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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刘可非
（2006年3月9日）
世界观不是局部的理论，它是观察分析改造世界（以及世界中全部现实问题）的最根本的指导，或曰最根本的观点。
方法论不是普通的方法，它是方法的方法，或曰方法的指导；它是提出方法的方法，或曰指导方法的准则。
两者都是最顶层的文化（或曰思想），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交叉，不可截然分开。
（一）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她高明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内蕴的最顶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她是被动的，是被人指导的。
第二，她又鲜明地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她是主动的，是指导别人的。
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但在关注点、目的、所需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等方面又迥然不同，甚至是天壤之别。
（二）研究探讨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都要做，但更重要的是做第二个方面。这是因为：
研究第一个方面不过是解释这个理论，为的是给它正本清源，论证它是合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新发展，是根正苗红的，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以贯之的，因此，人们要真正地信仰它。
可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意，也恰恰在于此——是想让人们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改造世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走向前进。
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一种发展的观点，是介乎最高层次的世界观、方法论与最具体的社会实践之间、同时也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观点。由此出发，如果不注重开展第二方面的研究探讨，那么，科学发展观就很有可能变成书斋里的理论、文件中的要求，甚至成为犯错误的挡箭牌，流于形式、成为口号，只被人们当作美丽的说教，却不会变成真正的行动指导，不会把它真正贯穿到各项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去。如此一来，科学发展观的威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纵观近些年来的社会实践，我党提出了很多好的思想、观念，它们也都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可是，因为忽视对第二方面的研究，其结果往往是：
提要求说得多，怎样做说得少；光说，不练；说完拉倒。此乃大病。因为事情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问题的关键，是你怎样才能够做到那些要求。另外，如果不开展第二方面的研究，那么，第一方面的研究便很有可能流于说教——它们只能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把具体而又生动的思想搞抽象化、天书化。
（三）第一方面研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坐在书斋里，懂点马列主义，找几个人侃一侃、聊一聊，把科学发展观同经典理论比一比，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因为科学发展观同经典理论本来就是密切关联的。
第二方面的研究可是需要真功夫、真信仰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问题。为此，你要通晓科学发展观的真髓，你要精准地把握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弄清哪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来。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锁在书斋里是研究不出来的，局限在理论中是研究不出来的，仅仅依靠理论工作者也是不可能完全地研究出来的，而必须老老实实地深入到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老老实实地去搞调查研究，去走群众路线，去从事由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总结和概括，不惟上、不惟书、惟事实、惟真理，然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然后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威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我们的当下，明显是第一方面研究得多，第二方面研究得少。之所以如此，大概也同上面指出的那些道理有关。
（四）科学发展观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呢？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里谈点个人理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生产力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可以用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来概括。它要求我们：
根据活生生的、不断深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及时把握这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把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和根本解放，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立足于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找出其中的规律，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然后，既通过实践来验证其真伪，又用它来指导实践，并通过进一步地实践推动社会进一步地发展。这样的过程，辩证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应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是依据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同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被国人和世界认同的，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不断强盛。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人正在从东亚病夫的耻辱中慢慢地摆脱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伴随发展而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却也逐渐地激化起来，凸现出来。其要者有三：
第一，经济粗放增长与环境和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若把经济增长看作摰脭，把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看作撌，那么，站在长远整体利益上看，摰檬Р伟霐也许就是对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活动的最高评价了；更为甚者，若任现在的态势继续下去，后果必然是得不偿失。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这里不再赘引。
第二，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全面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根本解放，在于全面占有和实现人的本质性存在。然而，近三十年来，在我们的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却没有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有60%的民众自认为处在社会中下层。若任凭这种心态持续下去，很可能会从根本上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近30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国那种“干部、工人、农民”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划分格局。伴随利益分割方式的多元化，传统阶层不断分化，新兴势力不断诞生，致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分化出一批独立阶层意识逐步觉醒、内部认同意识明显增强、潜在利益要求日渐强烈的新型群体组合，大致包括官僚阶层、业主阶层、雇工阶层、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阶层内部还包括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详可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格局及其价值取向”，《激情如火》网站有发布）。这些群体组合也许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但相互间的阶层格局却正在明朗化，且将更加明朗化。贫富悬殊、官员腐化、信仰淡漠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于日渐分化的社会阶层身上，引发了他们相互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已经并将进一步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上述三大矛盾交织并存于当下的社会实践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之中。找出克服的办法、解决的办法、抑或缓解的办法，不但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当下存在的社会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矛盾的分析所找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其间的理论逻辑关系，不言自明。
（五）那么，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呢？
如前所述，开展这个问题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是离开具体的实践难以真正研究清楚地，是单凭理论工作者把自己锁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难以胜任的，也是目前研究得很不充分的。
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比较地充分、比较地清楚了呢？答案是：只有把科学发展观对各项具体实践的具体指导搞充分、搞清楚，才算是比较地充分、比较地清楚。
达到这个程度，仅仅依靠个别人不行，仅仅依靠理论工作者不行，仅仅依靠中高级领导干部不行，仅仅依靠足够广大的党员干部还不行，而是必须要走群众路线。要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切实把科学发展观熔铸到他们的内心深处，转化成他们的具体行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把这个问题搞充分、搞清楚。
基于这种认识，以下，我们对科学发展观指导具体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只是提出一些很初步、很肤浅、很不充分、很不具体的理解。
第一，所有的改革和发展，都必须紧紧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不发展不行，但要追求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不改革开放不行，但要追求有利于促进全面发展的全面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仅仅惠及我们这一代不行，还要追求惠及下一代、再下一代、以致千秋万代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当前存在的所有社会矛盾，根本上都源于各类社会要素的不协调。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我们的能动实践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规律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不协调。从社会内部诸要素相互间有机关联的角度看，我们的运作机制在目标、实现手段和实现方式之间存在不协调，我们的能动激发机制、能动组织机制和人性疏导机制存在不协调，我们的组织机构和运行规则存在不协调，一言蔽之，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存在不协调。既然存在不协调，那么，解决社会矛盾，必须也只能在“协调”二字上下功夫。
第三，要把“人本”（以人为本）精神，真正灌注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里，切实用它来统摄我们的全部社会实践。也就是说，要把最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把完满占有和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本质存在作为根本目标。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社会公平，坚持机会均等、各尽所能，按效分配、尺度一律，能者多收益、富者多贡献，确保人民权益、实现普遍利益。
第四，要按照协调发展的要求，保持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套。
经济领域，应按照人本公平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出一种撘允谐【梦 ⒁约苹己驮际钩洹⑼ü缁峁教岣呔眯省⑻逑稚缁嶂饕迦吮揪駭的撊吮臼谐【脭。在这种经济体制中，要做好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经济与政治的结合、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生产和分配的结合。要坚持撘匀宋緮，确保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撐腋６鷶，抑制扩张驱动；要制定配套法规，创造公平生产和交换的外部条件；要保护人民的各项权益，抑制两极分化；要立足使用价值最大化，撝夭稚虜；要着眼经济健康运作，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要着眼长远整体利益，整合经济管理机构；要运用双重约束手段，规范经济秩序；要严格控制财富的跨代遗传，抑制资本特权。
政治领域，应瞄准民主公正、廉洁高效、精干强力的目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针对当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泛滥问题，尽快构建权力的四大制衡机制：重构分体制衡机制以解决深层问题，完善分权制衡机制以解决表层问题，强化责任制衡机制以解决现实问题，找回道德制衡机制以解决长远问题。与此同时，构造“上对下、下对上”之双向、闭环的强力监督机制，设置相对独立的官员选任机制，抑制官僚特权。
文化领域，应当根据经济建设和政治运作的需要，既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地位，又要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在全社会构造出一种集“思想主义、道德法典和制度精神”三位为一体、适应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特点和要求的信仰体系；既要不间断地努力“灌输”社会主义文化，又要妥善处理好文化自由与文化约束的关系，针对不同领域之文化对自由的不同要求，给文化以更大的自由空间。
（六）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要想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一个几乎是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彻底地坚持与时俱进，根据发展到当下的社会实践，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唯事实，唯真理，提出符合工作实际、解决新生矛盾的新思路、新办法。只要这种思路和办法是科学的，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哪怕当代以前的所有经典都没有提过，哪怕同当代以前最新的提法都不一致，也要大胆地阐发出来，坚决地贯彻下去。这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会要么受到老经典的制约，要么受到新经典的约束。比如，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
只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承认两点：第一，这些年的经济大发展是同这种理念密不可分的；第二，近年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照样是同这种理念密不可分的。
只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还应当承认两点：第一，近二十年前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由当时社会之主要矛盾决定的。第二，发展到现在的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日趋尖锐，如果再不下大力气解决公平问题，闹不好要出大问题，不但影响到发展的持续，甚至还会影响到发展赖以持续的根本前提——稳定。你说，是不是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呢？反思这个理念，会不会波及当下之前最近的“经典”呢？
实际上，关于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4年前就有个说法。这里不妨全文引录如下：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小平同志的这段谈话虽然主要集中在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上，却至少鲜明地提出五个方面的重要思想。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要在适当的时机和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他设想，提出和解决的时机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第四，指明了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初步办法；第五，他对解决地区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充满信心。
只可惜，不知为什么，这段谈话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很少被本人们引用。
历史进展到现在，小平同志所说的“到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到这个时候”：1）我们已经跨过了上个世纪末；2）我们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3）我们已经面对了地区间较为悬殊的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到2.6/1）；4）我们还不止面对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到3.3/1，基尼系数已经较大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道反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适当调整发展理念、高度关注社会公平的时机和条件还不够成熟吗？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成熟，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成熟呢？
难道非要等到社会矛盾足够激化、终至引发社会动荡的时候才算成熟吗？
难道非要“撞了南墙才回头、到了黄河才死心、见到棺材才流泪”吗？
不能！
因为：
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脑袋！
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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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