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怎么啦？

刘可非

（2006年6月10日）

近些年来，常有如下现象在困惑着我，并迫使我去思考它们的诱因。

比如各类评审，本意是要评出些好东西并予以奖励，以便激励人们把东西做得更好。可实际如何呢？好多的人们并没有把真正的努力放到把东西搞得更好上，而是想方设法去走旁门左道。要么去拉拢、行贿那些评委们，要么就去坑蒙拐骗、吹牛皮、说大话，试图蒙混过关。其结果，各类评审便事与愿违。

再如政治，本意是要造就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激励人们去把工作做好。可实际如何呢？好多的官员并没有把真正的努力放到服务人民、做好工作上，而是想方设法去走旁门左道。要么大搞形式主义，追求转瞬即逝的轰动，要么就去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其结果，这样的政治便事与愿违。

又如：一些商品，明明假冒伪劣，却来个豪华包装，还去盗用人家的品牌；一些人士，明明“暖窗十天”，却也挣得个什么硕士、博士的头衔，以致百姓戏言“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一些学者，明明肚中空空、胸无点墨，竟也顶个什么硕导博导、专家教授的头衔，成千上万地发表着连他自己都懒得看的“论文专著”；一些执法者，明明玩忽职守乃至助纣为恶，却也扯上一个“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大幅标语；一些当权者，明明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硕鼠”，却还自充“公仆”、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例多到怎样的程度，严重到怎样的地步，普遍到多大的范围，可能已经不用我们去赘述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的深切感受。

这样的事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事与愿违，也就是“目标与手段的背离”——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手段，非但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反而引发出背离乃至伤害这种目标的社会行为。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啦？

（一）社会行为是由社会运作机制造就的

人类结成社会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更好地占有人的存在，更好地实现人的本性；进而，社会一旦被造就出来，就会派生出一些次等层次的“社会目标”，比如：发展经济、创生文化、追求民主、实现自由等等。为达此目标，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造就出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员行为，不妨称之为“期望行为”（由于人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所以，这种“期望行为”就是社会成员的能动实践）。那么，怎样才能顺利地造就出上述期望行为呢？

古往今来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社会目标与期望行为之间，是靠社会运作机制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凭借这种机制，才能把“期望行为”同人们可以拥有和掌控的社会资源有机整合在一起，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目标，不断求得社会发展。

由此可见，社会运作机制就是存在于既定社会资源和期望目标之间的社会要素构成及其作用关系。这个机制的“输入”是社会资源，“输出”是期望行为；其具体构成，可以是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机构，也可以是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运行规则（诸如法律、政策、道德规范之类），更可以是两者的结合。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运作机制。在这个机制里，作为输入的是农民、土地、生产工具等各种资源，作为输出的则是农民积极劳动、努力生产的行为。

（二）社会运作机制的功能

社会运作机制的目标就是造就出足够有效的期望行为。由此决定了它由三个主要功能。

一是能动激发功能：尽量激发出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使他们的潜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二是能动组织功能：把被激发出来的成员能动组织到有利于实现社会目标的正确方向上；

三是人性疏导功能：造就健康的自为人性，使它们的现实表现能够同社会目标相吻合。

上述功能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子系统，其中的任一方面如若遭到忽略或漠视，必将给社会运作和发展带来困难；从另个角度看，现实社会的任何制度也都应根源于上述三大功能，否则，要么是累赘，要么是臃肿。

（三）社会运作机制的评价尺度

评价一种社会运作机制的好坏，主要有两个尺度。一是效率尺度，意指社会运作机制能否激发出足够有效的期望行为，从而可以用最少的资源投入，去最大限度地达成期望目标。二是目标尺度，意指社会运作机制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同人类社会的根本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目标尺度是评价社会运作机制的最根本尺度，因为如果某种社会运作机制的期望目标根本就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那么，它的效率非但没有价值，反而会产生副作用。

如果我们假定社会目标同社会的根本目标是吻合的，那么，怎样追求社会运作机制的效率，便成为每个社会运作者必须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了。

（四）怎样才能提高社会运作机制的效率呢？

第一，社会运作机制必须要依托人性、顺应人性，这是根本；又要能够依照社会目标的要求来疏导人性、约束人性，这是补充。

这里的人性，是指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人类那些固定不变的天性。只有顺应人性本然要求的行为才是最可靠、并因此是最持久的；只有顺应人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和组织好成员能动。如果我们的机制对成员所提出的要求是不符合人性乃至背离人性的，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这样的机制在激发和组织成员能动方面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第二，社会运作机制相互间必须高度协调。现实社会中存在形形色色的运作机制。按作用领域有经济、政治和文化运作机制，按作用途径有奖励、惩罚机制，按社会职能有能动激发、能动组织和人性疏导机制等等。要想保证整个社会运作机制的效率，那么，各种运作机制之间必须目标一致、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任何一种机制都应为其他机制的存活和运行创造条件。可是，如果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配合，而是相互抵触、相互限制、相互矛盾、甚至是“相互拆台”，也就是说，一种机制所造就的社会现实总会给其他机制的存活和运行，设置足够的障碍、甚至是带来伤害，那么，造就期望行为就是难以想象的了。

（五）人性

通过反复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人性就是“求我幸福”。由此出发，一方面，社会运作的根本目标只能是增进人们的幸福；另一方面，社会运作的根本途径和动力也只能是依靠人们对自身幸福的追求。

求我幸福的人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其核心点是寻求“我”的幸福而非“你和他”的幸福，也即，把幸福定位在“自我”身上，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必须注意到，在现实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性会因为人类自身的能动努力，有着迥然不同的现实表现。

一方面，人类的能动努力，可以改变人的“幸福观”及其求幸福的方式，可以造就出四种典型的具体人性：一是“极端利己型”，其幸福标准是私益，求幸福的方式是攫取；二是“正常利己型”，其幸福标准依然是私益，然其求幸福的方式则是创造；三是“异端为他型”，其幸福标准是他益，然其求幸福的方式则是攫取；四是“健康神圣型”，其幸福标准是他益，求幸福的方式是创造。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既有“先人后己、舍生取义”之类的高尚人格，也有“损人利己、见利忘义”之流的低劣败类，盖因此。

另一方面，无论人类作怎样的能动努力，都不可能改变人性的核心点和根本点——把幸福定位在“自我”身上。因为人作为一种存在物，如果其行为不是为了自我的幸福存在，那就丧失了他们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状态里，人性的现实表现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最根本的方面就是社会资源的稀缺程度：稀缺程度越高，人性水平就越低。另外，社会运作机制的设置情况，比如道德感染力的大小、信仰力的强弱、经济和政治运作的方式等等，也会对人性产生影响。

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人性最为普遍和现实的表现是“正常利己型”——通过付出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来寻求自己的私益。也就是说，“自私”依然是绝对主流，“为我”依然是客观存在。这种表现是由社会资源的短缺程度客观决定的，因而有着足够的客观性。无论人们对人性的这种表现作怎样评价——是好是坏、是渺小还是伟大、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不会对这种存在的客观性产生什么影响；即便施以强大的能动努力，也顶多只能改变这种存在的强度，却不会改变这种存在的客观性本身。

（六）人性与社会运作机制

社会运作机制存在两种动力机制。一种是信仰驱动，即“利他驱动”——依靠人们对他人幸福、长远利益的追求来给社会运作提供动力；第二种是利益驱动，即“利己驱动”——依靠人们对个人幸福、当下利益的追求来给社会运作提供动力。

最理想的动力当然是信仰驱动，一旦人们拥有足够强烈的高尚信仰，那么，基于信仰（利他）的社会运作机制，就可以淋漓尽致、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们的能动行为，从而为社会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是她的典型写照。

然而，根据我们前面对人性的考察，在社会发展的正常阶段里，利益驱动将更加顺应人性，更加符合人性在当代的实际表现，因而更具有现实性。如果社会运作机制依托这种驱动来构建，那么，几乎根本就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激发，人性的伸张自然就会给它提供强大的、几乎是永不枯竭的动力。市场经济就是她的典型写照。

对社会运作机制而言，无论采取哪一种动力机制，只要这种动力同人性的实际表现相一致，或者基本一致，那么，这样的社会运作机制就必定是有效的。如果相背离，肯定就是无效的。

由此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在构建社会运作机制的时候，要么依靠信仰驱动，要么依靠利益驱动，要么依靠两种驱动的有机结合。

第二，在构建社会运作机制的时候，千万不要表面上依靠信仰驱动，实际上依靠利益驱动；千万不要依靠信仰驱动来设计机制，却依靠利益驱动来运作机制。

第三，立足当代社会现实条件，相对于信仰驱动，利益驱动更具现实性。

根据上述结论再来考察我们的社会就会发现，在很多领域里，我们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政治运作机制，却恰恰是表面上依靠信仰驱动，实际上依靠利益驱动；依靠信仰驱动来设计机制，却依靠利益驱动来运作机制。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难以激发足够的期望行为，反而会诱发恶性行为。

（七）关于社会运作机制的协调性

前面曾经指出过，各类社会运作机制相互间的高度协调，是保证其效率得以发挥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以此来考察当下的中国社会便会发现，我们又没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的运作机制在目标、手段和实现方式之间存在不协调。比如，我们经济运作机制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可是，我们所采取的实现手段和实现方式却与这个目标发生背离。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实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必会造就出与那个目标相背离的社会现实。最终，“一部分人先富”成了实际的成果，而“共同富裕”则往往被具体的经济人抛在了脑后。

其次，能动激发、能动组织和人性疏导这三大运作机制之间存在不协调。比如，我们的人性疏导机制的目标，是造就“健康神圣型”、至少是“正常利己型”的公民。可是，经济领域的能动激发机制和能动组织机制却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造就着背离上述目标的社会现实。如此一来，人性疏导机制的任务势难实现。

第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运作机制不协调。比如，经济领域实行的是采用“利益驱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而政治领域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保持为民本色、甘当公仆，文化领域则要求社会成员要具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等等。按此格局发展下去，三大领域必会失调。

第四，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改革，在指导、力度、进度三个方面不协调，由此造成三个领域实际达到的状态不匹配。比如，经济改革的根本指导是“利益驱动”，力度很足够，进度也很明显；而政治和文化改革的根本指导却依然坚持“信仰驱动”，而且，它们的力度显然不足，进度明显滞后。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我们的社会运作机制之间，要么是此种机制不能不全面满足其它机制向它提出的要求，要么就是此种机制的运作和发展，必会造就出伤害其它机制运作的社会现实。

（八）结局一：“双面适从”和“趋恶效应”

至此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存在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一是驱动机制不合理，二是相互之间不协调。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联合诱发了一个似乎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问题——“双面适从”和“趋恶效应”

所谓“双面适从”是指：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社会成员总会面临着两种要求，并逼迫他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

一种是体制提出的高级要求。1）它要求我们的普通公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要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2）它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人民的公仆，不许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力戒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等等。

另一种是人性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所联合诱发的现实要求。1）在大部分普通公民那里，理想、道德、文化、纪律都不如“升官发财”来得强烈和直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等更加高级的东西，已基本被抛到脑后；私益肯定高高在上，只是不知是否达到“主义”的高度、达到“腐朽”的程度，由此出发，想要他们不争名夺利、不去“拜金、享乐”，真是难得很。2）在大部分党员干部那里，就算有外部的持续教育和灌输，但他们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人性的现实表现以及影响普通公民的社会环境同样作用在他们身上，因此，其思想觉悟也不见得比普通公民高尚多少：我为人民服务了，谁为我服务？我代表人民利益，谁代表我的利益？我当人民公仆，谁当我的公仆？我不搞以权谋私，那点工资怎够我享受？眼看同胞兄弟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大款、七姐八妹在无烟经济中发了大财、影星歌星挥金如土、文盲罪犯笑傲江湖，自己与他们“年相若、道相似”、甚至还更有能耐，为什么他们都发了财，而我就只能享受政府给我的那点微薄薪水呢？想着想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之类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样两种方向的存在，使得身处当下社会环境的任何社会成员，无不处在一种“双面适从”的尴尬状态。那么，他们会选择哪一个呢？答案是，他们会选择后一个！这就是所谓的“趋恶效应”——当人们面临“双面适从”的时候，总会被“现实要求”左右。

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本文开头时所指出的众多“事与愿违”的存在原因了：“双面适从”和“趋恶效应”综合在一起，逻辑必然地会带来一种现象——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公民，他们往往把“期望要求”挂在嘴上、应付上级、欺骗公众、要求别人，实际上却按照“现实要求”来行为。于是，名实之间的“背反”、事与愿违的病态便大量涌现、风气养成、甚至一发不可收拾了。

（九）结局二：丑陋双赢

更为甚者，上述病态的持续存在，逻辑必然地又会引发出另外一个更加要命的问题——“人心涣散”。在很多人那里，道德情怀淡漠、道德水平跌落、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重弱化，他们的奋斗目标名利化、奋斗方式浮躁化、思想精神庸俗化。此种“涣散”，再加上其他因素，致使我们的社会滋长出几股日渐强劲的拜金享乐之风、贪污腐化之风、颓废委靡之风、轻佻浮躁之风和急功近利之风，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研、教学、医疗、体育等几乎全部的社会领域。

此风一起，人们便不再寻求通过辛勤的劳动和艰辛的努力，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苦思旁门左道、寻求投机取巧，取捷径、走旁门，从而引发了一种可称之为“丑陋双赢”的病态——交易的双方均可获利，事业却受伤害。比如：

考生与监考交易，考生过关，监考拿钱；结果呢？庸者过关，伤害了选拔人才的事业。

被评者与评审者交易，被评者过关，评审者收钱；结果呢，一大堆名不副实的职称、学位、科技奖、荣誉称号之流“横空出世”，伤害了它们所涉及的各类事业。

作者与编辑交易，作者发文章，编辑收贿赂；结果呢？粗制滥造、言之无物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而来，伤害了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

还有：小偷与警察交易，小偷偷钱，警察受贿；结果呢？伤害了公民的正当利益。

小官与大官交易，小官升官，大官受贿；结果呢？形式主义猖獗，政绩工程一再，伤害了我们的政治……

这样的例子，还要再举吗？

此风不除，害莫大焉！

此害不除，怎能求得更加快捷高效地发展！

此风此害不灭，怎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而要灭此风、除此害：

让我们的运作机制依托人性、顺应人性，进而疏导人性、约束人性吧！

让我们的各类运作机制赶紧协调起来吧！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06-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