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居安思危

刘可非

（2005年8月26日）

一、宝贵遗产及其剖析

（一）悠长而又深厚的华夏文化，留给了我们很多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智慧，它们往往用简洁的文字表达着深刻的内涵，用谆谆的教导揭示着后人必须要遵循的铁的定律。其中，“居安思危”堪称其中之典范。

据《左传》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晋国大臣魏绛便提出为政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见《左传》襄公十一年，大约公元前562年）。后来的圣哲对此又从多个角度予以阐发，诸如“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等等。这些说法，虽然其表达、角度各有不同，但内蕴的精神，依然不过“居安思危”这四个字而已。

（二）莫要小看这四个字！因为它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深刻的思想理念，因为所揭示的是为古今中外数千年人类发展史所证实的铁的定律。

（三）细而究之，它至少内蕴着以下几种理念：

首先，危机和危难往往就蕴藏在太平盛世、安定祥和之中。

其次，危机和危难的爆发，肯定有其最初的细微诱因和苗头。

第三，危机危难的消弭，越早越主动；否则，若待到它们全面猛烈地爆发出来，风气养成，那就虽有大力，不可扭转了。这就是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

第四，难能可贵的是，要在太平盛世、安定祥和的时候，真正用心去洞察并预见那些危机危难的诱因和苗头。本来，这些诱因和苗头就是很难被发现的，特别是当它们正处在细微的时候。这就是说，就算你真正用心了，都很难发现它们；更何况，如果你不去用心，那就一切免谈了。

第五，一旦发现这些诱因和苗头，就要痛下决心去根治和防范。所谓痛下决心是指，根治那些诱因和苗头，会遇到很多阻力，如不痛下决心，那就很难达到“根治”之目的；而一旦根治不得，危机和危难就必会扩展蔓延，由此必会进一步加大治理难度，发展到极致便只有灭亡一途了。

（四）进而论之，根治诱因和苗头的阻力，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自那些平庸愚昧者。因为他们的平庸和愚昧，结果，在他们看来，关注那些细微的诱因和苗头，以及为了根治它们而做出的努力甚至是大动干戈的努力，不过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如此一来，他们必会不警醒，不重视，不努力，甚至消极地对待、乃至“积极”地抗拒那些“根治的努力”。第二方面，来自那些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在既定状态下拥有着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那些根治诱因和苗头的努力，又往往会破坏、损失他们的这些利益，如此一来，即便他们有可能不去阻碍那些对诱因和苗头的关注，但肯定会阻碍那些会伤害他们利益的“根治的努力”。

如果说第一种原因属于愚蠢之列，那么，第二种原因则属于邪恶之类，要比前一个更加可恨，更加可怕。

（五）待一会儿再说吧！

说到这里，想起了小时候看到过的一篇课文。因为已经过去好多年，原文记不清了，题目好像叫做“待一会儿再说吧”。大概情节是，有一平庸懒惰之人，推着一辆装满碗碟的车子赶路。碗碟开始歪斜了，路人提醒他，他说：“待一会儿再说吧”；碗碟继续歪斜，再有路人提醒，此人看后又说，“待一会儿再说吧”；碗碟歪斜更甚，又有路人提醒，此人审视之后，依旧答曰，“待一会儿再说吧”……最后，碗碟终于歪斜到足够的程度，只听“哗啦”一声响，碗碟终于全部倾覆、摔碎于道路……当然，此人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说“待一会儿再说”了。

如用前面的视角来考察这个故事，竟然发现它意味隽永的很呢！1）“居安思危”的工作已经有路人替他做了；2）因为他的愚昧，始终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程度，当然也就不会采取措施；3）因为他不愿意破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里，“既得利益”转换了它的形态：需要这个人把车子停下来，把碗碟摆正、加固好，而这些，是需要他多付出一些劳动的），他就更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结果……

（六）前面，我们简要剖析了“居安思危”内蕴的理念。接下来，再来分析它所揭示的规律，而且为什么这个规律还是铁的定律。

“居安思危”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规律：居安思危则兴则存，不居安思危则衰则亡！而且，这个规律还是放之古今中外、四海之内、大到人类、小到个人而皆准的“铁的定律”。

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道理已经隐含在前面对理念的分析之中了。这里不妨再梳理一下。1）任何事物的任何状态中，都会包含着与这个状态相背离的因子。如果这个状态是“安”，那么，这个因子就是“危”；反之亦然。以下专论与“安”相对应的“危”。2）“危”之存在，并不依赖于你否发现和是否意识到它而改变，因为它是必然存在的。3）如果你能够尽早发现它并尽早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它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不会对“安”构成大的威胁。4）如果你未能那样去做，那么，“危”就会步入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危机的扩大，抑制危机变得越来越困难，危机因此而进一步加剧。5）如果你未能有效地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发展下去的必然结局就是：危机成为风气、成为大势，终至不可扭转、不可逆转，终至此种状态被另一种全新状态所否定。

值得指出，彻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必然的，表现为质变式发展的“一种状态被另一种状态所否定”也是必然的。由此出发，在任何一种状态里，无论我们怎样地“居安思危”，终将难以避免危机的大爆发，终至那个老旧状态被否定。然而，此种发展观与“居安思危”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由“居安思危”而来的危机的发现和被解决，本身就是一种对原有状态的否定；另一方面，“居安思危”本身可以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事物沿着辩证法所揭示的发展轨道去发展。

如果说一种状态发生的质变往往被理解为否定抑或破坏，那么，辩证法告诉我们：相对于下一个全新的状态，这种否定本身就是肯定，这种破坏本身就是建设；如果说一种状态在质变之前的那些量变往往被理解为肯定抑或发展，那么，辩证法告诉我们：相对于这个状态里被改变的那些部分，这种肯定本身就是否定，这种发展本身就是破坏；如果说肯定和否定揭示的是状态之间的“质变”，那么，“居安思危”则教给了我们在“质变”发生之前来促进渐进发展的方法。

也许有人发问了：辛辛苦苦维持某种状态在前，“辩证法”又否定这种状态在后，如此一来，“居安思危”这种煞费苦心地“维持”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要反过来问你：吃饭于前，拉屎于后；睡觉于前，起床于后；治病于前，死亡于后。难道吃饭、睡觉、治病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尽管彻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状态总会被一种全新的状态所否定，但是，如果有谁因此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居安思危”，而应当在这种状态里“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那就成了天下第一号傻蛋了。

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大量事例，无不印证了那个“铁的定律”。比如：唐宗世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励精图治，终就一代盛世；清末慈禧夜郎自大，不思危殆，不求变革，终致国辱家亡。李自成尚未“居安”即不思“危殆”，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毛泽东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及时提出“两个务必”，终为新中国的稳固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而其遵循的逻辑恰恰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铁的定律”。

“居安思危则兴则存，不居安思危则衰则亡”，如此一个铁的定律，难道不足以表明居安思危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吗？

二、居安思危何其难也！

（七）前面说了那么多，除去那部分关于“状态”之类的论述，全是些非常浅显的道理；就算是那个“状态论”，也不过是笔者为了故弄玄虚、非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抽象做作”之论，如若去除掉那层“做作”的面纱，道理依然简单的很，完全可以用那个“待一会儿再说吧”来解释。

如此一个浅显的道理，而且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的灌输熏陶，想来，就算外国人不知道，那么，作为中国人应该是知道的，而且，其一，肯定有大多数人知道；其二，肯定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其三，身为执政者，应该更加清楚深刻地知道[1]。

（八）通俗浅显的道理为人所共知，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看一看古往今来的历史却发现，真正践行这个道理的却不多，肯定只占据少数（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因为我不愿意浪费我的精力去做实证考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算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也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作个考察。更何况，考察出的结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在今后尽量地少犯这样的错误，更多地去践行居安思危。为此，这里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人性的本然表现，居安思危的种类，居安思危所提出的要求。

（九）关于人性的问题，过去我曾做过专门考察。主要结论是：人是一种能动的物质存在（能动之物）；能动，是人与生俱来且有明确目的导向的一种创造性精神。人性就是“求我幸福”。在任何一个孤立的个人那里，人性表现为“自在人性”——寻求每个人自己的物质与能动的双重实现，也即，寻求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具体的人那里，人性表现为“自为人性”——因为社会成员的交互作用，因为文化、道德、法律等众多因素的复杂影响，“求”的方式和“幸福”的内涵将呈现出万花筒般地不同。有人选择用“创造”去“求”，也有人选择用“攫取”去“求”；有人把自身的享乐当作“幸福”，也有人把他人、大众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在能够满足人性需要的各类资源没有足够丰富的前提下（这个前提迄今都没有具备），现实人所表现出的人性，在基本方向上往往是那个“自在人性”的本然要求，也即，他们总会寻求个体自身物质与能动的双重实现。此种要求体现在安危问题上就是：人们总是喜安厌危、居安乐安；加之在任何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安定总是当前显现的，而危机却是潜在于当下、爆发于未来的东西，所以，人们又总是“明于当前而喑于长远”。

说了那么多，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居安乐安”是人性的本然要求，而“居安思危”却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不施以人为的能动努力和外部教诲，人们往往不会去“居安思危”。不妨举些个例子：1）人们往往喜欢吃他认为好吃的东西，这是本性。2）生病之后去喝苦药汤，已经有些无奈和不得已，只是因为医生教诲他，现在不喝这苦的，以后就吃不了那甜的；不过，无论如何，苦药汤还是会喝的。3）假如此人尚未生病，却有医生告诉他以后会生病，并因此要他去喝苦药汤，那又如何呢？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不会去喝。再比如我，既抽烟又喝酒，医生告诫我这对身体不好，应当戒掉。可我呢，却总是以为：抽烟喝酒对我的身体还没有产生当下的严重伤害，而戒掉烟酒却有当下立即的苦恼。如此一来，又怎能戒掉呢？

（十）“三对状态”

现实中，安和危总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此一来，居安思危也就有了不同的种类。其典型状态可归结为三个对子。

首先，安定的时期有长短不同，由此，便有“久安思危”与“稍安思危”之分。一般而论，刚刚从危机过渡到安定状态的时候，人们往往比较警醒，对刚刚度过的危机记忆犹新，由此，“稍安思危”相对容易做到一些。像李自成那样的目光短浅狭隘之徒，毕竟只是少数。可是，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于长久的安定，享乐之心必会加强，奋发之志必会削弱，思危之情必会淡化，由此，“久安思危”就会难以做到。人类历史中之所以罕见永久强盛者，之所以总会出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事例，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其次，安定的程度有强弱不同，由此，便有“大安思危”与“小安思危”之别。在任何事物的任何一种状态里，安和危总是对立着的：如果安定因素多，危机因素必少；如果安定因素鲜明，危机因素必然隐晦。在昌盛繁荣、蒸蒸日上的“大安”状态里，危机因素少且隐，此时，人们往往不容易去思危，即便去思危也将难以洞察其危，即便洞察到了也不易下决心去克服和纠正；反过来，在安危因素相差无几的“小安”状态，情况就正好相反了。所以，相对于“小安思危”而言，“大安思危”更难做到。实际上，“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象，之所以不但表现在个体身上，而且还表现在国家和社会那里，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安定的范围有大小不同，由此，便有“全安思危”与“偏安思危”之别。在任何事物的任何一种状态里，无论是安定因素还是危机因素，其消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蔓延的过程。这个逐步蔓延的过程，便造就了安定和危机范围的不同。一种极端是全部处在安定状态，另一种极端是全部处在危机状态，大多情况则是部分范围安定、部分范围危机。类似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自然可以认为，相对于“偏安思危”而言，“全安思危”要来得困难一些。

上述分析告诉：“久安思危”难，“稍安思危”易；“大安思危”难，“小安思危”易；“全安思危”难，“偏安思危”易。可问题是，“居安思危”的精髓却恰恰在于那些更难做到的“久安思危”、“大安思危”和“全安思危”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做到那些难的，那么，“居安思危”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很有可能，那时的危机已经足够强烈，即使你已经“思危”，闹不好已经是亡羊补牢罢了。

（十一）“六道关”

居安思危这四个字，其最直接、最浅显、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居安必须思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一切免谈了。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居安思危所内蕴的要求，远不止那样简单。细而究之，要想使“居安思危”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力，必须闯过下面这“六道关”才可以。

第一道关就是“思危必须见危”。安定之中的危机往往不会显著地摆在我们面前，而是需要我们去洞察、分析、评判，在“久安”、“大安”和“全安”状态下更是如此。因此，仅有“思危”之心是不够的。只有正确、准确而又及时地发现危机，才有可能沿着“居安思危”之途继续走下去。

第二道关就是“见危必须探因”。危机的出现，往往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发现并准确地把握危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危机之所以出现的原因，这是下一步对症下药的根本前提。否则，照样不能继续我们的“居安思危”之旅。

第三道关就是“知因必须求解”。既然准确地知道了危机存在的正确原因，就应当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去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若无此决心，那么，前面的一切也就白费了。

第四道关就是“求解须有良策”。决心下定之后，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办法了。就像问题的成因源自众多因素之交互那样，解决问题的科学办法也是复杂纷纭的。能否找到良策，只能看你的本事如何了。此关不过，前面的一切同样白费。

第五道关就是“有策必须施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关，因为如前所述，施行这种根治危机的策略，至少会遇到来自平庸愚昧者和既得利益者两个方面的阻力。相对于未雨绸缪的圣哲先知而言，平庸愚昧者总是占据多数；相对于推行此类策略的先行者而言，既得利益者的数量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势力往往更加强大；而居安思危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往往不是直接产生当下且剧烈之危害的问题。正因如此，对那些沿着“居安思危”之路坚韧地走下去的人们来说，走到这里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呢？还是遇难而退、半途而废呢？分水岭往往就在这里出现了。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不继续走下去，那么，所谓的居安思危同那个“画饼充饥”也就没什么两样了。

最后一道关就是“施行须见实效”。这是居安思危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下定决心、冲破阻力施行了好的做法，照样有可能因为阻力的强势反弹、因为施行的蜻蜓点水、因为落实的疲软乏力，而使前面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好不容易闯过五道关，却因最后一关而功亏一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郁闷啊！冤枉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能冤谁呢？

（十二）综上所述：

首先，你必须通过人为的能动努力，不断地强化人们的居安思危意识，用以抑制自在人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本然要求。

其次，仅仅做到“稍安思危”、“小安思危”和“偏安思危”还不够，你还必须要达到哪个更高级的状态：“久安思危”、“大安思危”和“全安思危”。

最后，就算你做到前面两点，做到了居安而思危，那么，如果“思危而不见危、见危而不探因、知因而不求解、求解而无良策、有策而不施行、施行而无实效”，照样全部玩完、一切无效！

呜呼，居安思危之路，何其难也！

既然居安思危之路是如此之艰难，那么，“古往今来真正践行者不多”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简论当代中国的居安思危

（十三）到此为止，我们应该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居安思危之宝贵，以及践行居安思危之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进一步地认识到：到底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居安思危，因为，对其艰难的分析已经昭示了做法本身。接下来，准备用这些分析结论，简要考察一下当代中国的居安思危问题。

分析之前必须声明：1）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把它分析的透彻而又准确正确，这是我们力不能及的。2）基此，这里不作全面分析，只把注意力集中两个方面：分析的起点在哪里，在居安思危方面我们最缺些什么。3）就算这两个方面，这里也不能全面展开，只能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大概而已。

（十四）中国，是一个曾经十分辉煌而后遭列强欺凌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处在民族国家林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的迅速发展。这，就是我们分析问题的根本起点[2]。略作展开便是：

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将使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的崛起，将代表了一种全新社会要素的成长及其指导下的成功，将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曾经十分辉煌后遭列强欺凌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的崛起，将给那些“西方中心论”的追随信奉者们的心灵产生巨大震撼，甚至是“恐惧感”。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不可能不解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试图解决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迅速的发展，将不可能不对已发达者和现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产生巨大的、甚至他们难以承受的冲击；一个处在民族国家林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将不可能不使某些民族的部分成员一厢情愿地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并适度调整他们的对华政策；一个处在民族国家林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迅速发展，将不得不应对因社会改革和迅速发展而来的各类问题。

我们坚信，善良和正义感仍是人类思想和心态的主流；但我们同样坚信，在目前的国际环境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依然绝对存在，全人类的和谐团结依然只是一种遥远而渺渺的理想。所以，我国的发展之路，绝不会像高速公路那样地平坦和快捷，必会遭到外部势力的遏制和内部因素的牵制。

从外部看，阿扁的“台独”势力正在考验着我们统一的决心，强权的遏制政策正在压迫着我们和平崛起的持续，日本的军力扩张正在滋长着似曾相识的挑战，“剪不断、理还乱”的疆域争端还在等待着一劳永逸的解决。从内部看，腐败猖獗、分配不公、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等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秩序混乱、决策执行不力、舆论导向无序、整体效益低下等现象还在持续诱发着新的社会问题……

（十五）正确估计自己所处的状态、高度关注自身面对的问题，力戒洋洋得意和感觉良好，是造就居安思危情怀的重要外部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的那些问题已经完全地交织在一起，它们肯定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更是制约长远发展的严重问题。我们曾经指出，社会变异在社会运作机制方面的根本表现，是社会运作机制的初设功能与它实际表现的功能出现相当程度的背反。据此来考察便会发现：潜在于上述问题背后的，恰恰是有可能带来社会变异的那些条件。如若任其持续存在下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很可能会走向变异，未来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也很成问题。由此观之，当代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达到“久安”、“大安”和“全安”状态，只不过比“稍安”、“小安”和“偏安”状态略强一些罢了。然而，我们的国民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警醒，缺乏足够的居安思危意识，缺乏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蓬勃向上、尽职尽责的坚韧的能动精神。身处“稍安”、“小安”和“偏安”而不思危，难道不是很可怕的吗？

由此，国民居安思危意识不强，便成为我们的重大缺憾之一。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只有深层的精神优势才能转化成未来的全面优势。中华民族之所以曾经创造过辉煌、且经久不衰地自立于民族之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有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旦拥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好像有了一把利剑，被其锋者立断！我们就好像有了一匹骏马，乘其背者立驰！

（十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有着较强的居安思危意识，近些年来更是突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配合学习宣传还专门选编了三代领导人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的论述。这些努力自然有其成效。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居安思危“高层热、基层冷，文字热、行动冷，干部热、群众冷”的现象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居安思危意识几乎没有融入到国民的思想和行动中。

实际上，居安思危的理念，绝不是单凭文件宣传、领导讲话、局部动作和一阵风式的努力就能贯彻落实的，因为如前所述，这样的理念有悖于自在人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本然表现，非强烈、持久、全面的能动努力不可；要想使居安思危取得应有效果，仅靠高层领导不行，仅靠政府机关不够，必须要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走群众路线，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把居安思危深深融入到国民的思想和行动之中、达到“风气养成”的程度才行。

由此，居安思危的努力离开了群众路线，便成为我们的第二个缺憾。

（十七）小平同志讲过两句通俗却深刻的话：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确，稳定与发展缺一不可。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要实现稳定，就要切实解决影响稳定的问题；实现发展同样如此。

外部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强权、野心和民族利益的扩张。这些原因，是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对它们，我们几乎无可奈何。可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第一，坚韧地发展自己；第二，我们自己不要有强权和野心，不要追逐民族利益的扩张。

内部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因社会改革而来的社会要素失衡、社会文化断裂和阶层地位失调。

1）社会要素失衡集中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政改的核心又在于构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在启蒙时期几被中道断绝，以毛泽东为核心构建的“新传统文化”又难以合拍于当代社会现实，如此一来，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支撑并服务于未来发展稳定的新文化，便成为我们面对的另一重大课题。

3）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强势和弱势阶层的存在，消灭这种存在几乎是一个看不到终点的漫长过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我们的目标不应定位于消灭这种存在上，而应致力于这种存在的合理化——既要提升民众的力量，又要防范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占据强势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权力和财富任何一个，都不是足够的资格；把权力和财富肮脏地勾结起来，非但不是“强势的资格”，反而是“罪犯的资格”。

以上三个方面，应当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努力方向。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未能看到这种果断的努力，更谈不上努力的成效了。

由此，模糊而不明确、优柔而不果断的努力，便成为我们的第三个缺憾。

（十八）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民非常聪明、非常勇敢、非常坚强；然而，这种聪明、勇敢和坚强的品质，在和平年代和歌舞升平的时代，要么不会充分发挥出来，要么不能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只有当他们面临危机乃至生死存亡的时候，才会如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几段话，虽是针对抗日战争说的，但其内蕴的精神却适于广阔的领域：“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1）当代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达到“久安”、“大安”和“全安”状态，只不过比“稍安”、“小安”和“偏安”状态略强一些罢了；然而，我们国民的居安思危意识却不强。2）我们已经关注到居安思危的问题；然而，我们的努力却离开了群众路线，未能把居安思危意识深深地融入到国民的思想和行动中，未能达到“风气养成”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依然模糊而不明确，优柔而不果断。

这可怎么是好？

国家强盛之最深厚的动力，存在于民众之中。

为以警醒起我们的聪明、勇敢和坚强，居安思危吧！

注释：

[1] 当然，外国人也是知道的，因为就算他们再愚笨，也不至于愚笨到连这点浅显道理都不清楚的程度（何况，人家根本就不愚笨）。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民族精神里总是充斥着浓烈的危机意识，日本、韩国之类的小国也是如此。

[2]这个分析起点，笔者在1994年前后提出过，至今依然坚持，只不过增加了一个“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的”定语而已。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5-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