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教条主义

刘可非

（2001年1月18日）

题记：读毛泽东写于一九三零年五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痛感当代种种思潮和行为，出此文。

一、教条主义及其两大根源

从根本上意义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

从根本源头上讲，教条主义的产生有两大根源：一曰能动，二曰权威。

先论能动。能动本来是人类所独有的、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怎么会成为教条主义的根源呢？其道理是：人类的能动本能，使他们能够从前期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相应的理论、观点等精神产品，并进而运用这些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从问题的一方面看，这一点，正是人类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但若从问题的另方面看：没有能动，则不能创制出这些精神产品，既然连可资捍卫和遵循的精神产品都没有，又何来教条主义呢？

再论权威。权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进化，权威在不断变更着自身的内容，但对它的需求却始终存在。只要是存在权威（不论它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树立的），就会存在精神产品的权威性。当这种权威性达到足够的程度，对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必然地产生了。

能动和权威，固然不会必然带来教条主义，它们本身也是无辜的、无可指摘的，但是，由上可见，若追根溯源，它们正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

二、反对教条主义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动的存在；人类之所以构成社会，就在于权威的存在。也即，能动和权威之于人类社会，是同生共存的；然而，它们却又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由此而论：教条主义普遍存在以下几个特性：

一曰持久性。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早在人类组织起来、并创制出精神产品的同时，教条主义就具备了存在的可能。如果说教条主义与人类同时共存有些过分，但可以肯定地讲，只要是人类社会（有机组织的人类）还存在，教条主义就具备诞生并滋长的充分土壤。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最初表现；中世纪的西方宗教、中国儒教等等，则使教条主义得以正式诞生；近代教条的例子不可胜数；可以预见，将来的教条主义照样随时可以猖獗起来。

二曰现实性。对教条主义的上述源头的分析，乍看起来好像有点耸人听闻、言过其辞，其实绝非如此。教条主义完全不像“太阳城”那样地虚幻、也不像“桃花源”那样地缥缈，更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地久远，相反，它有着足够的现实性。你只要稍一疏忽、略有放松，它就会“喷薄而出”、“勃然而起”、“茂然而成”。这样的例子信手就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中国共产党短短的奋斗历史也可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三曰欺骗性。遵循、借鉴前人的精神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不但无可厚非，还正是人类取得更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在文明社会已经演进了成千上万年的今天，任人不可能不吸取、遵循前人（尤其是伟人、巨匠）创制的精神产品。如果我们把后人对前人精神产品的正确继承（哪怕是照搬）称作“继承主义”，那么，正是这个“继承主义”，为教条主义编制了一套美丽的外衣、提供了强大的欺骗性：历来的教条主义者正是打着“继承主义”这样的迷人旗号，干着那样的害人勾当。

正因教条主义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性质，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将是极为困难和艰巨的。

这样的结论，可以称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三、怎样反对教条主义

固然，能动和权威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但是，能动和权威本身并不能必然带来教条主义。也即，在能动、权威与教条主义之间，将有着一个漫长的因果作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众多其它的选择；它们之间只是因果关系，而非等同关系。由此，尽管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着滋长教条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样存在着克服和消灭教条主义的可能性及其足够的力量。

那么，依靠什么、怎样才能反对教条主义呢？

（一）人性，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根本力量

不要害怕，这里的“人性”是指人类“求我幸福”的本性。这样的人性，决定着人类只会认同那些有利于他们幸福的行为实践；而无数人类个体的此种认同所形成的合力，则构成了人类进步发展的总要求和总趋势。

教条主义之所以可恨，就在于它是害人的，就在于它是背离人类进步发展之要求和趋势的。当着依照教条主义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或足够的）恶果之后，人性的要求必然会使人们抛弃它，从而采取正确的行为态度。所以，“求我幸福”这样的人性，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力量。

（二）实践，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前提

要想反对教条主义，必须首先揭穿它的欺骗性，首先判别出某种态度（或理论、或政策等）是害人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利人的“继承主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继承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带来的客观效果是利人的，而后者则是害人的。这样，判别两者的最根本可靠的途径，只能是实践（它所带来的效果）。所以，实践活动及其效果所客观具备的对教条主义的证伪作用，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根本前提；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

以上分析也告诉我们，“只有等到某种教条主义产生现实恶果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也许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使教条主义的危害得以彻底暴露；再进而论之，教条主义的作崇，也许本身就是人类发展轨迹难免曲折、人类社会难免沉醉的原因之一。

（三）理论战斗，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

分析到这里，问题好像已经很简单了：既然实践可以证伪教条主义，那么，它自然就会销声匿迹了。

错了！大谬不然！因为，实际情况还复杂得很呢！

作为命题本身，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却往往、且必然会出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首先，实践具备时间性和地点性：实践的内容会随时间、随场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前期、他地的实践所证明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当时、当地。“刻舟求剑”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其次，实践具备局部性和偶然性：某种局部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全局实践，某种偶然实践的结果不一定体现基本的、普遍的规律。“守株待兔”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第三，实践具有层次性：此一层次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层次和全部层次。“杞人忧天”者，也许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第四，实践具有主观性：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不可能绝对摆脱实践主体主观因素的制约；绝对客观的人类实践，是不存在的。主体主观要素发挥程度的不同，也必然会影响到实践的具体效果。

上述特性是客观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的。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人类实践的局限性。正因如此：

1、仅仅依靠一时一地的、个别的、局部的具体实践，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精神产品，是不充分的；仅仅依靠具体实践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给予理性地抽象、概括和总结，却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精神产品，同样是不充分的。

2、具体实践用以证明具体结论，基本实践用以证明基本结论，普遍实践用以证明普遍结论；而唯有借助于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从局部上升到基本、从基本上升到普遍、进而抽象地形成人类的普遍实践，才能足够地证明人间真理。然而，这种“人类的普遍实践”，在现实中却是无法组织实施的。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把握绝对真理之所以不可能简单快捷和一劳永逸、而只能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道理正在于此。也许正是因此，列宁甚至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至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实践给证伪教条主义提供了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但是，单纯依靠实践也是不充分的。

实践标准的上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使得这个标准成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它固然可以用来证伪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者也同样可以用实践标准的那些问题来为自己做辩护。

由此看来，肯定实践标准对反对教条主义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看来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

一种是，依靠不断持续的实践活动，持续再现教条主义者的危害，带到足够确认之后，再予以证伪。然而，这样做的必然代价就是：我们必须更多地受到教条主义的伤害。

另种是，依靠已有的实践结果和已被证真的精神产品，通过讨论、辩论等理论战斗的方式，证伪教条主义。

我们当然首选第二种方式。所以：

理论战斗，乃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

（四）发挥能动，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基本方法

能动固然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之一，但能动本身并无罪过，只不过，教条主义者们往往把他们的能动力量用到捍卫教条上面罢了。反而，要想从根本上击溃教条主义，最基本的方法，也只能是重新召回能动所本然具备的那种“创造性精神”：我们的能动不是用来盲目地捍卫教条，而应是主要地用来创造、次要地用来继承；要用能动来弘扬发展主义和继承主义，而非捍卫教条主义。

（五）冷观权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补充

尽管，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对权威的崇敬乃至崇拜也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我们对历史上的权威做怎样地崇拜和崇敬，对其精神产品也应采取冷静观察、理性剖析和选择继承的态度。

从另个角度讲，如果把某种精神产品供奉为整个社会全体成员所遵循的唯一信仰，那么，必将在客观上为教条主义提供了“助纣为虐”的外部条件。

由此，赶走盲目个人崇拜的幽灵，拒绝把某种精神产品当作唯一的政治化教义信仰，与此同时，唤起理性的力量，树立“冷眼向洋观主义”的态度，则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必要的保障。

总而论之：必须把教条主义当作一种“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的现实危险来对待；必须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任务来对待；必须高扬人性的力量和人民利益的大旗；必须依靠实践的标准、运用理论战斗的方式；必须弘扬能动、冷观权威。

非其如此，断然不能彻底埋葬教条主义。

四、附议当代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实在是殆害无穷，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六十年代中后期所受的伤害，可谓典型例证。

时至今日，曾经数度伤害我们的教条主义“传统”好像依然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反而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只不过，表现为新的外表和形式而已。

总地看来，教条主义在当代的表现，突出地表现为两种：

（一）老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由来已久，对我国来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其基本表现是：无视当代客观存在的社会基础条件，无视几十年间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所昭示的曲折和教训，只知道固守经典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几乎全部的内容。其政策取向是：回归传统社会主义。

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我们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顽固地忽视着：

1）当时代并不具备照搬马恩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起码条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人性”不具备；2）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者过分偏重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却忽略了落后的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的持续制约，忽略了由此决定的现实人性的存在及其顽固性，忽略了历史设定的且被经典作家所揭示的那个“必然性”，反而试图人为地超越这个“必然性”；3）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有着相应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根本的表现是：扎实地立足于社会基础条件（生产力和人性），它的一些特征（诸如私有制、资本雇佣、市场经济等）是不可超越、不可强行完全消灭的。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缺乏足够的现实说服力；用来指导实践，则只能使人民遭受新一轮的痛苦。因此，必须坚决清除之。

（二）新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对我国而言，若不太精确地讲，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其基本表现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所昭示的曲折和丑恶，只是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暂时的曲折和教训，就全盘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制度内涵。其政策取向是：退回现代资本主义。

与对待前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相类似，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我们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时髦地”地忽视着：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的调整改良缓解了它们内部的一些矛盾，然其根本问题则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其致命弊端也一个没有彻底消退、反而有新的发展：自在人性的片面恶性张扬、资本对雇佣者的剥削、“过度生产过剩”以及经济无序和浪费在它那里始终存在；其“扩张驱动”带来了大量“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并成为战争的根源；它把科学变成了它的打手，把原本生生不息、和谐平衡的大自然蹂躏得遍体鳞伤，把原可和平共处、温馨互助的人类社会教唆得比豺狼还要残酷。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具备足够的欺骗诱惑力；但用来指导实践，则必然使我们的人民重受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必然伤害。因此，必须同样坚决清除之。

另外，必须同样注意到，教条主义在当代还表现出许多其他的形式：

要么，是用形式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

要么，是用反对“修正主义”来掩盖老教条主义；

要么，是用提倡“现代主义”来隐藏新教条主义；

……

但是，我们坚信，无论当代教条主义者披上怎样美丽的外衣、戴上怎样虚幻的假面，它们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此，它们必将在实践的铁的标准面前、在战斗的严酷考验面前，显示出它的真面目。

愿千千万万真正关注人民利益的同跑们动员起来，揭开教条主义的美丽外衣，戳穿它们的虚伪假面！

让教条主义者在人民大众的利益面前发抖吧！

五、又及

此处所论，也许照样存在“教条主义”的嫌疑；我们指出的以上教条，也许本身就不是教条。

对此（也按照本文的论点），我们宁愿遭到严酷的批判。

要知道，拒绝批判，正是教条主义的开始。

（本站首次发布：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