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人类发展史造就了各色的人类群体。总有些这样的群体，他们属于同类人种，使用共同的语言、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形成共同的文化、秉承共同的传统，这便构成了一个民族。

民族一旦产生，便会产生民族共同的利益。当着不同民族并存且交往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所谓的民族主义，若从实质上讲，就是捍卫和伸张民族利益的一种信念或观念。所谓“利益”，则包括物质的、思想的、政治的、宗教的等全方位利益。

以下，谈些对民族主义的观感或认识。

一、有民族便有民族主义

由此观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人性作用于民族的一种表现；世间只要存在不同的民族，则必会存在民族主义。常看到激烈争论的双方，一家把民族主义夸得象朵花，另家则把它损得像恶魔。可无论你怎样说它，民族主义却有点“天要下雨”的味道。

要想天不下雨，你只有消灭“天”；要想消灭民族主义，那么，你只有消灭“民族”。

二、从抽象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无所谓善恶

从抽象的角度看，就象人性无所谓善恶，民族主义也无所谓善恶。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求我幸福；民族要生存发展，同样必须求我族幸福。而要求我族幸福，便必须要捍卫和伸张民族利益。这在理论的、抽象的逻辑上，是很简明的，也是颠扑不破的。

三、从具体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有善有恶

捍卫和伸张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信念或观念，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由此引发出善恶之别。

（一）为求本民族利益而伤害它民族的利益，是谓“恶”。远者不说，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便是信奉这样的逻辑。此种表现，是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二）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来谋取个人的或本民族小团体的利益，也是“恶”。历来的专制集权者往往遵循这样的逻辑。此种表现，是“虚假民族主义”。

（三）为求本民族利益而拒绝民族间的合作与交流，来寻求封闭式发展，要么戴着民族利益的“变色眼睛”，羞言本族之丑、漠视它族之美，对己一个标准、对人另个尺度，是谓“蠢”。此种表现，当属“愚蠢民族主义”，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在伤害着他们的目标——捍卫和伸张民族利益。

（四）民族主义的最佳表现，可称作“健康民族主义”。当着本民族受到外族伤害和侵略的时候，它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做出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当着他民族受到另民族伤害和侵略的时候，它会义无反顾地支持被侵略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当着各民族和平相处的时候，它表现为坚持民族平等前提下的互助互利、交流合作和民族友谊。它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权益、允许各民族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发展到真正的高尚，必会为民族的正当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为民族而献身。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用于侵略则是恶，用于封闭则是蠢，用于防御则是善，用于激发和平发展的忘我情怀，则是至善。

四、只要存在强权，就必须提倡民族主义

所谓强权，就是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权力。

当今历史阶段，民族国家依然林立。此种情况下，强权作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根本表现，便是运用他们掌握的强力，通过不正当方式来伸张本民族的利益。

一旦强权作用于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必会表现为“恶”，至少表现为“蠢”。远者不说，单看目前风头正劲、被某些精英视作楷模的美国，在它的身上，便经常表现出那些“恶”和“蠢”。比如其恶：二战刚过，它便野蛮地发动了朝鲜战争，之后又有入侵越南、伊拉克、南联盟等等，所为者，不过自家的民族利益而已。比如其“蠢”：一些人炸毁他们的大楼，便是其眼中邪恶的恐怖主义；而另些人在中国制造爆炸，却是其眼中“正义”的争人权自由的壮举；更为甚者，轰炸了中国的驻外使馆，让他说个道歉都难于上青天。

我不禁慨叹：强权若猖獗，何处论公理。当此之下，如果弱势者不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贪婪者更甚的贪婪、强横者更暴的强横，必然的结局只能是强势民族横行、弱势民族败亡。

你愿意你的民族败亡吗？不愿意！好吧，那就高高地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吧！

五、兼论民族虚无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本身是对民族主义的反动。

如果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便是超越了民族利益，把全人类的利益等同于民族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便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可算作典范；

如果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便是漠视了民族利益，把个人的乃至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历来的叛国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便长就了这样一副丑恶嘴脸。

当代历史条件下，民族虚无主义并不可取。这是因为：在民族客观存在、民族利益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那种高尚的民族虚无主义难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作为理想的目标，却难有资格作为实际行动的信条。比如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本身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

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不是“卖国贼”，就是“族奸”。

六、结论

（一）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而要刻意提倡民族主义。

（二）但我们必须拒绝极端的和虚假的民族主义，因为它是恶的，而我们也根本就没有那种霸权传统（且不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实力，即使有了那种实力，也决不能为）。

我们也必须拒绝那种愚蠢的民族主义，因为它非但不能让我们捍卫民族利益，反而会最终伤害它。

（三）如此一来，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

必须高扬健康民族主义的大旗！没有这个大旗，中华民族也许早就断送给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了。

这种民族主义要求我们：不畏强权，自尊自立，卧薪尝胆，自强不息。

这种民族主义要求我们：要抗击一切侵略者！

句曰：

一载风雨送龙蛇，

万年英骏待伯乐。

屈原失美沉罗汩，

鹏举遭馋祭风波。

燃起激情汹汹火，

奏响英雄浩浩歌。

但使工农无所待，

岂容洋布定善恶。

刘可非，感于2002年2月12日

附记：撰写此短文的背景——为什么要为民族主义辩护

强权政治历来都嚣张地存在着，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些富有侵略性、扩张性、视自己为优等他人为劣等的霸道民族。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个强权近年来更加嚣张跋扈：两极世界的解体，制约力量的消退，使得某个东西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它要寻求独霸天下。由此引发出我们一个同样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担忧：持续半个世纪的人类和平进程，也许要接受一次考验。

强权政治的简单逻辑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否则我就揍你。而对付强权政治的逻辑同样简单：不能一味听从你的“不合理”摆布。你要压迫我、欺负我，我就要与你抗争。否则，一味地妥协忍让只能让他们更加飞扬跋扈、更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这样一来，便可能存在两个逻辑：

一种是张伯伦式的“绥靖”：由此可能引发更甚的强权及其更烈的贪婪，而一旦这种贪婪超越被侵略者的忍耐极限后，引发激烈的生存反抗，引发较大范围的战争。它抢你一只鸡你忍了，他霸占了你的老婆你有忍了，结果他便觉得你是草包，要抢走你的全部。你还忍么？不忍。便是激烈的反抗，便是战争。

一种是岳飞式的“抵抗”：塑造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它的野心、强横稍有表现的时候，便让他碰壁、让他吃苦。唯其如此，才能把强权者的贪婪扼杀在摇篮里，才能求得持久的人类和平。

那么，这种抵抗力量的根源在哪里呢？看来只有从民族主义情怀中获取。我们知道，一霸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的确强大，单纯地一个或几个弱小者都无法与它抗衡。可是，如若各国各民族都有足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那么，抗争者就必然不是一个或几个，而是成千上万。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批“强盗帮凶”，而是千千万万的“仗义英雄”。

也许，当代的“独霸”没什么传统，即使有，也没有像以前德国、日本那样的传统，它不会充当二战发起者的角色（但它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强权倾向）。可从另个角度看，如果真有那样的角色，那么，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怀，必然成为他们的强大障碍。

一直以来，我们把民族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看法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抑或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则是国际主义，他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如此一来，好像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坦荡地认同民族主义。

可是：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国际主义有着怎样的存活、发展条件？国际共运史中，那些实际活动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遵循和坚持的是怎样的“国际主义”？当代条件下，我们是否存在光明正大地提出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实际上，民族主义至少在斯大林那里有着强烈的表现：他并不因为“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并不因为“兄弟般的友谊”、并不因为“高尚的国际主义”而损害他们“苏联民族”的利益。赫鲁晓夫表现更甚。而毛泽东之所以获得成功、得到人民的爱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当是重要原因之一，只不过，他的这种情怀是用于“捍卫”而不是用于“侵略”，所以，在根本点上是健康的。

我不敢说当代中国有着多么强烈、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我却感到存在一种潜在的倾向、征兆或曰“暗流”。

我敢说这种“暗流”不可能泛滥起来，也不可能具备怎样的社会基础（包括民意基础），但我同样认为：如果不注意克服、扭转它，它就会伤害我们的精神、进而伤害我们的发展和建设。

这种暗流的主要表现：

一是“崇洋媚外”。对一些庸俗“公众”，他们的理由好像简单的很：你看，人家有多富？好像，有钱的人便是美的、有钱的国家便是好的。对一些庸俗“精英”，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你看，人家“多民主多自由”，而其深层原因，仍在于人家的富有。结果，便诞生了大批的当代“东施”：低级的，便把自己的黑发染成别人的黄毛、把自己的黑眼珠换作别人的“蓝精灵”；高级的，便说自家的政治、文化、家庭、爹妈乃至自家的英雄，全部地不行，别家的自然就是好。（有感于此，我曾写过一文：东施效颦可以休矣）

二是“自卑自贱”。深厚悠长的传统文化曾经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珍贵精神，正是它，保证这这个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数度拯救我们的民族与危难之中。可自从近代国门敞开以来，这个国度却逐步滋长出那种日渐嚣张的“自卑自贱”心态。此种心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式微，而近些年来却又有回光返照之势。因此我们便看到一些“见到洋人矮三分”的病态现象。比如，中国的“士人”向来有气节，可当代一些“士人”却让我们“提不起气”，总有这样一些“专家”们：扯着“西爷虎皮”充大旗，抱着“西爷理论”当资本，参加个哪怕是不三不四、不入流的什么“国际学术会议”，好像就立马“身价陡增”了。

三是“洋云亦云”。对纷杂国际事件的看法，以及各种政治观念、社会学说等，尽管自有其真假对错和是非曲直，但背后必然隐藏着相应的阶级性，隐藏着相应的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等，由此产生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引发不同的观点和态度。美国有他的观点，各国也有他的观点；政府有他的观点，平民也有他的观点。此处不论其观点如何，仅看各类人等对这些观点的态度。国内总有某些人，他们好像特别地相信美国政府操纵的宣传机器，因为他们就是那样地庸俗肤浅：人家说的就是比我们说的可信（其中的原因，也需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如此一来，“洋云亦云”，人家怎么说，我们就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大唱其咏叹。真可悲可笑之至。我实在忍不住要奉劝此类人等：学一学毛泽东1938年（好像是）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评判吧！

作为上述民族虚无主义的反动，当代中国也潜在着一种不健康、最终不利于我们发展建设的“狭隘民族主义”。它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走到另个极端。其表现，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反动。不再赘述。

1、中华民族向来有着较为博大的情怀，它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和平发展的正常年代里也往往不是那么鲜明凸现的。这一特征，使这个民族在面临山河破碎、国家败亡的关键时刻，会有两种表现。其阴暗的表现，便是总会诞生一批的汉奸、“族奸”；其光明的表现，便是勃然滋长出强大的民族力量，埋葬一切侵略者。在八年抗战时期，我们便看到了这两种表现。

2、也许是因为多年的和平环境，也许是因为当代纷杂的社会环境，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时下的中华民族正在远离蓬勃和浩荡，正在滋长委靡和平庸。

怎么办？

动员起来，找回蓬勃、找回浩荡吧！

3、我们的当务之急，肯定是寻求自身狠韧的发展，抑或要在韬光养晦中发展。就算是为此目的，也需要铸就蓬蓬勃勃、凛凛肃肃、浩浩荡荡的民族精神。其间的道理，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4、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世间很多规律、很多事情、很多发展阶段是不可强行超越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跃进时期强行搞大食堂，便是超越。可如若发展到某一天，家庭主妇主男都懒得做饭、又有钱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大食堂”则必会应运而生。

但我们同样感受到：人是能动之物，人的能动努力虽然难以改天换地，却完全可以惊天动地。正如马克思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再借用并改动孔子一段话：“强势”之德风，“弱势”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我们动用我们的能动，造就足够强势的正当环境，则又会促成或抑制某些事情。

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精神的塑造也是如此。运用权力强制铸就某种精神，固然不可取；可如若单纯地“任其自然”：任凭邪恶自然地破灭、任凭正义自然地成长，也是消极的。

更何况我们注意到，当代强权政治凭借着其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和足够的“人性现实性”，对我们的很多文化、观念等，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侵蚀力和冲击力。当此之下，如果不人为地把我们的“正义”之德造就为“强势”，那么，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便是：正义之德草！

正是基于以上感怀，我觉得：刻意弘扬民族主义精神，也许是必要的努力之一。只不过，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极端的、狭隘的，也不是虚假的、愚蠢的，而且，在当代，它的直接表现就是：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