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社会信仰

----关于当代信仰危机

（2000年10月17日）

此前，我们曾经粗略地探讨过社会信仰的一些一般问题[1]，那里，我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是：

1、信仰就是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由社会统治者强力贯彻的一套价值规定，用以统治成员的精神、获得成员的认同、引导成员的行为。

2、社会信仰应因人而异，应针对不同的具体目的和约束群体，具备不同的内容和约束强度；其内容一般表现为道德法典、制度目标和思想主义三个方面。随社会发展阶段、发展程度的不同，社会信仰的内容应相应变化，以便与其它社会要素（及其所表现的社会精神）保持相互协调。

3、最终，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信仰必需多元化。

那么，当代社会信仰如何呢？

一、再论社会信仰的意义

社会信仰的意义，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站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运作社会行为的角度，我们可以指出信仰的两大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成员社会化。信仰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深层行为动力及其行为同心度，这是因为，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信仰体系，将有助于任何社会运作者（统治者）整合社会成员的思想，并由此有利于引导和组织社会行为，反则反之。例如，如果我们抽调信仰因素的作用，就很难想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就很难想象新中国“过渡时期”和“一五时期”会在社会各方面取得那样的成就。

其次，有利于人类本质性存在的完满实现。与一般动物不同，人是一种能动的物质实在，人性就是求我幸福。这样的人类，在追求人性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自在人性与自为人性、物质实现与精神实现、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信仰则可以有效地协调这些矛盾，从而使人类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本质性存在。

由此两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社会信仰的诸多现实意义。这里不再展开。

实际上，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几乎所有的信仰强盛的时代（即是这些信仰并没有足够的科学合理性，也不论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都创造过足够的辉煌，并在历史上留下足够的灿烂。反过来，在那些无所信仰或信仰危机的时代，情况则正好相反。

二、社会信仰在当代的沦落—信仰危机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人们享受着以往梦想的较为富裕的生活的时候、当人们从以往过于严酷的统治中获得初步“自由”的时候，一个邪恶的幽灵却悄然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日益狂肆嚣张，这就是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早在80年代中期就被人们意识到，然至今非但未能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其突出的表现：

一是奋斗目标名利化。古人尚且有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五六十年的我国人民更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昂的建设激情，可时至今日，大量人们的脑袋好像已经被金钱的纸浆糊给彻底遮蔽：他们不再有远大的志向和报负，支撑他们奋斗的目标好像就剩下“名利”两个字了。

二是奋斗方式浮躁化。近年来，浮躁心态似乎在各个社会阶层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例如，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依靠付出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正当致富方式往往被投机心态和行为压倒，几乎处处都可以体悟到“通过捷径发财”的强烈欲望，结果，繁荣后面隐藏着虚假，财富中间充斥着泡沫。在思想学术领域我们看到，当代士人似乎正在抛弃他们祖先的某些好传统：他们有的用发放文凭换取金钱，有的用一知半解换取声誉，有的祭起“西爷理论”的法宝，有的寻求转瞬即逝的轰动……，一言以蔽之，他们似乎不再依靠严谨的学风支撑学问的大厦、维护思想的圣洁。其他领域照样存在类似的浮躁心态。

三是思想精神庸俗化。突出表现之一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们自觉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信仰，缺乏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目标。

信仰危机所带来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其最根本点在于，它带来了社会成员行为动力的严重退化。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的早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原因即在于：它依靠高尚信仰的感召作用，有效地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心能”（主体因对异己对象的强烈、真情关注所产生的心甘情愿的能动[2]）。然而，当代信仰危机却从根本上毁灭了这种信仰对心能的激发作用，致使发展的动力又回归到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状态。因此我们便看到，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正在被腐败贪欲所替代，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正在被个人主义所替代，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正在被拜金主义所替代，按价值规律办事正在变成“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正在错位到政府机构、执法部门和道德领域等。

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随处可见。例如，成员同心度下降，政府威望跌落，决策执行机制脆弱，防范机制防不胜防等等。此处不再多论。

三、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们以为，以下四个因素是导致信仰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惯性的反作用

我们理解的历史惯性是指：当历史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其前期状态中包含的某些力量不会立即消失，而是在下个状态的一定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3]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仰体系主要因自两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传统文化信仰，二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下称作“马克思主义信仰”）。前种信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它已几乎被彻底击溃。这样，最终获得胜利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们知道，传统的东西尤其是表现为社会文化的传统，是不会轻易死亡的。它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因受到暂时的压抑会削弱其影响，但其顽固性导致它们必将在后续社会中产生持续作用（对此，我们在分析国人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时曾做过分析）。时至今日的社会现实已经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思想的回光反照不但表现在不少的农民身上，甚至学者和“士人”们也大有张扬“国学”以求再生的心态和行为。我们将此称为“历史惯性的作用”。

但我们认为，以上这种传统无论怎样地回光反照，也不可能在对当代社会信仰产生什么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至今它已经遭受了三次打击，元气大伤：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五四运动，三是新中国运作这些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以，我们这里更关注第二种传统的作用。从作用效果上看，它对当代社会信仰正好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如果说饱受打击摧残的传统文化信仰依然有力量把当代社会信仰纳入它本身的逻辑要求话，另种传统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社会信仰，在新时期却表现为相反的作用：对此种信仰的强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往往会伤害这种信仰本身。我们称之为历史惯性的反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反作用呢？我们看到，新中国后来的建设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以下的发展趋势：[4]

第一，信仰之初。我们不去探讨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许它在某些具体观念形式上与传统文化颇有兼容之处，如：两者都强调奉献，强调道德上的自律，追求高尚人格，提倡集体主义精神等），只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现实。尽管这样一种信仰体系超前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条件，但是，在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历史的前期，社会运作者却巧妙地利用了特定历史惯性的作用（我们发现，相对于社会正常发展阶段来讲，在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成员精神素质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相对独立性。突出的表现是：革命时期和建设初期，战争、旧社会的压迫等因素造就了国人较为高昂的激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怀等），再加上执政者的高超运作以及由此诞生的人格英雄（毛泽东），三者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自本世纪四十年代直至目前的信仰危机之前，此种信念（精神）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带来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而且一度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信仰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随历史要步入正常发展阶段，成员精神素质总是要逐步靠近或回落到与社会其他基础条件（主要是社会物质条件）相适应的正常水平上。这是不依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主观意志虽然可以影响这种回落的速度和程度（即回落的终点水平），但绝对左右不了这种回落的趋势。此时，那种信仰与社会基础条件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超前）必然会日益严峻地表现出来。例如：大公无私精神必然会受到非常现实的个人利益的冲击，官僚的自我约束必然在“正常”的腐化堕落面前瓦解，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受到起超越商品经济的惩罚。此种情况下，我们的决策者不是主动地去适应这种历史必然性，而是试图人为地超越，结果，左倾泛滥，文革爆发：通过大跃进，我们不但没有“跑进”共产主义，反而使经济建设遭受挫折；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反而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耽误了一代人。

第三，信仰之衰。我们注意到，当历史从非常阶段步入正常阶段时，成员精神素质的回落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如果社会运作者始终坚持用相对超前的目标去教育和引导，并且用正确的决策和丰硕的实践成果等，去佐证和强化那一超前目标的可行性和现实性，那么，这一强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必将减缓那个回落的速度和提高回落的终点水平，使其终点仍然高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客观决定的水平；另种是，如果在这个回落过程中，产生了社会运作者的错误决策和实践中的挫折，而且难以继续用超前的目标去教育和引导社会成员，那就不但会加快回落的速度，而且还会降低回落的终点水平，甚至使其终点低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客观决定的水平，给进一步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可叹的是，我们实践的却恰恰是后种结局。

此种结局：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伤害了由此而来的高尚精神，而且，对毛泽东错误的揭露和批判也不同程度地伤害了这一人格的力量。至此，以往叱咤风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传统在人们思想中所造就的神圣，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

从社会对信仰的内容要求看，当代社会中，依靠某种单一的思想主义填充社会信仰的全部内容，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1]；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想）与我们的现实总是出现巨大反差（下面就要论及）。此种情况下，被破坏的神圣必将对这种神圣的重建产生反作用：对其信仰的强调反而破坏着此种信仰本身，强调愈甚，破坏愈烈。

此种反作用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用强调此种信仰的方式来重建此种信仰，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最近十多年的社会现实，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此种“真理”的存在：这些年来，我们为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付出了多少努力？可又取得多大的成效呢？[5]

（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我们曾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作过一番比较[4]，得出的结论是：从理论特征上看，前者比后者有着毋庸置疑的优越性。然而，那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十分苛刻的基础条件，最根本的方面就是高度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在某种层次上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按照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由于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否定，因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特征应当与资本主义制度者完全对立；由于对封建制度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因而，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与封建制度者却会存在貌似神离。

可实际上呢？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的，由于我们不具备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及成员精神素质两方面的雄厚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中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结果如何呢？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出现变异，众多与封建制度貌似神离的特征逐渐演化成“貌似神似”。我们看到，在曲折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际上变异为个人专制，崇敬英雄（包括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变异为个人崇拜，积极主动的服从变异为消极盲目的服从，以革命为终身职业变异为任职终身制，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变异为特权制，统一思想的措施变异为思想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带来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遭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带来了僵化的、没有活力的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大牌子、老头子、空架子”，等等；以实现超高速发展为目的的“大跃进”却带来发展的巨大损失，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目的的“人民公社化”却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却成了十年动乱……。先进的社会特征有不少蜕变为落后，主观愿望与实践结果总是出现巨大反差和背离；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遗憾。

此种反差，为当代信仰危机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三）改革政策的不配套

任何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必然存在不同政策、不同领域之次序的先后和步调的差异，必然存在新旧两种体制混合运行的情况。由于两种体制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就难免产生一些两不遵循的“真空”地带，导致社会成员处在无是非评判标准、无行为规范可循的心理失衡状态。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社会改革的必然逻辑，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现实中却存在着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配套；二是缺乏对改革的统筹谋划（既表现在改革理论上，也表现在改革措施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三是社会所推崇的信仰与社会现实不配套。

结果，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经济上私有化和自由化，政治上却依然要四个坚持；主观上打击腐败，客观上却又为腐败的滋长提供养分；一方面号召“五讲四美”，另方面却又给唯利是图提供便利。纵观现时代，在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中总可以找寻到我们所提倡的对象的影子，反之亦然。

结果：现实中存在的和精神上提倡的、上面存在的和对下面要求的、嘴上说的和手中做的、文件中要求的和现实中行动的、要求别人的和要求自己的，总之，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体制要求的和人们具备的、政治信仰的与行动依照的，都明显存在着程度相当严重的二律背反。

此类问题的存在尽管尤其足够的理由，动作上的先后也许是因为策略上的考虑，但毕竟，它们对信仰危机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

（四）大众传媒的模糊导向

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信息传播机制（大众传媒等）曾一度出现模糊导向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失控；一些传播媒介的倾向曾一度出现价值评价的颠倒和是非观念的混乱，出现淡化主旋律、过分宣传“贵族生活”、轻视文化、不要文化、抛弃文化的现象。这将对国民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发展。例如，在一些电视剧中，凡是知识分子都是心情古怪、心胸狭窄的人，而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越有思想、学问、风度，“文化越低，赚钱越多”。

更值得提及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时，却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要么只是简单地通过思想领域的宣传和引导，试图用那种大公无私的崇高信仰重新唤回成员已经回落了的道德素质（而经济领域推崇的仍然是那种利益的驱动）；要么就是强化对传媒的管制。

可是，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此种方式不但收效甚微，反而根本就不利于当代的信仰重建。这是因为：

第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已经出现反作用（如前所述）；

第二，当代社会（包括有关的国际环境、传媒手段等）几乎已经从根本上毁灭了单一信仰赖以存在的最起码条件。发展到今天，那种试图依靠某种单一信仰来“统治”、“管制”人类思想和心灵的任何做法（哪怕是想法），要么是得过且过，要么是饮鸩止渴，最终结局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值得指出，当代各种思潮也对信仰危机产生着相应的影响，但是，它所负的责任却远不如以上四个方面。与其说各种思潮的泛滥是信仰危机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信仰危机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信仰危机的表现、危害及其深层原因。那么，如何才能重建当代信仰呢？

注：请参阅“激情如火”（http://sjqrh.easthome.net，或:http://jqrh.heha.net）相关文章

1、浅议社会信仰

2、能动的人和能动的社会

3、毛邓时代的比较

4、《未来中国的选择》，第四章

5、我看一手硬、一手软

本站首次发布：0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