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共产党的为民本色（纲要）

----二论新社会主义

刘可非

（2001年1月7日）

能否建设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对新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就当代政治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基础来获得：

一是价值基础：有利于民富国强；二是习惯基础：符合本民族传统；三是法理基础：符合既定的法理程序。三者之中，唯有“价值基础”才能为执政党提供最为根本、长远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一下专论价值基础。

在“民富国强”这个目标上，可能不存在什么异议；然而，细而究之却来了问题，因为这个目标好像是个终极意义上的目标，它实际上是“一个通过不同手段、途径不断逼近的过程”。而分歧则恰恰出在这些手段、途径那里。例如：

是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若经济优先，优先到何种程度？

是以共同富裕作为主要手段还是以少数人赋予作为主要手段？

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立足公平、保证效率”？

等等。不再列举。

这里，我们先只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

达成民富国强有诸多手段。就制度而言：

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西欧乃至日本等，不是很强大吗？其国人的平均富有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

退而言之，即使采取封建制度，如果碰巧赶上一个“明君”、又有大帮能臣，也许同样能做到这一点（汉唐时期我们不是很强盛吗？直到1800年，中国创造的财富还是世界当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呢！）

然而，如果采取那样的制度，那么，在最终实现目标之前，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不得不忍受过程中的漫长苦难、不得不重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曲折；在享受物质丰富（何况，这还是个未知数）的同时，还会承受物质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痛苦，因为，经济发展并非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

所以，不能不择手段，而是要选择最佳手段

第二，那种手段是长远意义上的最佳手段？

我们曾多处分析过，着眼对人类本质性存在的终极关怀，冷静反思以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的双面教训，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未来的制度，应当是体现经典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立足并适度超前于当代基础条件、能够扬弃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双面缺陷、汲取其双面优长的新制度----新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手段来寻求“民富国强”，也许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由此，唯有通过新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才能为执政党之合法性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

以上，主要是探讨“应该怎样”。也许，人们可能对那个“最佳选择”很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让我们立足现实再来分析。

我们的现实是：中国是搞社会主义的，它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此两个基本点决定了：

“民富国强”这个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就必然表现为这样的具体内容：确保人民大众利益的普遍实现（以下简称“民益普现”）。

“民富国强”固然是终极目标，但是，“民益普现”却是现实目标。在实现那个目标的过程中能否始终确保“民益普现”，便成为判别我们的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制度、判别我们的执政党是否是共产党的试金石。也即：

如果你不能确保“民益普现”，那么，即使你最终达到了“民富国强”的目标，其一，你搞得不是社会主义，干脆，换个别的名字得了；其二，你这个执政党就不是共产党，干脆，也换个别的名字得了。

一言以蔽之：唯有在确保人民大众利益普遍实现的前提下寻求“民富国强”，才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最为根本、最为长远的合法性基础。

上述合法性基础，对共产党至少提出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必须确保“民益普现”。两者互为前提、互为保障、互为因果。

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上看，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利益的普遍实现，并由此形成了“鱼水与共”的党群关系，是共产党能够战胜数倍强大于自己的敌人、取得不断胜利的根本保障。所以，老一代革命家历来十分地珍视这一点，并做出了全方位的努力。

现在看来，主要的经验有一下诸点：

1、常抓不懈

且不论战争年代，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务必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谨防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1949年-1952年间，平均每月中央都有一次党建方面的重大举措，而且真抓实干；始终把党的建设置于“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些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使所有的共产党员无时不处在外在的牵引、激励和警觉之中。

2、防患于未然、防患于“初燃”

革命年代抗争时期的共产党成为胜利以后的执政党之后，腐蚀因素剧增、蜕化倾向加大，这是必然的现象。由于老一代革命家对此种问题始终给予高度关注，所以，往往一发现问题苗头，就采取强力果敢措施予以严厉打击、果断制止，决不姑息迁就。正因如此，处斩刘青山、张子善等方能收到振聋发聩之效；“三反”运动不但开展及时，而且对克服腐败、贪污等不正之风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毛泽东深知，如若“风气养成”，则“虽有大力，不可扭转”。

3、以身作则

“其身正，不令自行”，真乃颠扑不破。高层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其作用和影响是在不可低估。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不铸铜像、不过生日、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不任人唯亲、严格要求子女亲属等等。

4、创造正气环境

共产党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如果不为保证共产党的为民本色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那么，即使你内部作怎样艰苦的努力，也很难抵御外部邪恶因素的冲击。早在建国初期开展“三反”运动时，领导者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消灭“五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那么，共产党的蜕化变质不过是时间问题。为此，他们为确保执政党本色而着力营造了足够外部环境。

应当看到，正是因为以上的不懈努力，建国初期直至相当一段时间里，共产党较好地保持了为民本色，并为“民益普现”创造了根本前提。但是，其中也有些教训。主要是：

1、标准过高。应当认识到，要求共产党员完全具备那种纯粹高尚的思想品质，本身就不具备足够的历史条件。革命年代也许可能，短暂时期内也许能做到，但是，在长久的和平条件下却很难实现。盖现实人性使然。

2、缺乏制度保障。以往的做法，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大的宣传灌输，教育党员应当怎样；二是严厉的惩罚手段，迫使党员必须怎样。这只是解决了头尾两个端点，而在中间的过程中，则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一方面，体制赋予给执政者以那样巨大的权力，另方面，又没给这种权力提供足够的制度约束。这样的做法，肯定难以持续保障执政者的为民本色。

3、方式变异。可以说，如何保证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本色，是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前述两点的存在，却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他们一生中碰到的最艰难的、抑或是无解的问题。其结果，当着以往行之有效的整风、宣传教育、灌输乃至惩罚（批判）等诸多方式不再有效的时候，他们不是从以上那两个方面寻找原因，而是把精力放在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上：选择“大民主”这种极端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结果，理想与现实之间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巨大反差。

4、过度关注“民益普现”以至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应当认识到：其一，不同个人之天赋、能力乃至机遇的不同，都会造成相互间收获的不平等；其二，“民益普现”并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也即，某种范围内存在的贫富差距、地位高低等，乃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然而，老一代革命家（尤其是毛泽东）似乎过分地关注分配上的平等、过分不能容忍贫富之间的必要差别，结果，对“平等”的过分强调，却带来了对效率的伤害。

三、严峻的现实

对共产党的千万条要求，可简单地归结为两个根本点：一是确保“为民本色”；二是确保“民益普现”。反过来，只要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两点，也就为自己奠定了长远、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而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

宏观却笼统地考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历程，可以划分为“1949-1956年、1957-1978和1979年至今”这样三个阶段。如果我们不去考察它们的演变原因，只论其表现出的态势，可以这样认为：

第一阶段是“辉煌阶段”。在根本点上，它很好地保持了“为民本色”和“民益普现”这两个根本要求；在具体方面，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工作成效等，也都较好地贯彻了那两个根本点。

第二阶段是“曲折阶段”。在动机上，它始终、甚至更强烈地坚持了那两个根本点，而且，所采取的措施在外在要求上至少与那两个基本点是相互支持的。然而，在具体措施的某些方面，却走入了误区、甚至走向了极端，或在做法上值得质疑。例如，在工作方法上，为了保证那两个基本点，采取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等方式，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制度设置，等等；在工作作风上，派性猖獗、组织涣散，法制遭践踏、人治却横行，等等；在工作成效上，二十多年下来，人民利益的普遍性的确被足够地“关照”了，然而，却带来了“共同的贫穷”：民益未能足够实现。不过，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盖在于“动机与手段”之间的背离，所以，那个时期的执政党在相当程度上、在大部成员中，依然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着较强的“为民本色”（尽管与第一阶段已不能相比）。

第三阶段可以称作“得失参半阶段”。这个阶段中，那两个根本点被逐步降低为“口号”、“牌坊”，要么就是不疼不痒的要求；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却有两种。

第一种措施，是与那两个根本点合拍的、是相互支持的然而却少得可怜的措施。而它们，要么软弱无力，要么“虎头蛇尾”。例如，83年曾大张旗鼓地开展整党，当时的目标是“三年使党风根本好转、五年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可带到87年5月整党结束的时候，那个目标又实现了多少呢？

第二种措施，则是与那两个根本点不合拍，要么会伤害它们的、却是大量存在的措施。而它们，则要么强大有力、要么“星火燎原”。随举两例：我们放出了“利益驱动”这只“老虎”，因为惟其如此才能调动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我们默许乃至张扬了“私有制”这只“恶狼”，因为惟其如此才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可是，老虎是要吃人的，恶狼是贪婪和凶残的。事实证明，二十多年来，那只老虎肆无忌弹地从深层“吃掉”了多少共产党的“为民本色”，那只“恶狼”又凶残地从深层破坏着“民益普现”。

面对上述作法所造就的社会现实，即使我们紧闭着眼睛，都无法回避我们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存在的严峻问题。

试问：在为民服务和为己服务之间、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高尚理想信念和庸俗利益欲望之间，……一言蔽之，在“共产党人”和“经济人”之间，且不论全体社会成员，只论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之中：

最理想的，有多少会选择前者而抛弃后者呢？

最起码的，有多少会为了前者而抑制后者呢？

最可恶的，有多少会抛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呢？

尽管我们无法提供实证的统计答案，但是：

现实肯定会且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答案！

如果每个共产党员能够勇敢地凭着自己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和良心，也许会给我们一个更加残酷的答案！

其结果，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经济获得了长足进步，然而：

共产党赖以合法存在的那两个根本基础，也被蹂躏的遍体鳞伤。所谓的“得失参半”，即在于此。

如果单纯从党建的角度衡量，“得失参半”的评价，没准还过分地高了呢！

由此我们感到：

第一，当前最应引起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民族精神问题，一个是党群关系问题，或说得简明一些，就是人心问题和党风问题。回顾一下我党的奋斗历史不难发现，良好的民族精神和密切的党群关系，是我们不断克敌制胜、克服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成功、能否有效促进我们发展的根本基础。可是，当我们走到今天的历史关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前述种种问题的综合作用，使那种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和鱼水情深、患难与共的党群关系已然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破坏到底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值得深思的。可以说，如果不尽快采取得力措施，这两个问题将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将给我们设下形形色色的障碍。

因此，提高民族素质以重构民族精神、整顿党的作风以密切党群关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二，尽管已经做了二十年的改革，但当前中国社会仍没有达到社会良性发展状态，甚至是到了社会变异的边沿；如果不尽快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社会运行失衡乃至更大的危险。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社会形势已经演变到这样的程度：种种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社会病态现象、社会丑恶现象不但层出不穷，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尽快采取强硬有效的措施来遏制这种趋势、扭转社会运行的方向，是十分迫切的，而且也是形势要点之所在。若待到风气养成，则“虽有大力，不可扭转”。

四、为保持共产党的“为民本色”和“民益普现”而奋斗！

毛泽东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也许，背后隐藏的是对他过分急迫地追求完美社会主义的反思。

邓小平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也许，背后隐藏的是对他随经济成就而来的其他沦丧的反思。

站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有几种选择：

要么，任凭当代的趋势走下去；

要么，延续传统社会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扭转当代政策的走向；

要么，放弃对那两个根本点的追求，彻底追随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

要么，沿着传统社会主义的思路，追求新形势下的创新；

要么，树立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一方面，适度调整当代其它政策的走向，另方面，在此基础上求得共产党在两大根本点上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

第一种思路，风险最小，但长远前景黯淡。

第二种思路，无疑让老百姓重新回到共同贫穷的老路上，而少数投机分子和偏激分子任意嚣张。非但近期难有群众基础，将来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

第三种思路，必须解决历史传统所遗留的阻力，必须重复资本主义所昭示的曲折，必须面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四种思路，理论和现实的走向上均存在可资探讨的基础，但无法找到明确的操作思路：你用什么手段才能在当代条件下建构神圣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第五种思路，我们认为是最为现实、可靠且最具长远前景的。

我们的选择是最后一种思路。基此，初步的纲领性设想是：

1、必须立足对共产党自身的改造

20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国那种“干部、工人、农民”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划分格局。目前看来，其新的社会阶层格局表现为：权力阶层、业主阶层、雇工阶层、农民阶层和知识阶层。尽管这些阶层的主体意识和潜在利益要求各不相同，但总而论之，其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可以这样描述：对共产党的统治有诸多不满，但也不支持由此而引发的革命式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即，体制外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多数民众的普遍支持，而现在的执政党尚没有完全丧失改造自身的必要能力。因此，唯有立足对执政党的改造、使其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利益，才是当代条件下的最佳选择。

2、必须为共产党的再改造创造足够的外部条件

如果不为共产党的“为民本色”和“民益普现”这两个根本点创造相应的外部条件，那么，一切所谓的“再改造”都是一句空话。而这些条件，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建构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

此处但论前两方面。

在经济方面，必须坚持的纲领是：

允许你求富裕，但是不能把你的富裕遗传给你的下一代；

允许你追求利润，但是不能剥夺雇工阶层的基本权益；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是，必须以“民益普现”作为前提；

允许你经济上富有，但是，经济的富有不能作为政治上强权的任何资本。

在文化方面，必须坚持的底线是：

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必须用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是否有利于塑造健康的人民精神作为前提；

允许你放弃任何统一的政治信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官方推崇的政治信仰；

允许你为金钱而自由地创作和选择，但是，必须不违背基本的道德法典。

3、必须立足当代条件为共产党的改造设置新的制度和形式

新时期的党建，应当在上述前提所规矩的环境条件下，设置新的制度和形式。其基本要求应当是：真正实现党政分开。为此：

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管党务和军队。其管党务，则为保持党的本色；其管军队，则为保持全党全国的本色。党的组织只负责为国家行政机关提供可为资格人才队伍，却不能指定谁任何职（军队除外）。

国家行政机关，分权的前提下独立行使自身的职权，而核心机关的核心负责人，必须是共产党员。

各级行政机关干部选任权，必须交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干部普遍采取任期年限制；其连任或升迁，也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具有随时罢免行政人员的权力。

设置强大、独立的传媒机构，依法行使其监督、曝光职能。

人民的各项权益可以通过各级党组织、人大组织和传媒机构予以暴露、伸张和保护。

4、最终目的或前提：必须保证共产党永保“为民本色”和“民益普现”

这两个根本点，既是党建的目标（朝此努力），也是共产党之作为执政党的基本前提（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人民就可以不让你做执政党）

5、总而论之，党建工作，一是要创新，二是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缺此任何一个，全是空谈。

以上，书生谬见，激扬文字而已。

本站首次发布：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