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史反思

刘可非

（2000-12-01）

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我们试图按照以下时段划分，反思、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由此，本文的重点不在列举历史事件，而在对历史的分析。

一、经典理论的形成及其初步实践（1848-1903）

（一）经典作家给我们的启示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着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本身的矛盾也变得激化起来，突出表现为先后爆发的（1825、1836和1847年）三次经济危机以及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面对这样的历史条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便成为当时先进思想文化的必然任务。

通过参加、总结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有深刻体会。正是基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以及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超越，他们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文化的成果，创立并逐步完善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应当说，马恩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

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经典作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在那里，马克思首次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对资本主义（资本占用他人的雇用劳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批判。他指出，异化劳动包含四个基本特征：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只有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经典思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后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入研究（以《资本论》为代表），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并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这些研究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们还及时总结了工人运动（包括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阐发和补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以及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策略等。

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资本主义好像暂时度过了它们的难堪岁月，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此间，马恩除却对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阐发和进一步完善之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了明确的区分。1875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第三卷，第314页）

从马恩投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程可以看出：

1、他们宁愿“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他们认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第四卷，第676页），并反对“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同上，第643页）。

2、他们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同上，第681页），由此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同上，第693页）

3、由上，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蓝图如何勾画，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和方向，没有也不会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如果非要穷究马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内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多为单一形式，也提到了“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占有制”）；二是自由人联合体有计划地为全社会进行联合劳动；三是社会产品作必要扣除之后实行按劳分配；四是没有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五是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国家职能将逐步消亡；六是采取民主制度并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十分重视防止“公仆变主人”；另外，他们还特别关注人的素质的提高。

经典作家的以上态度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启示：

一是，他们理性严谨的理论态度。对那些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无法得出的任何预测或理论推断，也即，对那些他们没有把握做出定论的东西，他们是断然不下结论的；对他们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他们也是极度珍视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地不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构想，而是他们的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即，相对于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构想而言，马恩在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留下的遗产要丰富得多（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们所创造的理论的内在要求）。

（二）一个隐含着分歧的遗产：批判的武器和真理的武器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指出一件很是耐人寻味的事情：马克思关于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1881年2月16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查苏利奇就俄国农村公社等问题去信请教马克思。马克思根据他对俄国村社的分析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意指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引者注），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1]，第三卷，第774页）；他还为此再次强调“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同上，第761页）。这段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俄国革命可以不用“教条”地遵循西欧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它没有必要首先把俄国的“公有制”（俄国的“农业公社”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后再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同上，第765页）。可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这个思想（指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却最终没被写入正式的复信之中；即使在回信的草稿中，他也只是有点含糊地写道：俄国村社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处同上）。 由此可见，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它的创立者做了暧昧地变通。

我们前面曾经指出过，经典作家是多么地珍视其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为此，他们曾一直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尤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美、法、德等国）同时发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为新制度的建立准备尽可能足够的条件（其实还是不够）。可是，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出现了这样细微的变化、变通呢？

我们不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怀疑马克思对其理论严谨性的捍卫，我们也不能教条地理解他们的理论（那种“变通”也许正是体现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我们更不能主管地臆测他们当时的心态（也许就有人认为：当着马恩热切期待的彻底革命最终也未能爆发、资本主义也没有那样快地灭亡的时候，他们是否也着急以致想超越他们自己发现的历史规律呢？），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本人用他的文字表明了（也许是隐约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他们发现的那个“历史必然性”是可以变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非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

结果，此一思想在列宁那里被得到系统地阐发，并被人们看作“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甚至是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胜利（后面再做详论）。

总之，由于经典理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提供详细的答案，由于连他们的革命理论（更不用说建设理论）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践过，由于他们本身也曾对自己创立的基本原理做过暧昧地变通，其结果，经典作家便给后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他们必须要根据每个特定的环境条件，正确地理解、运用和发展经典理论（甚至包括其基本原理和规律），以便为自己的实践寻求理论依据。

一个隐藏着众多可能分歧的遗产就这样形成了。

然而，“发展经典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对了，可以带来好的理论及实践结局；发展错了，却也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恶果。从“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看，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

我们曾经有过（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同它的精确程度成反比；由此，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全部场合。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描绘出精细的蓝图（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既然如此，后来的实践者就只能依照它的基本原理制定具体的发展和建设方略了。

从理论的可能上看，只有正确无误地越过以下诸多环节，才能保证始终沿着正确地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第一，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第二，你必须确认经典理论中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些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语录有很多）；第三，你必须准确把握当时的特定情况，而后再正确地运用那些普遍真理形成科学的行动方略；第四，你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随时用正确的东西去修正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一言蔽之，你以及你的同事必须“德才兼备”。

然而，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都是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心想探求真理；更何况，真理和“教条”往往只有一墙之隔，正确和谬误往往只是毫厘之差。事实证明，我们往往很难恰当地区分经典理论中的真理和“教条”，很难精准地把握每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很难及时地修正每个错误的东西（因为错误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举一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你说这是真理还是教条？就算是真理，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也照样有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

不可否认，马恩是当之无愧的辩证法大师。但是，以上因素的客观存在，却使得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后来的实践者预备了太多可能的发展和建设途径：你有可能走得很好，也完全有可能走得很差。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理论的逻辑上看，还是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看，如何正确地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恰恰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那个遗产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可供选择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看到：高度集权以至后来竟发展到个人专权的政治体制竟然成了“社会主义”，对立且严酷斗争的双方竟然都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大旗；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演化为现实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贡献，……。

马克思有言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第一卷，第9页）。的确，他的理论真正成了“批判的武器”，然而却非全部用作“真理的武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她的“继承者”那里竟然成了“人尽可妻”的弱女，岂不悲夫？

顺便说一句：假如马克思的理论发源在他的继承者那里，我实在无法预测它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和结局；假如马克思面对他的继承者的“书报检查令”，我也实在无法预测他会有怎样强烈地反应。

二、列宁主义（1903-1924）

如果说马恩更大程度上是大理论家，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则是第一个集大理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也是第一个首次较为系统地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

十月革命前的列宁首先就遇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落后国家能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或曰：落后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列宁，还一直困扰着后期社会主义活动家，而且一直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问题。

按照经典理论，既然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更为先进的制度，那么，它必然对支撑其存在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决定了，它对其成员的素质也同样提出了高的要求。由此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必然地爆发才最符合经典理论的内在逻辑，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足够条件。或者说：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别的落后国家就更不可能具备了。这种理解于经典理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所依据的并不是马恩论述的只言片语，而恰恰是他们提供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如果这种理解都被看作教条，那么，经典理论中能够完整地遵循且不犯“教条”错误的论述，就为数不多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实际上，马恩本人对此也曾一度坚守不退。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1881年马克思曾根据他对俄国村社的分析，有点暧昧地表述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到了列宁时代，他便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各种矛盾，系统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由此，他先是肯定了一国或数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进而，他又根据俄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认为的“在一个经济分散的农民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发生。此种结论，被后人推崇为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

自然，我们无法知道列宁在提出这一理论之前，是否看到过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这封信及其草稿。但是，无论看到与否，都不会妨碍这样的结论：即使是经典理论的重大论点乃至基本原理，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就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甚至为了斗争需要而必须改变的。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从马恩到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条件（这个经典理论的重大观点），已经从“数个发达国家”转化为“一国或数国”，进而转化为“不一定首先在最发达国家”了；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则用行动宣告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发生并胜利。

固然，我们不能说列宁的这个发展背离了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否则我们就会犯下“教条主义”抑或其他性质的错误），也不能说列宁的分析言之无理、论之无据；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列宁的这个发展的确存在“满足当时斗争需要”的成分，至少有这样的嫌疑；而且，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虽然不会直接强烈地破坏他的革命，但它所代表的那个必然性却会在将来漫长的建设历程中发挥必然的持久作用。

事实上，尽管列宁好像用他成功的革命验证了他理论的正确性，可是，接下来的建设实践如何呢？

试看：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2]，第4卷，第777页）。由此出发，列宁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开始“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新生的苏维埃1918年3月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联合武装干涉，国内反动势力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也许主要地是因为应付这种形势，列宁实施了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从其主要内容看（农村的余粮征集制、工业的普遍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分配平均主义等），这一政策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尽快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除去国内战争这个特殊原因，列宁当时也的确把它当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

然而，这个政策只实施了两年多就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到了1920年底，苏维埃经济就走到极为困难的境地。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和尝试是错误的（其实，按照经典理论，这种错误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如果在此前的时候，运用经典理论得出这种结论就很有可能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了这时候，列宁也许开始充分认识到：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及其所代表的“必然性”实在是难以逾越、甚至不可逾越。

列宁不愧为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能够很快地修正自身的错误。1921年起，他便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确立自由贸易原则，允许部分商品私人贸易，把部分工业改为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运用价值规律和货币、信贷等手段调节经济。可见，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性退却，而且，列宁还认为，这种退却并不是暂时的，而“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解决新经济政策何时才能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与世长辞了。结果，列宁又留下了一个未竟、却充满曲折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病重的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宝贵思想。

三、斯大林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1924-？）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按照他的思路创建了那个曾经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效仿（或被迫效仿）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而且，还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我们曾经把那种社会机制条件相对超前于社会基础条件的社会称为“超前社会”，把社会机制条件相对落后于社会基础条件的社会称为“滞后社会”。据此来分析这个“传统体制”，我们发现：在它那里奇怪地并存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因素。

一种是在经济体制中大量地存在着“超前”因素。在那里，所有制整齐划一（不但工业实行了单一的公有制，农业也采取了集体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要进一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经济管理上片面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等等。这些要素特征，不但超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的思想觉悟等），还超越了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社会存在。

另种是在政治文化中大量地存在着“滞后”因素。在那里，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个人专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对领袖思想的顶礼膜拜、对科学研究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等制度或做法，不但明显地滞后于社会主义的其他上层建筑及其经济基础，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封建的东西，却被当作正统社会主义的代表。

为什么一种体制内奇怪地集合了性质截然不同、水平天壤之别的两种“要素特征”呢？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条件存在“先天不足”。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十分充足的社会基础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必然性”。尽管在社会革命阶段，少数英雄人物对社会发展往往发挥着更为强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可以超越那个默默无闻地发生作用的历史必然性，然而，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必然性”没意义。恰恰相反：由于社会革命不可能带来既定社会基础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革命期间不但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会破坏生产力；当然，革命可能会带来成员精神素质的提高以及精神状态的昂扬，使其相对于社会存在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然而，这只是一种“历史惯性”、一种暂时状态，当社会步入正常的建设阶段以后，此种“历史惯性”将逐步消退，成员精神素质和精神状态也将逐步回落到与社会存在相适应的正常水平上来），所以，这个“必然性”必将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由此而论，尽管列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革命理论的可行性，但是，他的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假如革命前社会主义对俄国有着“超前”性质的话，那么，革命后的情况依然如此----列宁和斯大林所面临的形势格局几乎是相同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不要急迫地建立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采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也可以适度超前）的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采取了是 “从长远打算”的“新经济政策”，他开始退却，开始削弱“超前”因素。然而，列宁逝世以后，那个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人格修养都无法与他相比的斯大林却中断了他的一贯思路，它不但中断了列宁的退却、中断了对“超前”因素的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张了社会的“超前”倾向。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就这样被斯大林急迫地建成了，只不过，它的“先天不足”却照样存在。

由于经济领域采取了过度“超前”的一系列做法，必然对政治文化领域的权力集中提出必然要求；又由于那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断然不会自发地造就以“大公无私”为重要行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结果，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照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更何况是传统体制中那样巨大且集中的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局就是：为了相对“超前”的经济体制而设置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它的反面，最终演化成甚至不如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度的东西。传统体制中“超前”要素与“滞后”要素同时共存的奇景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曾经分析过，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结构的某些层次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也即，社会主义应当是在某种层次上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由此，社会主义的许多要素特征应当与封建制度者“貌似神离”。可实际上呢？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具备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及成员精神素质两方面的足够基础，在它的历史中也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其结果：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必然出现变异，那些“貌似神离”的特征也必然逐渐演化成“貌似神似”。试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变异为个人专制，崇敬英雄（包括对领袖人物的崇尚）变异为个人崇拜，以革命为终身职业变异为任职终身制，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变异为特权制，统一信仰的措施变异为思想专制的跋扈……。主观愿望与实践结果就这样出现了巨大反差和背离；理想是崇高的，现实却令人失望。

客观地说，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毕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首次完整尝试，不能苛求它尽善尽美，而且，它为苏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贡献。但是，它绝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绝不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它不但对苏联本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阻滞作用，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和理念，更为深远的是：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效仿照搬的唯一正统的模式，从而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长远、持久的不利影响。

四、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1949-1976）

相对而言，毛泽东也许并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着最为可贵的观念和本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正是依靠这一点，他才能领导着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而且，在革命年代他就系统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深刻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并不具备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所以他提出，我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第二步来讲，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具备社会主义某些特征、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打下足够的基础，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的建设就是按照他的这种思路展开的。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我们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分析。分析这段历史我们感到，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先行者一样，新中国的建设者们照样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拉动”思路----依靠建立相对超前的社会机制条件（上层建筑等）来“拉动”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从而实现迅速发展。只不过，对“超前”分寸的不同把握却形成了指导建设的两种思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种思路，更强调和重视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更有“超速”发展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拉动论者”；以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另种思路则在认同那种“拉动”功能的前提下，更强调和重视社会机制条件与社会基础条件的相互适应，以求得社会正常协调发展，我们称之为“准拉动论者”。两种思路的矛盾斗争，成为贯穿这段时期的一根主线，只不过，它们的矛盾运动在前期（1949-1956）主要作用在经济领域，在后期（1957-1976）则主要作用在政治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毛泽东似乎更加深刻地体悟到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始终强调主观能动对客观世界的强大作用，正是这种能动，帮助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个的战争奇迹。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日渐强烈地认识到，如果社会成员（包括作为统治者的优秀分子）没有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用那样的社会主义体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在经济领域，由于排斥个人利益，人民的积极性将不能得到有效激发；在政治领域，由于缺乏独立有效且强大的外在监督和约束，势必难以保证各级官员的共产党本色。由此而论，如何根除人们心中的“私”字，对于能否保证社会主义良性运行、能否保证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本色，便显得十分重要了。毛泽东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且，他还为此（尽管不是全部为此）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然而，一向是胜者、强者的毛泽东，在“私”字面前却成了败者、弱者：他几乎用尽了晚年的毕生精力也未能攻克这个“私”字。

也许，毛泽东是想通过塑造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的良性运作）来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毕竟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和诗的想象就能逾越的。这难道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挫折提供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吗？

五、反思：人性的超越和人性的顽固

在继续分析后面的历史之前，有必要插入一段，专门分析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后来的实践者预备了太多可能的发展和建设途径：你有可能走得很好，也完全有可能走得很差。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实践的到底是哪种结局呢？分析到这里，答案好像是显然的：那是一种很差的结局！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分析之前，必须先解决人们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质疑，因为他们可以拿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结局并不是很差的：苏联不是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吗？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吗？这里我们不想多费口舌：即使有那样的成就，但是，其一，这些成就并非最优的成就；其二，这些成就并不能证明制度的优良；其三，带来这些成就的制度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第四，经济的成就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最后，这些成就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得以充分发挥。

现在回到正题：明明有好坏两种结局，可为什么我们却偏偏走出了坏的结局呢？答案是：超越了现实人性！

“哎呀！怎么得了。”

我敢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见到这样的答案首先就会跳将起来。同志勿跳，容我道来。

马克思为什么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不是已经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了吗？如果我们教条地理解他那句话，还搞什么经济生产？全都搞阶级斗争不就得了；历史唯物主义也许就得改为“历史唯斗主义”了。实际上，马克思的本意也许就在于：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终将集中地反映在阶级斗争上，他的那句话不过是其基本原理的一种运用而已。如果我再说一句话，你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之所以赘述此段，也在说明理解、阐发和运用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和细微性）

回头再论我们的答案。

此前，我们曾先后考察了“人在”（人的本质性存在）、人性（意指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固定不变的天性）、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运作的某些要求（或曰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并得出了以下观点：

1、人就是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是在，人性就是“求我幸福”，人类社会是能动的社会；

2、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通过自身劳动不断实现其本质存在的过程；

3、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意义上的人类能动必然转化为、并具体表现为社会能动，同理，存在意义上的人性（自在人性）也必然转化为、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现实中的人性（自为人性）；

4、“求我幸福”这个普遍的自在人性，是实现人类本质存在的根本方式，也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最深层的根本动力。

5、社会运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在”，引导并满足“人性”（或曰：为了人类本质的全面占有及其健康发展）；社会运作的核心任务是：顺应“自在人性”的本然要求，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动力量，塑造并实现健康的“自为人性”。

要而言之：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而人性又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并通过人的能动这个中间手段来释放这种动力；只有激发和组织好人的能动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只有立足人性才能激发和组织好人的能动；能动又肩负着引导人性、塑造健康“自为人性”的任务。

人在、人性、能动和人的社会（及其发展）这四者之间，只有达成以上默契，才是人类进步的良性模式。否则：如果社会及其发展不利于人的幸福，我们宁愿不要社会（及其发展）而愿“离群索居”；如果一个社会不依靠人性为其提供深层动力，它就不可能发挥人的能动从而不可能顺利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任凭“自在人性”肆意张扬，最终同样是不利于实现人的幸福。

我们即使不去刻意寻求以上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联，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联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认为“实事求是”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正确的，我们必然会看到：

第一，一定的社会存在必然决定相应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社会成员身上，就表现为他们相应的精神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如果我们把那些决定其行为的根本内核抽取出来，这就是“人性”的现实内容（如果从其源头看，又可作另种理解----“天性”）。实际上，假如我们只是关注成员行为的激发和组织，“人性”与“成员精神素质”就有着几乎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决定人类行为特征的那些“天性”就会发现：它正是“求我幸福”。固然，不同的社会存在将在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幸福观”、并决定着不同的“人性”，此外的其他某些非根本条件（诸如受教育程度、信仰、战争与和平等）也对人性产生着影响，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改变“求我幸福”这四个字本身。

任何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们都会认识到，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两大条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高度精神素质的社会成员。之所以把成员精神素质同生产力并列起来，是因为我们强烈地认识到：成员精神素质总是表现出相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较为强烈的相对独立性，更因为成员精神素质对社会运作有着直接的参照价值。让我们假设一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可能（原始社会也许有过）：如果饥寒交迫的人类却有着“大公无私”的思想觉悟（此乃精神素质的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几乎肯定地说，这个社会具备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退一步，即使我们有了实施计划经济的足够可能，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制度照样难以运行。

一言蔽之，如果没有与社会主义兼容的人性基础来给它的运作提供足够的动力，那么，这种制度势难良性发展。所以，一种制度是否顺应现实的人性，是其能否良性运作的重要条件。

有了这种认识，余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社会主义制度对其成员“人性”至少在一个方面有着最起码的要求：即使不是“大公无私”，至少也要“先公后私”。然而，那个由社会存在从根本上决定着的现实的人性又是如何呢？答案是显然的。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反映在人性上便必然表现为：制度对人性的要求与人性的现实水平存在巨大反差。你要求人性“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而现实的人性却是“后公先私”，更甚者，如果不注意疏导还会“无公有私”。

基此我们以为：“人性的巨大反差”是社会基础条件先天不足所决定的那个“历史必然性”的外在直接表现。如果说社会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埋下了深深的种子，那么，“人性的反差”则是其直接原因。

由此而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当代既定的社会基础条件，根本上就是一种“超前制度”。

“超前制度”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相对于正常制度而言，它往往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社会发展的“拉动”功能，从而更快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超前”，而在于超前的“尺度”。从理论上讲，如果这种“超前”逾越了社会存在允许范围的上限，那么，它必然会对社会发展带来伤害。我们虽然无法在理论上精确地指出那个超前的“尺度”到底是几分几毫，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人性的巨大反差”恰恰使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这个尺度。

多年来，我们曾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原因做过反复的思考。然而，没有想到，最终的结论却是这样的浅显和直观：人性的巨大反差。

毛泽东也许比同期其他的社会主义实践家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他晚年期间着力奋斗的“斗私批修”真真正正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然而，可叹的是，这个以“私”字作为集中表现的现实人性实在是有着不可想象的顽固性。其结果，以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以采取“文革”那样的激烈方式，却非但未能攻克它，反而引发了足够强烈地副作用。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曾一度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多少强大的敌人，然而，一向是胜者、强者的毛泽东，在“人性”这个敌人面前，他却成了败者、弱者。道理很显然，这个“私”字是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而且，这种必然性很有点客观必然、“天要下雨”的那种味道。与天、与地、与人奋斗虽然其乐无穷，然而，失败的严酷现实却只能让这位伟人“乐在‘斗’中”了。

所以我们曾经感慨：人的能动可能会创造奇迹，但决非无所不能；诗的愿望可能会成为现实，但决不会总成为现实；“人定胜天”可以当作激发斗志的口号，但决不能作为指导行动的准则。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多少年来，我们只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实际建成的那种制度其是并非真正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那个高傲的社会主义离我们的现在，的确还很遥远。

六、当代社会主义改革（1950-）

在社会渐变时期时期（非战争、革命时期），以对社会要素的渐进调整为根本特征的社会改良不但是应当存在、可能存在，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社会渐变占据了社会发展史的大部时间，改良还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手段。我们还认为，社会改良得以实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必须在允许的极限值以内。

然而，当代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改革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良。其最根本点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设置过分超越了既定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水平，而且，这种病态超越的一部分在其运行过程中还走到了它的反面：滞后于社会存在（例如：家长制、一言堂、文化专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封建的东西竟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的“大雅之堂”）；其直接表现是：超越了现实人性的客观水平。应当说，根治这种融“超越与滞后”于一体的病态，既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原因，也是它的必然使命；回避“超越”与“滞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方向。以上，是我们在展开下面的分析之前特意强调的。

发轫于1949年底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运动拉开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帷幕（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次探索的改革，当属列宁于192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因为两者的总体倾向是一致的，区别不过在于：“新经济政策”之前尚未形成一整套“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把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天国拉回到人间。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走向了改革的轨道；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更把这种浪潮推倒了高峰。

这里，我们不去考察各国的具体改革政策，而是透析这些改革政策背后隐藏着的总体思路。

我们认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几乎全部地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总体思路：适度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其社会存在而存在的“超前”倾向。从实质上看，这种思路与列宁之所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是相同的，其外在表现就是：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却。

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史，当着1881马克思有了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断的时候，就已经为这些改革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因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普遍（尽管程度不同）地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基础条件的高度要求：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普遍（尽管程度不同）地存在先天不足。如果用当代中国流行的话语表述就是：过去太左了。既然如此，改革的逻辑上必然的选择就是：向右走。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最终却还是不得不回归到历史必然性给他们设置的轨道上来。这真是令我们感慨万千：我们感慨社会发展的规律竟然也象自然规律那样具备如此高度的权威，它要逼迫你必须遵循它的要求；我们感慨经典理论为它的继承者提供了如此广阔的“回旋”余地，以致同时留给他们很多犯错误的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以下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因素对社会主义因素具备得天独厚的侵蚀力：

一是资本主义因素有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后盾。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那个高水平的生产力必定会高抬着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制度、观念、文化、传统等等一切）的吸引力和冲击力。我们不妨举一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中国的广东话为什么一度格外地让国人关爱？如果从纯美学的角度看，广东话也许并没有什么格外突出的好，只是因为香港人讲广东话，广东人讲广东话，而香港人、广东人又比其他地方人普遍地富有，结果，广东话也跟着“沾了光”。资本主义要素之所以对社会主义要素有着过分强烈的冲击，道理也很是类似：因为人家比我们富有，结果人家的一切就都显得比我们的东西有吸引力、诱惑力和冲击力，即使它们的某些要素并不见得比我们的好。

二是资本主义因素有着足够的“人性现实性”，它立足于、顺从于乃至张扬着现实人性的本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种相对超前的、寻求体现“拉动”功能的制度，她要依托现实人性来引导和塑造更高级的自为人性。举个简单的例子：饥饿的人群面对少量的食物，资本主义教导人们凭本事去抢，而社会主义则会教导人们要先人后己。如此一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的诸多行为就好像背着沉重的包袱、骑着两轮车沿着山坡艰难地往上走；而在资本主义那里，社会成员的行为就好似没有任何负担地骑着两轮车沿着山坡轻松地向下滑。此情此境之下，后者对前者无疑平添了更多额外的吸引力和冲击力。

我们更注意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对社会主义理念及其成就的伤害，到了此时也开始强烈地显示了它的副作用。

这样：一方面，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二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借着它富有的社会存在和立足于现实人性，凭添了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冲击力；三方面，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表现出它足够的优越性；四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少方面的确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要来得现实、合理。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便形成了一种足够强烈的人间潮流：人家的资本主义就是比你的社会主义好！

面对这样的潮流，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你的改革要退却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把握不好退却的分寸，我们就有可能象以往没有把握好超前的分寸一样，在新的时代吃到老的苦头。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前苏联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代表已经几乎彻底地走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东欧等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也已几乎徒有虚名；唯有中国仍在艰难地独力支撑着社会主义的理念大厦，只不过多了一个定语：中国特色；至于北朝鲜那样的制度，我们都懒得提及它。结果，一时之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华约覆灭、中国改革……。形势格局好像出现了完全的逆转：社会主义似乎成了落后、专制、愚昧、腐败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却俨然成了人类的救生艇。那个曾经被经典作家批判得体无完肤、被自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资本主义，竟然被国内国外的“精英”们渲染得貌若天仙，成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势力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到了现在开始变得现实化了。

难道经典作家批判错了？难道资本主义整个变了样？

不对！我的同类们。完全不对！

的确，资本主义制度缓解了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基本矛盾，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危机，而且，它们在经济上造就了持续数十年的平稳发展，在政治上也进一步完善了它们的“民主制度”，然而，它们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它们的致命弊端却一个也没有彻底消退。

对此，我们曾经从经济角度做过专门的分析，这里，将其主要结论转引如下：

一是助长了自在人性的片面张扬：无论从那种角度看，这种张扬绝对不利于人类圆满占有其本质性存在；

二是剥削及其变种：虽然剥削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产物，但它肯定最符合这种经济的精神；

三是“生产过剩”：资本占有率的恶性扩张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出现“过度”生产过剩，由此，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不治之症”——如要根治，唯有消灭这种制度本身；

四是无序和浪费：持续存在的劳动转移和流动以及此种流动的反复和震荡，必然造成此种弊端；

五是扩张驱动及其它：人性的片面扩张和资产者其自身利益的贪得无厌地追逐，促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扩张驱动”。它造就了大量“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人类需求本来是目的，却成了实现资本利益、维持商品扩张的手段）；当本国、本地的需求潜力已经被 “开发”殆尽的时候，那种扩张驱动必然会在别国别地寻求实现；当这种扩张遇到阻力的时候，它就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措施：战争。在这种扩张驱动下，自然科学成了它的打手和兴奋剂，社会科学成了它的辩护人，原本生生不息、和谐平衡的大自然被它蹂躏得遍体鳞伤，原可和平共处、温馨互助的人类社会被它教唆得比豺狼还要残酷。

那样邪恶的资本主义经济难道不是戕害人性的凶手？难道不是人类战争的根源？难道不是大自然的仇敌？如果任其嚣张下去，难道它不会毁灭全部的人类？

需要补充的是，当代潮流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仰慕”推崇，只能说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弊端太多，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体制没有弊端或弊端较少：它们政治中的金元政治、虚假民主和人权“武器”等等，它们文化中的那些暴力、色情、感官刺激和醉生梦死等等，难道都是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难道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吗？

以上，我们“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做的本意决不是要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我们只是想说明：唯有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才能求得我们更好地发展。

我们反对的绝不是学习人家先进的、代表人类未来的东西！

我们反对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面对当前的社会形势，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着一种危机感，而且日渐强烈：在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丑恶和腐朽携带着它们的“人性现实性”、携带着社会存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赋予给它们的“额外”冲击力，正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种种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社会病态、丑恶现象不仅层出不穷，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结果：伴随“回归”而来的，却是那个肆意张扬的自在人性！

我们认为：二十年改革后，我们不但仍未步入良性发展状态，反而到了变异的边缘。如果不尽快采取得力措施，就有可能面临社会运行失衡乃至更大的危险。

而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首要的一点就是从总体上反思我们“回归”的分寸，从而适当调整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

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已经面对资本主义几百年曲折发展历史、有过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之经验教训的后进国家，因此，我们决不能再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老路、复现前人已经昭示的曲折。

不要忘记，社会主义追逐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她要在发展的全部轨迹上自始至终地关怀人民的各项权利。

如果你只是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程或做法当宝贝，那你将会碰壁，而且必然被发展道路上的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因为那些被你视为宝贝者正是他们的耻辱，因为那些被你信奉的逻辑正是异化社会的发展逻辑。你将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六、结束语

15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告诉我们：

1、也许，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的确要比那些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好。然而，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史，我们却强烈地认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只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实际建成的那种制度其实并非真正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那个高傲的社会主义离我们的现在的确还很遥远，她潜在的优越性的确没有充分发挥。

2、我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重大的（有些也是古老的）问题：

以往的资本主义是否比现实的社会主义好呢？好在哪里呢？

未来的资本主义是否还比现实的社会主义好呢？好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念是否要比社会主义的理念好呢？

经过那么多的曲折之后，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能在吸取经验教训之后重生？

社会主义怎样重生才能使她扬弃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面缺陷呢？

难道经过了那样重生之后的社会主义就不必资本主义好？

…………

对上述问题，如果普通百姓、轻佻少年没有清晰的答案，倒还可以理解；可是，如果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者、洞悉社会科学的精英还没有清晰的答案，那就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对上述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尽快改掉传统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尽快恢复社会主义的应有面目（并把她立足在目前的现实上）、尽快表现出社会主义的本然优越性，那就不只是不可思议，而是自毁大好制度、自毁巍巍长城、自毁我们前途了。

3、如果说，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世界犯下了过度“超前”的错误，那么，当代思潮和心态的存在，就很有可能使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相反的方向犯下同样性质的错误！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某些人似乎已经犯了这样的错误（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说那是错误为时尚早），结果带来了俄罗斯的衰退和一些国家的尴尬；中国的改革好像还没有铸成那样的大错，但目前的种种现实却使我们感到担忧，更值得关注的是，怎样才能保证将来不犯（抑或少犯）以上那两个方面的错误呢？

4、我们应当坚决摒弃那种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的、在社会主义的牌坊下面干着封建主义勾当的“传统社会主义”；我们同样应当坚决防患那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革实为资本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牌坊下面干着资本主义勾当的“现代社会主义”。

5、从理论和现实的要求上看，未来一定时期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那种传统的 “假社会主义”，也不应是经典理论构想的那种过于高傲的、离现实条件太过遥远的“理想社会主义”，更不是朝着资本主义阔步迈进的、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

它应当是：体现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立足并适度超前于当代社会基础条件（生产力水平和成员精神素质）并因此而具备“拉动”功能、能够扬弃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双面缺陷的新制度。对这样的一个制度，我想不出更好的别的名字，便名之曰：新社会主义。

6、有了现在的条件，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能力来冷静地剖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来科学地解答150多年理论和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来正确地设置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社会机制，从而明智地确定我们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方略，并坚韧地付诸实施。

（修改于2001年10月4日）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2]《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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