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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道德振兴会的倡议
wenwang
[编者按:东、西社会按照它们各自内在的逻辑走过了各自漫长的历程。演进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正在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高抬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外在价值,甚至超越了它们应有的价值本身。结果,西方文化、西方精神文明也大有一同世界的态势。可是,人类社会未来真正健康的道路应该是什么样的?西方社会迄今向我们昭示的发展道路是否就是人类未来的必然选择?wenwang先生给出了他的答复。
现发布此出。供大家参考。]
慈悲而勇敢的人:你们好!
我等基于对中国及人类未来前景的担忧,向全国同胞及国际友人发出倡议,建议组建一以华人为基础的世界性的道德振兴会。现将有关事宜简述于下:
一、宗旨 :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补救西方文化弊端,弘扬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用伦理道德调和人间矛盾,建立一个依靠道德规范建立秩序的世界,一个 消灭了黄赌毒、同性恋、艾滋病等丑恶现象的世界,一个和睦友爱团结的世界,一个犯罪率极低,精神病人极少的世界。
解说:法律的完善、医术的提高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监狱的增加、医院的膨胀是不是人类的福祉呢?一个能治好一切疾病,能擒获所有罪犯的社会是不是最圆满的社会呢?“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一件事物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从表面看,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治好一切疾病,擒获一切罪犯,属于“百战百胜”范畴,“百战百胜”不是最圆满的结局,不是最后的社会形态。由原始的无监狱、无医院社会,到监狱、医院不断发展的社会,再到监狱、医院走向衰亡的高级社会,人类的发展理当经历这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随着人性进化和成熟,由依靠法律强制建立秩序演变到人们自觉自律维护社会秩序。
高级社会应该是依靠道德自律建立秩序的社会,人类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可现代社会在西方文化的统治下,却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越来越藐视道德自律,一切依靠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每年出一百多部法律,法律条文的增长与犯罪率的上升成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犯罪率也是随法律条文的繁杂而上升。法律是治末不治本的手段,法律条文对减少犯罪是无效的,面对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法治”已经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所谓的“法治社会 ”绝对不是最后的社会形态。高级社会的建立要靠人的道德的进化,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 提高。就目前社会而言,就是要重新扬起道德的风帆,重建世界道德体系。
如何重建道德体系,如果是西方国家,重建道德体系必须换个“上帝”——宗教革命。中国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没有法律而秩序井然,没有医院而身体健康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历史上的革命者总是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为口号,统治者总是以维护道德的尊长自居。中国政府存在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人间的道德,反道德的政府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中国的道德重建是通过对反道德的官吏和政权的否定来实现。
只要我们承认道德自律的社会为理想社会,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是进入理想社会的最好的跳板。中国文化沿着自身的规律发展可进入理想社会,而跟在西方人的背后则将误入歧途,永远到不了理想社会。法治社会依赖宗教信仰而存在,中国人事神不专,中国从来不是个法治社会,这即是缺点又是优点,如果我们以法治社会为目标,这是 缺点;如果以道德自律社会为目标,这就是优点。
中国先哲的精力倾注在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的研究之中,——个人心灵秩序,家庭秩序,乡村秩序,国家秩序,天下秩序,以及这些不同群体秩序的关联,由此而摸索到了一种其大无垠,其小无内的群体组织形式,——多层阶的仿家族结构,这种结构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全息性、独立性(封闭性)和延展性。这种组织的全息性类似低等动物,每个局部都可以发育成一个新的整体,其独立性表现为可以象地球上的生灵一样在封闭状态自在的存在和演变。所谓“中庸之道”即是指其内部包含了阴阳两个对立面,不需要外在的对立面了,就象单株繁殖的植物,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死而复生。西方文化把思想与物质一分为二,把自我与外在一分为二,秉持着狭隘的集团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大智若愚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类似异株繁殖的植物,在与外在对立面的交互中延续自身,失去了外在的对立面,其自身也将沉沦。
与外在对立中存在的文化,不仅表现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对立的永久性,还表现为人与自然对立的永久性。鲨鱼不死亡就要在水中不停游动,西方文化不死亡就要不断制造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的对立,西方文化的所谓开放性,实质既是对外在对立面的依附性。统一的世界需要将所有的外在的对立面消灭,与外界对立中存在的文化,表面很刚强,但是不能用于统一世界。
中国文化是一种调和人类内部矛盾的文化,其调和人类内部矛盾的能力要比西方文化强大得多。数千年来,在交通、通讯极 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国文化就能把散布在广大地域的民众稳定长久的聚集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东方的人文技术和西方的物理技术,是未来统一的世界的两根支柱。以中国文化的调和能力加上现代生产力,世界的统一稳定与长久 完全可以达成。统一的社会是一个道德社会,不是自由社会。建立道德自律社会要有具体的组织基础、制度保障,清谈建立不起道德社会。道德振兴会就是建立道德社会的组织基础、制度保障。
人类终归要统一,国家终归要消灭,统一的人类的认同文化是什么呢?一种“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文化。西方人、西方文化有这样的弘愿吗?
二、性质:是一项贤才志士发起的亿万人民参与的人类自救运动。
解说:人间没有永恒,从哲学上看,任何一种形而上的文化都内置了毁灭有形的国家、政权的机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保证某个国家没有衰亡的时候,西方人的物化、异化与中国的腐败一样,是一种文化内置的自我否定机制,这一机制的作用就是挑起战乱、瓦解政权(国家)。一阴一阳之谓道,社会的演变是在破与立的交替中进行的,作为西方文化中破的机制的人的物化是贯穿西方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近现代特有的现象。亚里士多德对其所处的社会述说道:“从事发财的人们正在无止境地努力聚敛他们的钱币。……因为人生的快乐有赖于充分的物质供应,人们就尽心竭力于取得这些物质供应技术;倘使凭借一门致富技术还不能完全如愿达到目的,他们就把一切才德反乎自然的正道而应用到致富这一目的上。譬如勇敢,原来是用以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坚毅,并不是为赚钱而培养起来的品德。军事技术和医疗技术亦然,两者职能都不是为了赚钱;军事技术在取得战阵的胜利,医疗技术在使人健康。但我们现在所提到的那些人却把一切才德完全应用于致富技术,似乎[培养勇德的本意就在于教育人勇于赚钱,学习军事或医疗技术就在于利用胜利或健康来取得财富]世间一切事业归根到底都无非在乎致富,而致富恰恰是人生的终极。(65年商务印书馆《政治学》第28页)
今日世界,人与人互相敌视,冷漠无情;宗教信仰萎靡,人类绿色精神家园在荒废;人性异化、社会麻木和冲突已成为编及全球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不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是西方文化的与其优点不可分割的弊端。从西方远古神话可看出,西方文化追求的是力量和财富,伦理道德从属于宗教,宗教信仰淡化,道德信念就会失去根本的支柱而趋于崩溃。西方文化内部没有直接修复道德的机制,它必须经过宗教的复兴才能重新建立起道德规范。从西方文化中只能导出非理性的至高无上的神,却导不出理性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范,西方人的思想境界达不到对道德的至高无上的必要性的认识。
我们不能指望西方人能开创人类新纪元。一种文明就象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西方文明长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穷于处理人类内部矛盾,在人类内部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信条的西方文明将指引人类走向战争和毁灭。罗马帝国走向灭亡时,社会风尚与现在差不多:频繁的宫廷政变和谋杀反映了人与人矛盾的尖锐;同性恋税,厕所税,卖淫税述说着信仰泯灭,荒淫无耻,心理变态的人群的罪恶。西方国家不会死于腐败,而是死于道德泯灭,人性异化,群体堕落。
要治疗现代病,必须否定极端个人主义,否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否定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奠基的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基础,将道德——群体规范——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当今时代,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宰天下之时,在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崇尚道德的人们,无组织的反抗是徒劳的,崇尚道德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与反道德的主流意识斗争。这是一场“宗教战争”, 一场人类自救运动。
三、原则: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
解说: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人是文化的载体, 人与文化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文化不可能在书斋中复兴,也不可能在专家学者的高谈阔论中复兴,群众是文化的载体,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脱离了群众就无所谓文化,更莫谈什么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就是要把一种文化化为群众的个性,作为群众为人处世的准则。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说“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脱离群众是搞不成的,脱离政治是搞不成的,杜维明等先生不辞劳苦,慷慨陈辞,为中国文化的“一阳来复”打下了基础,但是,以杜先生等现有的工作方法,结果恐怕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国文化的消亡。
文化的复兴既是文化革命,——否定现有的主流文化,以另一种文化取而代之。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样,通常有两种办法,一、革命者力量强大,用政变的办法。二、革命者力量弱小,用军事割据,星火燎原的办法。董仲舒、朱熹等复兴儒学走的是一条“政变”之路,——文化学者介入政治,依靠政治家的力量,修改国策,从上到下推广中国文化。基督教的兴起走的是一条星火燎原之路,——走群众路线,不依靠政客,文化学者或宗教家自己组织群众,直接面向群众,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生活准则。
董仲舒、朱熹等所处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与今日的中国大不同,那时,文化的争斗在佛道儒法之间进行,佛与儒之争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争,法与儒之争是王道与霸道之争,出世间法与世间法、王道与霸道是兼容互补的,佛道儒法都不否定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根深蒂固。今天,中国文化的竞争对手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一种藐视家庭重要性,伤害家长权威,否定一元政治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以儒教为主的中国文化本质上不可兼容。目前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居垄断地位,西方政治被视为世界典范,中国文化处于从属、消退的境地,在这种境地的文化复兴(文化革命)肯定不能走董仲舒、朱熹之路,现在的政治家大都迷信西方文化,文化学者与政治家结盟,利用政治家之手实施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难行得通。
在中国或东亚,中国文化的地位低微,与基督教创建之初相似,欲复兴中国文化的志士,若不是叶公好龙的话,理应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文化割据、星火燎原之路。用中国文化理念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文化的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中国文化的小气候,在割据的小气候中积聚能量,向外发展,逐步夺回被西方文化霸占的地盘。
四、方法:
1、对会员个人的要求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德的振兴需要杀身成仁志士,而不是叶公好龙的腐儒。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文化英雄,而不是文化学者。英雄在战斗中产生,战斗就会有困苦、凶险和牺牲,一位文化学者有了宗教家的献身精神和战斗意识,才可成为文化英雄。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化为人的特质,下载为群体的性格时才可称为文化,在书斋中徘徊,在经院中传播,只能是学说而矣。文化英雄不仅要创立或复兴某种学说,更要把这种学说化为人的特质和群体性格,也就是用这种学说去改造人,改造人群。在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要用东方文化改造人,必然要发生文化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英雄在直接面向亿万群众,传播东方文化理念时,可能与掌权者发生冲突。文化复兴也是一场革命。东方文化的复兴需要耶稣一样的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
2、会员的活动方式
道德振兴会以复兴人间道德为宗旨,因此,要求会员有良好的道德情操,要求会员与社会丑恶现象决裂。每个会员还应有救世情怀,自己恪守道德规范,还要帮助他人做一个恪守道德规范而生活的人,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了自己就能战胜一切。人性中包含了善恶两个方面,人与自己的斗争就是人的良心与私欲的斗争,严谨与放荡,真诚与欺诈,善良与狠毒的斗争。人与自己的斗争若有良好的小气候,则容易成功。振兴会会员们组织起来,就是要创造文化小气候,严谨、真诚、善良、无私的小气候。会员的活动以维护和发展优良的小气候并最终使这种小气候发展为大气候为目的,围绕着这一道德目标展开的活动,可以称为“积德”。
积德有两种方式:一为行善,一为抑恶。行善是积德,抑恶更是积德。行善要有忍让与施舍精神,抑恶要有战斗与牺牲精神。会员的积德是行善与抑恶的有机结合,是防守与进攻的有机结合。行善的榜样是雷锋及真正的宗教信徒,道德振兴会要组织会员行善,规定会员每月必须做几件善事。抑恶的榜样是那些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搏斗的英雄。道德振兴会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振兴会将组织大众为了公平与正义而罢工、游行、集会。
3、道德振兴会与各国各地区政府的关系
道德振兴会是个国际机构,与绿色环保组织一样,是人类精神上的绿色环保组织,保护精神上的绿色,防止精神污染,防止精神的荒漠化,为人类创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会员活动与绿色环保组织一样,对精神污染,道德堕落的人和事进行揭露、批判、斗争。
振兴会不希望看到人间的派系斗争,但在目前大气候下,道德振兴会又不得不以独立团体的形式存在发展,它可以是个在野党派,也可以是个执政党派,还可以是个民间组织。它的组织形式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变,或者如宗教团体,或者如工会、农会、党派。根据各国各地区法律的不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振兴会组织上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成为执政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可以最有力的改变社会风尚,扭转道德滑坡局面,重建人间道德规范。
4、会员的身份
无论什么党派、团体、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加入道德振兴会。民族、性别、年龄不受限制,只要他(她)愿意克己复礼,愿意与丑恶的社会做斗争,愿意建立一个依靠道德规范建立秩序的社会,一个 消灭了黄赌毒、同性恋、艾滋病等丑恶现象的社会,一个和睦友爱团结的社会,一个犯罪率极低,精神病人极少的社会。
5、大陆的方法:
中国大陆在东方文化复兴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文化,伦理道德若不能在大陆复兴,东亚小国再努力也无力回天。道德振兴会的工作重点在大陆,大陆的振兴会发展起来了,大陆的大气候扭转了,世界文化格局才可能发生逆转。
中国大陆的形势和政治体制都比较特殊,自私和贪婪的官员们自己不能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还不许别人把中国人团结在一起,非要逼得中国解体不可吗?弄倒一个腐朽的政权就象折断一根朽木,并不难,烽烟四起,冲冲杀杀,倒霉的是老百姓,倒霉的是中华民族。有救世情怀的领导人,有牺牲精神的领导人,应该面对现实,公有、私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以不争论,但道德滑坡,贪污腐败,民族精神泯灭则是不能容忍的
。
贪官污吏是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惩办贪官、消灭腐败是中国第一大事,腐败的根源是大政方针错误,社会风尚恶化,群体规范废弛,发展下去就是群体的内讧瓦解。中国的反腐败为什么失败,就因为反腐败的群众没有组织起来,一个一个孤立反腐败,结果反被腐败分子打击报复,如《工人日报》披露的“掀桌倒宴”的高国贤,以“流氓罪”和“故意伤害罪”被抓被判蹲了六个月的监狱;复员军人连海清因举报贪污,一家四口被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一伙放火烧死;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判处死刑,也是由于其雇佣凶手伤害举报人所致。
腐败分子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官官相护使得一切分散的无组织的群众监督对反腐败变得无效,腐败分子抢劫人民的财产,侵犯人民的利益,人民为了维护自身是利益,应该有权力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众有自己的工会,农会,中国民众一方面可以组织工会,农会,一 方面可以发展中华民族传统,高举道德复兴旗帜,组织道德振兴会,以振兴会领导工会,推动中国的道德复兴,文化复兴,民族精神的复兴。在治理好中国的基础上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本站首次发布:00-08-11
附议:写此文的若干说明
西方文化当然有价值,但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存在的理由。
人类的社会实践,方法是单项选择,在众多的方法中,只能选择一种付诸实践,比如下棋,每步棋有数种选择,每种选择各有优缺点,你没有办法把两种选择中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最终选择的方法,肯定是包含了缺点和优点的。西方人的方法,优点肯定是有的,但由于方法的系统性、全息性,好比一盘棋中的棋子,牵一发动全身,因此,我们无法单独提取西方人的方法中的优点,而过滤其缺点。
法治与个人主义不可分割,与绝对私有制(或小集团所有)不可分割,与中央集权不共戴天。中国根本没有法治的基础。“今天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是如何随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革命而建立。其实,这只看到具体契约制度和不断变化 法律本身,而没有看到法律高于一切的精神是现代法律制度产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却是中世纪形成的,它是西方救赎宗教对现世政治社会冷漠的一个非意图的结果。据伯尔曼(HaroldJ。Berman)考察,西方在世俗生活中法律高于一切精神的两个特征——依法而治(rule by law)和法的精神(rule of law),均起源于1050年代开始的教皇革命。教皇制度和教会法缔造了西方现代政府的稚型。”[二十一世纪2000/02 金观涛 《展望第三个千年》]
法治社会有道德,道德社会有法律,这是浅显的道理,但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至尊的权威,或者是神、法律,或者是家长、道德。法治社会的道德从属于法律契约,道德社会的法律从属于道德伦理。法治社会与道德社会,不可兼得。巴比伦文化有自身的价值,埃及文化也有自身的价值,为什么它们会消失呢?世界走向统一,文化也要走向统一,世上不断有文化在大浪淘沙中消失。将来人类的实践只能选择道德社会或法治社会,把道德社会的优点与法治社会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文化,或许是一种空想,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或者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总有一种要象埃及、巴比伦文化一样消亡。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他描绘的战争场面是错的,——人类战争受利益、地缘、文明的综合支配;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不可兼容则是对的,——两种文明不能共存于一个高度整合的群体中。辨证看,两者当然各有优缺点,但当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为了瓦解“敌人”,应该突出敌人的缺点,淡化敌人的优点,这是政治斗争常识。
对群众的宣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西方文明要舍弃,要舍弃的东西必须是坏的,所以,西方文明只能是垃圾。垃圾中有再多的宝贝,也不能改变“垃圾”属性。
中国强大的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权组织。无论何时,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把国民凝聚起来,把国民的行动方向统一起来,无论如何改革、革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辛亥革命为何失败,兴中会、同盟会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群乌合之众自身的指挥调度都难做到统一,如何能建立一个万众一心的强大中国呢?共产党,国民党,同盟会,三者相比,共产党最纯洁,同盟会最杂乱,它们自身的凝聚力与它们领导的国家的战斗力是对应的。
以复兴道德为宗旨,从执政的角度看,有三重意义,一复兴中国文化,凝聚中华民族;二确立社会新规范,建立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三维护国家统一,为中国的全面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从发展在野党的角度看,有如下用途:
1、章太炎认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原”。其所著《革命之道德》对道德的具体定义是:“一曰知耻,二曰至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者,于是乎在”。有战斗力的组织,由道德高尚者构成。以复兴道德为己任的人组成的团体相对来讲更有战斗力。
2、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表层的,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督教和个人本位并没有被多数中国人领会和接受。伦理道德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仍有高尚的地位。中国人虽然做着不道德的事,却盼望着社会风气好转,道德社会降临。只要有一部分人带头,身体力行,举起道德复兴旗帜,结合一些现实的举措,容易与中国人被压抑的道德理想共鸣。
3、现在的中国人精神空虚。需要精神寄托,组织依靠。道德振兴会是一半宗教性质的组织,具有关怀人生,扶弱济贫的功效,可以满足部分中国人的需要。同时,振兴会又是一反潮流的组织。反潮流与反社会有密切联系,因此还可以满足部分反社会(旧社会)者的需要。
道德实质是个体在组织中的行为规范,振兴道德的原因是因为规范受到破坏。道德卫士要善于抓住破坏道德的罪魁祸首,在与反道德的制度、阶层、势力、潮流的斗争中改变社会、利益众生。“杀身成仁”在与反道德的 对象的战斗中才有意义。
列宁说: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坚强的社会党。革命理论应包含激情、愿望、目的和方法、手段、步骤。方法为目的服务,理论为目的和方法服务。为了使我们的理论有的放矢,方法与理论要交替发展。有了正确的方法才能避免清谈与冲动。我写“倡议”主要是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