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文艺和尽职

刘可非

2004-12-25

近来，主要是为了消遣，看了几部韩剧。断断续续地没有看全，而且看过之后剧名也大都忘记了。尽管如此，这些韩剧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剧中的形象大都很尽职。或者说，这些韩剧有意无意之间都在教育人们——要尽职。

记得有一部很长的肥皂剧，叫做《看了又看》。虽然我既没从头看，也没有看到尾，却对其中的一个情节印象深刻。

有个小学生的班主任，发现他班里的班长带领全班同学排挤本班另外一个孩子（而远在此前，这个班主任曾向全班说过一件发生在别处的事情：曾有一个小孩因为受到别的孩子的排挤，而郁闷自杀）。发现这个现象之后，这个一向温文尔雅的班主任，把这个班长叫了过来，很严肃地向这个孩子讲了很多道理。第一，不能把自己的天生聪明用来当作排斥别人的资本；第二，在本应纯真善良的孩童时代做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错误（老师已经向你们讲过此类事情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三，他最讨厌冷酷无情且不善良的人；第四，是个男子汉就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并要改正。他让这个孩子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使这个孩子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请求责罚。孩子请求责打手心20板，老师打了他5板。孩子的妈妈得知之后，大发其雌威，让老师向他们赔礼道歉，否则就要上告。而这个老师呢，宁愿自己辞职也不去道歉，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

我当然认为这个老师的作为很正确，这5板子打得也不过分，是这个孩子所犯错误的应得回报；老师讲的那些道理，不止适于孩子，对全部人群都是适用的；这个情节，很是细微，然而，它内蕴的价值理念却很是高尚伟大；这个教师，很是普通，然而，却应该令很多伟大教师和伟大人群感到汗颜，至于我，更是顿生自愧不如之慨。我还以为，这个情节值得挖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只不过，这里我想说的重点，还不是这个情节本身，而是由它引发的其他一些感触。

（一）我不知道韩国政府及其“宣传部门”是否要求他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弘扬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只知道，我们引进来的一些韩剧，却很是符合我们对文艺作品提出的那些要求。

（二）我看到：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文艺作品，鲜有类似韩剧那种格调的作品：紧贴平民大众生活，在平平常常、轻轻松松、活活泼泼中引人向善，催人上进，教人尽职。记得多年前，我国曾有过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叫做慧芳的形象（至今记得是凯丽主演的），格调很好，也很受国人欢迎。只可惜，此类作品好像已经在我国销声匿迹了。反而，暴力色情、奇闻探秘、贵族轶事、无病呻吟、极端利己、犯罪枭雄等沉渣污垢泛滥成灾，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屏幕，轻视文化、抛弃文化弥漫人间，贵族意气、无病呻吟飞扬跋扈……

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实应当引起我国专门人士的思索。我既不是“管宣传”的，也不是搞文艺创作的，本不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可还是忍不住去琢磨。我发现，根本原因不外两个方面。首先是创作者，他们本身的道德和艺术素养，他们本身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文艺的理解、认识和追求，对上述现象是难辞其咎的。第二方面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社会氛围和大众需求，或者说，在于那些观看文艺作品的广大人群——你们有怎样的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高尚的作品来引导人、感染人、鼓舞人，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高级要求”。这个要求很类似于对企业家提出如下要求：你们应当把发财放在第二位，把让老百姓丰衣足食放在第一位。然而，“市场经济社会”还会造就出对文艺工作者的“现实要求”：创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然后用这些作品从大家的腰包里掏出花花绿绿的钞票。这个要求很类似于对企业家提出如下要求：你们应当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然后就可以发财致富了。

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

文艺工作者和企业家都是人，都是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人。既然我们允许甚至鼓励企业家们按照“现实要求”去“发财致富”，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反对抑或压制那些文艺工作者去按照 “现实要求”“生产”那些“文艺作品”来挣钱挣名呢？再进一步，如果你的那个“时代要求”就是那些暴力色情之类，或曰，如果你所造就的那个社会群体偏偏就愿意观看欣赏那些奇闻探秘、贵族轶事、帝王将相、无病呻吟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的那些“文艺工作者”适应这种要求，创造出这类“无愧于时代”的作品，难道不是很应该“理直气壮”的吗？

中国有谚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诚此谓也！

（三）再回到前面说的那个韩剧情节。里面的那个老师，显然具备了两个特别珍贵的做人的素质：一曰正直，二曰尽职。此处不论正直，单论尽职。

我没有直面接触过韩国人。可是，透过韩剧，我便觉得韩国人好像比我国人要更加尽职。否则，我们便只能怀疑韩国剧作家在塑造“高大全”这一点上，比之我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过而无不及；退一步论，就算是韩剧中的众多尽职形象是剧作家们造出来的，那么，我也宁愿剧作家们这样去造，这不正是文艺作品应该具备的功能和应该担负的职责吗？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接触韩国人，也不需要实地考察韩国社会，就应该相信韩国人要比我们尽职些，至少要比我们更加推崇和喜爱尽职的人。这是因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总会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可分割。如果韩国社会中不存在大量的“尽职现象”，那么，剧作家们应该很难“臆想”出这样多的“尽职形象”；退一步论，如果韩国人不推崇和喜爱尽职的人，那么，就算是韩国剧作家造出这样的“尽职形象”，韩国老百姓也不会去看，如此一来，这类电视剧的结局，必也应了这些年来一直流行的一句话——被市场否决。

（四）接下来，再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尽职，宝贵到什么程度。

人类组织有了社会分工以后，每个人便有了他所应尽的职责。要想让人们尽职，泛而言之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强迫”：依靠各类外部强制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尽职；另种是“激发”：让每个人在内心深处真诚地具备尽职尽责愿望。

我一直认为，对人这种动物，单纯依靠外在强迫力量，是难以让其就范的。也即，法制的思路至少不是万能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法制的思路是无能的。比如，对于尽职，就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傻子，对他所从事的工作对他提出的职责要求，总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这个人在内心深处不想去尽职，那么，即使你设置多么完善的外部约束条件，他总会想出对抗这些约束的办法。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样来的。反过来，如果他内心深处真的想去尽职，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了。

很难想象：如果在一个国度里，人们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那样做，而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那样做，这个国家怎能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这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得会是怎样痛苦。

所以，作为一种品质，尽职的宝贵，在我看来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也许仅次于正直，或者，只有把正直和尽职结合起来，才能使两者各得其所。

第二，尽职的要求过分吗？

如果说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之类的品行，对当代的人们来说是个很高级、以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要求，那么，恪守职责、尽职尽责，应当是任何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所以，要求人们尽职尽责，一点都不过分。正因如此，在一个国家里，达成尽职，不该凭借法规之类的强制性手段，而应该凭借人们的自觉。可是，要想让人们自觉地尽职，那么，造就必要的社会氛围则是不可缺少的，而造就此等氛围恰恰需要文艺作品的努力。

第三，单纯依靠文艺作品不能造就足够的“尽职氛围”。

建国以来，我国人一度具备强烈的尽职心态，乃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基本要求：各行各业的人们不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付出几乎全部的热情，甚至达到公而忘私的境地。可后来，众多因素导致国人尽职情怀下降，以至流行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造懒汉。

记得改革之初有篇蒋子龙写的小说，叫做《乔厂长上任记》，很有影响。那里面顺便写到了一个到中国来提供技术服务的德国工程师，因途中旅游耽误了行程而迟到，结果，来到中国工厂以后特别卖力。自那时起，便滋长出一种或明或暗的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易于造就尽职尽责的人群，因为有现实为证，比如西方国家，再如同处东方的日本、韩国，都是如此。

可时至今日，忽忽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也引入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可我们的尽职意识较之过去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我的认识是：减弱了。当时代，社会成员“不安其位”的现象格外突出，很多的人们不是去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应尽职责，不是象五六十年代那样把聪明才智用在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上，而是琢磨怎样才能通过“捷径”、利用工作职责赋予他们的便利，来升官发财沾便宜。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没有走出人家那样的逻辑呢？难道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国人有种大国心态、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这个理由好像也不成立。既然如此，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我不想再去寻找什么答案了。

因为我知道：糟糕的文艺必须对这种现象负责任，但它们绝不是罪魁祸首。

（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其成员缺乏最起码的尽职意识，那是很可怕的。

由此联想到日本人。对日本人，他们的过去以及最近的种种表现，都让我找不到足够的可亲可爱之处。然而，一直以来我却不得不羡慕人家的尽职意识。到了现在，连韩国人的尽职意识都让我羡慕。

如果我们不尽职，如果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造就了国人的不尽职，那么，我们已有的发展会掺杂着怎样的水分，我们为这些发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以及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怎样的阻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激情如火http://jqrh.top263.net首次发布2004-12-25