。之后，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人们终于认识到，对封建专制，仅仅批判是不够的，欲富强中国，惟有彻底推翻它。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由此而爆发。

概而言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政治变革，大致没有超过这两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无论是图变革还是做批判，人们付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巨，流出的鲜血不可谓不多，然而，收获的效果却又是那么地不尽如人意。辛亥革命好不容易胜利，却滋长出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新的专制制度，便是明证。

问题在哪里呢？

郭嵩焘，这位被人们普遍看作洋务派、终身郁郁不得志的郭嵩焘，他对改革旧文化的重要性及其艰难程度之认识，不能不令我们叹服。

（七）数千年的政治现实和政治思想，使得下述观念深深地植根在国人内心深处，从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让国人习以为常，认其为理所当然，从而为政治制度的改革准备了强大的“国情阻力”。 要而言之，集中表现为“君权至上、民权荒芜、草民丛生、政治功利”。

1、君主及其统辖的统治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控制公民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

2、民众不拥有（或不应拥有）具备强制特征的权力，如果说有，也只出现在社会革命时期。

3、民众心中强烈存在着一种可称作“草民心态”的观念，其突出表现是：克己忍让，依赖服从，等级尊卑，平均求同，轻法治重人治。

4、此种存在，造就了中国社会浓厚的官本位传统，铸就了国人强烈的政治功利意识。

对上述“国情阻力”，任何一个试图寻求改革政治的人，都不应该忽视。

这是多么深刻的论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