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缺憾和误区

刘可非

（2005年6月11日）

题记：“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摘自《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四卷，第1480页）

一、写在前头的话

（一）这些年来，围绕毛泽东，我曾写过十多篇文章[1]，十多万字。如此钟情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造就的最伟大英雄，为民族发展和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因此成为我（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人）惟一崇拜的对象；二是我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同毛泽东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探索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对毛泽东的探索，反过来，对毛泽东的探索又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探索。

（二）围绕对毛泽东的态度，盖而言之，有三大典型阵营。

第一种可称作极端仇视阵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分子们，也不知道支撑他们这种态度的基础是什么，只是知道他们对毛泽东持有一种莫名的仇视，甚至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现在看来，这种人应当只是一小撮。

第二种可称作极端拥护阵营，他们的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字典里容不得任何“错误”、“失误”，甚至连“不足”、“缺点”之类的字眼也找不到。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人，也大致能够理解支撑他们这种态度的基础。现在看来，这种人同样只是少数。

第三种不妨称作理性拥护阵营。这个人群，崇尚乃至崇拜毛泽东，坚持并捍卫毛泽东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歌颂讴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同时也不会因为对毛泽东的崇拜而一味对他歌功护短。他们承认，毛泽东固然伟大英明，但也会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存在缺点错误。只有客观理性地承认、尊重并剖析毛泽东可能存在的缺点错误，才能真正地捍卫毛泽东以及他老人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在看来，这种人应当占据多数。

（三）对于以上三种人群，我个人的态度是：

对第一种人，如果他们不改变，那么，我也只能“以直报怨”，回报以“仇视”；甚至，回报以还比不上仇视的那种“不屑一顾”、“懒得搭理”。

对第二种人，如果他们不改变，那么，我只能报以“遗憾”，在尊重他们的同时，也不得不持有一种“无奈”的“可怜”之情。因为，如果对毛泽东持这种“捍卫”，那是不可能达到“捍卫”之目标的，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我自己是完全认同第三种态度的。而且我还以为，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对毛泽东的正确态度，也应作为对其他人的正确态度；不仅仅是对人的正确态度，也应作为对事的正确态度。只不过我深知：只要是由此人去分析他人、他事，总难完全彻底地做到理性客观，因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出发，研究者必然会受到占有材料、学识水平、价值取向乃至立场观点等个人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但是，“你想不想去理性分析”和“你能不能做到理性分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主观上要做到“想去理性分析”，应当是对一个研究者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以为，只有满足了这个最起码的要求，研究者之间才具备相互探讨和交流的基础。

（四）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讴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而是试图冷静地分析、反思他老人家存在的缺憾和误区，并通过这种分析来更加深入地理解未来中国的发展问题。既然如此，这里的表达就是直言不讳、“不为尊者讳”的。

对此：

第一种人勿需幸灾乐祸，因为，冷静地分析反思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同你们那种恶意地、站在反动立场上所表现出的对毛泽东的诬蔑谩骂，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完全对立的。

第二种人也不要暴跳如雷。我相信，甚至可以肯定：1）在你们这个阵营里，总会有人暴跳如雷。只可惜，这种暴跳如雷是愚蠢的，是完全背离了你们所捍卫的那个神圣的。2）总会有人站出来大吼一声：你有什么资格去大言不惭地说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只可惜，若从“资格”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拥有这种资格，去说另外任何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哪怕这个人像老天爷那样威力无边、神明无限。至于说的对错与否，则是另外一码事，是可以探讨的。

所以，对第二种人，这里要奉劝你们几句：不要那样武断、那样主观、那样跋扈。毛泽东之误，乃君子之过，人皆见之。文过饰非、诿过及人，是不对的，是愚蠢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之基本精髓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既然你们拥护捍卫毛泽东，就应该坚信，毛泽东自己说的那句话绝对是真理：“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二、关于毛泽东的缺憾

在这里，我所理解的“缺憾”，其实是一种“历史局限性”。在茫茫的人群里，也许只有足够伟大的英雄才有资格具备这种“历史局限性”，而这样的人并不多。毛泽东，绝对具备这种资格。

我以为，毛泽东身上最主要的缺憾是“专权”。

（一）先说其表现

纵观毛泽东一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他那里存在一个矛盾或曰“悖论”。

一方面，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路线当作“三大法宝”之一。在那个广为人知的同黄炎培关于“兴旺周期率”的对话中，他曾踌躇满志地认为，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克服兴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虚伪性，试图构建超越它们的、让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大力号召并真诚地渴望人民要有“主人翁”意识；他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弊端，也同样依靠“大民主”这个法宝，不惜动员人民起来打烂他自己缔造的国家机器。这类事例，不可胜举，足以昭示他是真诚渴望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幸福的。

然而，问题的另个方面同样铁一样地存在。民主的本质要求，就是给人民以足够的自由，让人民来决定更多的事情，如此一来，统治集团及其首脑所掌控的权力必须受到抑制、必须要让渡出应该由人民来掌控的那一部分。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制度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体系里，政治体系的权力又高度集中党政系统中，而党政系统的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甚至达到了他一个人可以左右社会运作、国家命运的程度，更不用说其中的某一阶层、某个个体了。用他自嘲的一句话说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民的手中好像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以造反哩，可以打倒好多个当权者哩），可实际上呢，这种“权力”必须要符合他的意愿、按照他的要求才能行使。如此一来，便很有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了！我们完全认同毛泽东是真真正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此，所谓的“毛泽东的意愿”肯定是他所认定的（他以为的）那些有益于人民的意愿。可是，姑且不论这种主观上的意愿是否每一次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否真正能够取得有益于人民的客观效果，就算是，那么，这种政治权力格局也不是良性的。因为，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紧紧地挂靠在一个人身上。而这，恰恰是同民主背道而驰的，反而充斥着浓烈的封建专制的味道。

（二）再论其不良后果

对于“独裁”，毛泽东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迄今为止我都认为他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他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需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那么，人民又是什么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而在于在实践中怎样兑现这种理论认识。实际上，按照这种“人民独裁”的构想实行下来，的确，反动派是被压迫了，可“人民”呢？人民的自由及其应有的权力，同样也受到相应的伤害。试看：

1）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的确扬眉吐气，政治地位甚高，历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甚至官僚阶层都受到极大抑制，但经济上就不行了，尤以农民阶级为甚；

2）人民的自由权力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可以“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另方面却同样“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甚至连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3）国家命运和社会政治生活几乎完全被极少数人以及他们的理念所左右，一旦这种理念出现偏差，就会带来整个社会运行的偏差（这个问题，将在后面专论）。

4）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本来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大好时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强化的集权制度，却给以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无形中设置了很大障碍。

（三）初探其成因

毛泽东，如此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此一个渴望通过民主、通过“人民监督政府、人民起来负责”来摆脱兴旺周期律的人，如此一个掌握当代最先进思想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明显的“专权”缺憾呢？依照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这个原因，只能从时代赋予给他的“历史局限性”之中去寻找。要而言之，有这样三个方面：

1）我国的专制传统：自从我国步入文明时代起，我们的社会制度就一直充斥着浓烈的集权专制特征；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郡县制取代了周代分封制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后，集权专制的特征更是发展到极致。这种传统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直至当代以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此种传统，不但造就了与它遥相呼应的等级与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忠君”观念，而且造就了“三纲五常”的理念和充斥在家庭、教育、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的、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专权思想。任何民族、任何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不可能截然告别它的历史。毛泽东同样如此。

2）毛泽东身处的社会环境。毛泽东生长在一个家长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典型的农民家庭之中，这种家庭，一方面造就了他反抗专制父亲的造反精神，同时也必会潜移默化地赋予他专权意识；毛泽东接受的教育（特别是早期）多属传统文化范畴，难免受到这个文化里专权特征的侵袭；毛泽东同时代的战友、同志，无一例外地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批“中国人”，让他们接受并践行现代民主理念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让他们接受并践行集权专权的理念却恰恰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任何个人特质的养成，不可能决然脱离开他所身处的环境。毛泽东同样如此。

3）毛泽东的奋斗历程。毛泽东成长在社会动乱的年代，其奋斗历程中充斥着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平心而论，相对于和平建设时期来讲，在激烈抗争的岁月里，更加需要的不是和声细语、温文尔雅、争争吵吵、不乏扯皮的“民主”，而是最有利于达成胜利的那种“专权”。毛泽东常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很是耐人寻味，其中肯定包含着他深刻地体会。比如，井冈山的“八月失败”，红四军“七大”，以及在他没有树立起足够权威之前、我党面临较大决策的不少场合，几乎全部地因为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通过，导致错误意见占上风，带来革命的挫折乃至失败。此种历程，必也会对毛泽东的“专权”负有责任。

上述原因中，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历史施加在毛泽东个人及其群体身上造就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很难为同时代的人所深切地体悟到。毛泽东的一席话可以佐证这一点：“犯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

（四）毛泽东之“专权”的性质

常有一些人士，因为毛泽东之专权，便诬蔑其为“暴君”之类。此类人等，依我看来，要么是浅薄之辈，只看问题之表面，不究问题之本质；要么是反动之徒，站在背叛正义、背叛人民的立场上，对毛泽东施以恶毒攻击。

实际上，世间的是是非非往往很难说清楚，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甚至，就算你这样去做了，都很难讲清楚。“专权”和“民主”之类就是如此。

人类只要是结成群体、构成有机组织，必然产生公共权力，必然需要一部分人掌控、行使这种权力。掌控的方式，极而言之不外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专权”（集权），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按照某种规则（这个规则既可以是掌权者少数或个人定制的规则，也可以是通过某种程序确立的、体现民意的规则）去行使；另种就是所谓的“民主”，由人数较多却依然是少数的人，按照通过法定程序确立的、体现民意的规则去行使。

迄今的人类政治史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制度总要比专权制度好；第二，现实中的制度，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权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即，都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也许，这种理想制度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单论专权制度，它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状态。第一种不妨称之为“恶性专权”：专权者谋其私欲、无其能力，无德无才；第二种不妨称之为“良性专权”：专权者谋求公益、有其能力，德才兼备；而现实中的专权制度，往往介乎两种状态之间。

恶性专权无一是处，此处不论，只论良性专权。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考察，那么，毛泽东的专权无疑是“良性专权”，而且，几乎是迄今所有专权制度里最为良性的，因为：从德的角度看，毛泽东是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是最不谋求个人、家庭、亲友等私人利益的，这有足够的事实为证；从才的角度看，也很难找到别的什么人能出其右，这同样有足够的事实为证。由此可见：此种毛泽东，此种毛泽东的“专权”，同人类历史上的那些暴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恶性专权”制度，又怎能同日而语呢？

只可惜，以毛泽东之德才，同样难以满足专权制度对专权者的要求，至少，他的才能不足以保证他能始终做出正确的决策。实际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专权者具备这样高级的德才，用以承担专权制度赋予专权者个人的、那样巨大而又沉重的责任；甚至，这种要求是人类所不能企及的。正因如此，才有了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理由：当代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不过是为了规避专权制度的上述缺憾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因为，迄今人类仍未设计出“上策”，或者说，人类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兑现过“上策”）。

三、关于毛泽东的误区

（一）关于“误区”

在这里，我所理解的毛泽东的“误区”，特指那种影响全局的重大失误，不是那些小错误。对这些小错误，即使那些极端拥护派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为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比如，他在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指出：“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此类小错误，是局部性的，无关大局，不会影响最终的胜利，不在此处讨论之列。此其一。

其二，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误区”，其实是一种“目标与手段”、“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背离，而且，这种背离也许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也许有人要讽刺了：你真有本事，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却被你认识到了。这里，我劝你先不要讽刺，看完之后再作讽刺也不迟嘛！

我以为，毛泽东身上最主要的误区是“求美”。所谓“求美”，具体到毛泽东身上的表现就是：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来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客观条件的潜能。

（二）求美的一般表现

实事求是的新内涵是毛泽东率先阐发并身体力行的。然而，纵观毛泽东一生，与其说他是“实事求是”者，不如说他是“实事求美”者；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是之实”者，不如说是“是之美”者，而且，这种表现越往后越强烈。战争年代就有表现，解放战争期间客观条件尚未完备就强力发动的“三大战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路具体表现为：十分注重追求社会主义的完美纯洁、坚决不能容忍任何社会丑恶现象，通过人为的努力，寻求建立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达成多快好省的发展成果。

应当说，这种“求美”思路有其足够的存在理由，因为：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主体能动发挥程度的不同肯定会造就迥然不同的结局。结局的一端可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结局的另一端就会是“两弹一星”、长征大寨，而所谓的“人间奇迹”也正是因此而来的。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分寸”问题：客观条件毕竟是现实地摆在那里的，它所拥有的潜能也是客观地被决定了的；人的能动可以把这种潜能发挥到极致、甚至挖掘出它新的潜能，但总会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如果不顾这些制约，盲目地相信能动，就可能适得其反。让我们来看。

（三）求美引发“拉动”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2]，在同等社会基础条件上，通过建构适当的社会运作机制及其合理运作，可以激发出能量更大、层次更高的能动，且此种能动被得以有效组织，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们把此种现象称作“拉动”。从理论逻辑上看，相对于那种社会运作机制与社会基础条件相互匹配的正常社会而言，社会运作机制相对超越于社会基础条件的“超前社会”更有利于造就拉动效应。

按此思路来考察便可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拉动论者”：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社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制度的“拉动”作用，尽快发展社会经济，尽快创造出能够使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适时过渡到社会主义，并通过这种制度实现国家的腾飞，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正是毛泽东以及他那一代革命前辈们的愿望和期望。只不过，相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而言，毛泽东的“拉动”倾向更加强烈一些。

（四）“拉动”的隐患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任何一个按照“拉动”思路构建的“超前社会”里，其要素设置和具体运作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掌握好超前尺度”这样一个很重大且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掌握好这个尺度，既能兼顾社会要素的协调要求，又能发挥其拉动功能，社会必将加速发展；反过来，如果漠视决定律的客观存在及其必然作用，致使要素失衡逾越极限，那么，非但不能体现拉动，反而会走向变异。

可以说，直至八大以前，毛泽东都绝妙地把握了恰当的“超前”分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每每成功。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产生“拉动”功能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来自“革命的能动”、“瞬间的狂热”和“历史的惯性”[3]；其次，当时的毛泽东头脑是清醒和冷静的，他并不是不顾客观条件，只是寻求通过发挥成员能动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客观条件的潜能。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逐步进入和平时期的正常发展阶段，社会成员的“革命能动”和“瞬间的狂热”总会冷却下来，成员精神素质的暂时性高涨总会逐步靠近或回落到与社会其他要素相适应的正常水准上。这是不依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主观意志虽然可以影响这种回落的速度和程度，但绝对左右不了这种回落的趋势）。由此，那种有助于发挥“拉动”功能的社会基础条件将逐渐削弱，它要求“拉动论者”必须适当削弱其“超前、拉动”的倾向，更加重视社会基础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特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拉动论者”的理论和实践总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种连续的成功面前，由于对“超前”社会的理论困难和潜在隐患认识不足，他们就很有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甚至放弃或忽视那些曾经一度防止其失误的正确原则

从理论逻辑上讲，这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完全有可能使“拉动论者”从真理走向谬误，用良好的愿望换来失败的苦果。可叹的是，毛泽东却恰恰用其理论和实践、用惨痛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试看：

（五）“拉动”的变异及其内在逻辑

我们以为，毛泽东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制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平等、清正、纯洁、完美。经济领域主要是平等，政治领域主要是清正，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纯洁，最终达成完美制度。为实现经济平等，就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实现政治清正，必然要求全体执政者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思想；为实现文化纯洁，就要同各种腐朽没落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社会统一且强力的信仰。

1）第一个敌人

从理论的逻辑上看，要想维持这种制度的健康运作，必须有赖一个根本前提：人人大公无私。惟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成员拥有足够高涨的建设热情，才能保证各级官员不会蜕化变质，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深入人心。然而， “私心”却是人的本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应然表现。如此一来，毛泽东面前便有了必须要战胜的第一个强大敌人——私。

通过对斗私的考察我们曾经得出过一种认识：毛泽东的一生，“成也斗私，败也斗私”[4]。所谓“成也斗私”，是指战争年代和建设初期，毛泽东通过全方位配套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历史机遇的帮助，使他在“斗私”方面一度取得了辉煌战果，从而使得成员能动得到极大程度地激发，并因此创造了很多人间奇迹和辉煌。所谓“败也斗私”是指，随历史逐步走向正常发展阶段（和平建设时期），“与私奋斗”已经演化成“与历史必然性奋斗”了，因为源自人性的那个“私”字，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很有点客观必然、“天要下雨”的那种味道，并不是单凭主观愿望、能动努力和诗的想象就能逾越的。所以，尽管毛泽东呕心沥血且身体力行，尽管采取了文革那样的激烈方式，尽管我们为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而不懈努力，但终未如愿，反而引发了足够强烈地副作用。因此我们曾感慨：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曾数度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多少强大的敌人，然而，一向是胜者、强者的毛泽东，在“私”字这个敌人面前却成了败者、弱者。

2）第二个敌人

一旦“斗私”未果，一连串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官员蜕变这个令毛泽东最为深恶痛绝、最为担心、经常使他睡不着觉的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一点事也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可是，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如此一来，毛泽东面前便有了必须要战胜的第二个强大敌人——修[5]。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确保官员不退化、政治不变修呢？如果承认“私”字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就应当认识到，依靠处在执政地位的官员的自觉，来保证他们永远做出符合共产党宗旨要求的“公仆”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官员掌权的时间越长、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大、对这些权力的约束越不规范，就越是如此。由此出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彻底甩开“依靠官员自觉”的思路，转为在体制设置的改革方面下功夫。然而，“求美”的毛泽东没有也不会这样做，他的解决思路是：要么通过思想改造来提升官员的政治觉悟以求其“自觉”；要么采取“人为”的强制措施，依靠专政力量、发动人民群众来打击腐化官员。可结局会怎样呢？毛泽东自己的感慨足以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6]

3）第三个敌人

斗私未果，批修不力，第三个敌人便应运而生了——复辟。

防范“复辟”在毛泽东心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个“复辟”的内涵主要包括：公有制蜕变为私有制，计划经济蜕变为市场经济，集体规模经营蜕变为个体分散经营；党员干部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蜕变为谋求自身私利，由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以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内容为标志的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蜕变为以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崇洋媚外、贪图享乐等内容为标志的消极颓废、陈腐没落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蜕变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

只要略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便会知道，毛泽东防范复辟的努力不可谓不执著，不可谓不严厉，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时至今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时候，唯有中国一支独秀、依然坚定地走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承认，这与毛泽东当年的努力有关。然而，毛泽东远未达到他的期望目标，比如，自留地这条 “资本主义尾巴”终也未能割掉，“公仆”特征终也未能深深固化在党员干部的内心深处，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依然没有连根拔净……在当时，它们之所以没有长出来，不过是因为“野火太盛”的缘故罢了；只要稍有松懈、稍不留意，它们必会“春风吹又生”。

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也许在于：相对于他那个“理想”模式而来的“复辟”力量，恰恰是既定历史条件所必然诞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一个被压迫的弹簧所内蕴的那种弹力一样，只要外部压力稍有松懈它就会反弹；就像一个被人高高举过头顶的巨石所内蕴的那种落力一样，只要挺举之力稍有松懈它就会下落。

毛泽东经常说起列宁的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其实，严重的问题何止教育农民这一个！按照他的那个“理想”标准，教育任何一类人都是要花费很大力气的。

（六）总括

求得中国尽快富强、人民尽快幸福，是毛泽东一直渴望达成的目标；为此而采取的手段，是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进而，为了保持这个作为手段的制度的健康运行，又进一步地采取了其他手段，主要包括斗私批修防复辟，以及作为其集中体现的文化大革命。然而，严酷的事实不但告诉了毛泽东，也告诉了我们：目标固然美好，手段却与它背离；动机固然纯正，效果却难如人意。

一言蔽之：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失望。

正是基于此种理解，所以我们才认为：“求美”，是毛泽东的最主要误区！

毛泽东之“求美”、“拉动”，本也无可厚非，甚至有其足够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关键看其求美之分寸。一旦越此分寸、过于求美，那么，斗私批修防复辟，这三大任务必会摆在他的面前；而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要想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项任务都是十分困难的；完成不了这些任务的后果，必然是社会运行的变异，目标与手段、动机与效果之间的背离。

努力，不得，再努力，还不得，不得已而采取文革那样的激烈措施，撞了墙、碰了壁，碰得头破血流，终也未能达成他心目中的完美制度。抱憾而去，岂不悲夫？

毛泽东之所以晚年老是流泪，也许同这种情怀不无关联……

实际上，我们的世界，无论在哪一种历史条件下，都不可能变得那样完美，都会拥有同这种历史条件相匹配的“丑陋”。

有什么办法？

人类就是这个样子，永远有丑陋；

人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永远不完美。

没有什么可悲的，这是现实，这是规律。

只要能够让这个世界尽量少些丑陋，就足慰生平了！

四、结论

不要专权，而要分权给人民！

不要“实是求美”，而要“实事求是”！

这，也许是由毛泽东的缺憾和误区而来的、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另外一笔财富。

当铭记之。

附记：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传统端午节，相传是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屈原也是我所敬仰的英雄之一。今日完成此文，也算做对这位悲剧英雄的纪念吧……刘可非，2005年6月11日

[注释]

[1]主要文章有：《就“为毛泽东辩护”答诸位》、《不为毛泽东辩护》、“反思毛泽东”系列8篇，《感读〈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等，《激情如火》网站有发布。

[2]参见《走向小康——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第一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3]、[4]参见“反思毛泽东之2——人生的意义”。

[5]在毛泽东那里，“修”之一字，当然不止包括官员蜕变，但可以肯定，这个问题是毛泽东试图通过反修防修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6]据王力回忆，毛泽东曾多次讲：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放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5-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